這是一篇關於墨學的研究計畫「『由身入知以實踐 』─《墨子》思想系統重構」」（一）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西方哲學淵遠流長的發展中，身體(body)被重視，成為哲人思考、闡釋之要角乃二十世紀中葉之事。從哲學史角度視之，此可稱為「身體轉向」(the body turn)。[1]身體何以成為焦點？除社會變遷、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文化演變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對自柏拉圖以降後至笛卡爾重心輕身之身心二元論的深刻反省。[2]與世界哲學研究的趨勢接軌和對話，已是現今中國哲學研究者無可避免的任務。然而一種中國哲學研究的「身體轉向」，是否會淪為一種對西方哲學研究進路的比附以至喪失中國哲學研究之主體性？又或者，這種借鏡西方研究取向的作法是否具合法性？在回答此問題前，我想先借前人之闡發略述中國哲學之基本關懷。

    中國哲學自先秦開始歷經千年發展，已形成以儒、釋、道三家為中心，各自獨立卻又相互參透、影響的哲學系統。對此牟宗三曾表示：

      中國哲學的中心是所謂儒、釋、道三教……三教都是「生命的學問」，不

      是科學技術，而是道德宗教，重點落在人生的方向問題……「生命的學問」

      講人生的方向，是人類最切身的問題……中國人「生命的學問」的中心就

      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稱為心性之學。[3]

[1]「在西方哲學史研究中常見一種『轉向』式的時代劃分，諸如，古代哲學是本體論取向，其運思的典型問題是『世界是什麼』」，以笛卡爾(Descartes)為代表的近代哲學則『轉向』認識論，『主體性轉向』的運思模式是『我能認識什麼』，至於現代哲學則發生了『語言學轉向』」，「身體轉向」是在「語言學轉向」後又是一新的研究領域拓展。參陳立勝，《「身體」與「詮釋」──宋明儒學論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5。

[2]重心輕身之身心二元論造成的影響與身體轉向對其進行的反省概述可參註1，頁5-29。

[3]牟宗三，〈中國哲學的未來〉，項維新、劉福增主編，《中國哲學論集(現代篇3)》，(台北市：水牛，1997)：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