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mstedt 指揮舊金山交響樂團演奏理查史特勞斯交響詩《英雄的生涯（Ein Heldenleben）》，從第一個音就充滿活力。
史特勞斯對羅曼羅蘭說：「我不是英雄，我沒有力量，我不戰鬥；我退場，我沉默，我要和平。」但依然有人認定史特勞斯該曲中之「英雄」就是作曲家本人。
說實在，英雄又何如？不英雄又怎樣？
鄭愁予寫金門，「金門的見證／永遠是歷史的預言」，最後呢？「天使啊／合手酒來／這一大白就敬了咱們的和平女神吧」！在那戰爭的島，用火寫詩的年代，鄭愁予沒歌詠半個英雄！
音樂史的「前浪漫」，始自拿破崙稱帝。大英雄拿破崙在歐洲一鬧，知識份子失望，社會進入自我審查的肅殺。不少音樂家、藝術家寄情閨房花酒，小家璧玉成為主流，大師如蕭邦、李斯特的小品，冠上「別離」、「蝴蝶」之類文學意義稀薄的標題，若嚴厲批判，是「文以載道」的極端，格局零碎。
但到了史特勞斯的後浪漫時代，音樂是文明象徵、是天命，專家卻好以難解的哲學開示繁複龐大的樂曲，是否令聽者卻步？
拿破崙後百年，納粹蹂躪世界，尼采式英雄思維被鄙棄，步入卓別林的反英雄。如果英雄就是自己，曲子最後獨對南山的孤寂小提琴，固眾芳之所在，即便未得到合度評價，最後和弦在安定中迴光，英雄氣概儘管飄渺，卻未隨時空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