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烏克蘭人是不是一直都討厭俄羅斯人？」
回想起來，在烏克蘭南部長大的我和同齡人其實深受俄羅斯語言和文化的影響。我們並不認為俄羅斯構成威脅，反而覺得它更像一個奇怪的鄰居，我們有著共同的文化特徵。
但2022年2月24日，一切都變了。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的那一天，成為了整個民族的轉折點。多個世紀以來被忽視的烏克蘭集體創傷突然爆發，我們開始意識到並認識到這些創傷在我們自身歷史中的意義。
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我的烏克蘭家庭總是有食物障礙，從不浪費食物，強迫自己吃完每一餐？這源於1930年代蘇聯在烏克蘭製造的人為大饑荒「大饑荒」（Holodomor），我的祖先為了生存不得不吃生穀物。
為什麼我無法重建家族樹？因為我的許多親戚先是被俄羅斯帝國消滅，然後又被蘇聯勞改營系統消滅，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也沒有人被允許談論他們。
為什麼我的祖父患上了癌症？因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後，他被黨派去執行任務，卻沒有任何關於危險的信息或認識。
為什麼烏克蘭沒有代代相傳的財富？為什麼我們沒有開業數百年的老字號咖啡館或企業？為什麼有些烏克蘭人根本不會說烏克蘭語？
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指向一個共同的源頭——那個世世代代給我們帶來痛苦的國家。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當我聽到俄語時，我會回到祖先第一次聽到這種語言時的生存本能。這就是為什麼當我遇到俄羅斯人時，我有時會感到窒息，只想盡快逃離。
埃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稱這種現象為「集體痛苦身體」。它源自於一個國家內部的集體暴力行為。年代越久遠的國家，通常「痛苦身體」越強烈，因為它們的形成和維繫過程中經歷了更多的暴力。奴隸制、種族屠殺、內戰——不一而足。即使一個國家對此毫無意識或不願面對，這種深層的民族記憶依然存在。
國家的「痛苦身體」可能表現為緊張的對話（註定以衝突告終）、潛在的暴力（隨時可能爆發）和極端主義（來自任何一方）。所有這些緊張局勢都隱藏在日常生活表面之下，只要有人觸碰到集體傷口，它們就會開始疼痛。
那麼，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種集體創傷呢？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的憤怒和傷痛。追溯它的根源，不要否認這種痛苦。即使過去了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你的身體可能仍然承載著這種集體創傷的重量。
其次，我們要尊重它。畢竟，你的「痛苦身體」是作為一種生存機制而發展出來的。在你祖先生存的某個時期，與某些群體打交道意味著危險、苦難，甚至死亡。
最後，我們要對周圍他人的「痛苦身體」保持敏感。在判斷、徑直否認或建議別人「克服痛苦」和「向前看」之前，讓我們退一步。試著去看看他們是否仍然處於痛苦之中，以及這種痛苦可能來自哪裡。
讓我們尊重彼此的「痛苦身體」——它們如此脆弱，漂浮在我們的記憶和對話之間，等待被正視和理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開始療愈，而不是讓仇恨代代相傳。
參考資料：
1. Eckhart Tolle的「痛苦身體」概念：https://www.eckharttolle.com/
2. 烏克蘭大饑荒（Holodomor）：https://holodomormuseum.org.ua/en/
3.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focus/chernoby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