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迄今,台灣的電影映演歷史上曾有兩波進口「性衛生/性教育電影」的高峰。第一波約於1949年底至1951年間,引進以美加與日本出品的影片為主;第二波則自1969年至1970年代中期,此間進口的影片絕大多數係歐洲攝製,其中又以西德的出品最具代表性。
本文將介紹第一波的「性衛生電影」(sex hygiene film),它們對話的客群約莫是現今所稱的沉默世代(Silent Generation),也可以說是嬰兒潮世代尚需尊稱長輩的一群人。在過去的社會背景裏,這類影片通常具有兩面性格,以下首先由它們的教育功能述起。
性衛生電影的性格之一:彌補七十年前高門檻的生理衛生教育
拜「學校教師略過性教育章節」的經驗廣受傳頌,一般人似乎很容易誤解過去的台灣社會毫無相關資源。筆者在此邀請讀友藉著兩個途徑重新思考:一是當時如何聚焦性的知識,二是能夠從哪些管道獲取這些學問。
早期的台灣社會對於「性教育」的觀念大抵以男女兩性的生理結構以及相應的衛生知識為中心。一般常以「生理衛生」稱代講述這類學問的教材或書籍。在1940-50年代,教育部僅針對初級中學頒布「生理與衛生課程標準」。惟其時的義務教育僅止於六年的國民學校,當時的教育水準普遍不高,因故有相當廣大的群眾無法透過正規的學校教育獲得性生理知識。
在學校教育的範疇外,市面亦有報章以及衛生或醫學主題雜誌不定期傳達生理衛生知識,此外亦有《生理衛生學》等多種教授學術知識的書籍。不過,其時的生理衛生教育資源經常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僅配有極少量圖片,對於教育程度不高的普羅大眾並不友善。同時,在圖書館體系不如今日發達,資訊流通的管道也有其侷限的條件下,無論是透過閱讀報紙、雜誌或是專門的學術書籍獲取性衛生知識均需要相當的門檻。
因故,易得性高、內容生動的電影即能夠在非正規場域發揮生理衛生教育的功能。
性衛生電影的主題:婚前性行為、孕育與分娩、性傳染病
戰後的美國與日本產製的性衛生電影,其內容恰巧呼應國人對於性教育的理解,雖然也探討性的社會與文化面向,但主要聚焦於性的生理面向。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當時的性衛生電影除了著眼於社會大眾關切的婚前性行為(即過去俗稱的「貞操」)以及婦女如何孕育乃至分娩的知識,也經常探討性傳染病的防治。
美國片:獨立製片、格局迷你的性剝削電影(sex exploitation film)
戰後美國性衛生影片的風潮,可以追溯至1944年出品的《Mom and Dad》。該片製片Kroger Babb早前曾與兩位露天放映商人利用舊片加接孕婦分娩實況,搭配新拍攝的衛生解說,在部分地區小獲成功。受此經驗啟發,Kroger Babb廣邀投資並自立公司攝製出《Mom and Dad》一片。片中講述少女未婚懷孕,男友獲知趕來探視途中空難身亡,未幾求教於一位生理衛生老師。這位老師過去曾在課堂上解釋性知識,慘遭少女的母親投訴而去職;藉此機會,他便嚴正解釋家長對於性的忌諱態度,才是造成少女無知而犯下錯誤的根本原因。本片推出後轟動全美,不僅締造相當票房,且多年間映演不輟。
《Mom and Dad》的空前成功,使其他製片人嗅到商機,於是催生出後續多部同類型影片,且它們多數曾引進台灣上映。首先是同樣鋪陳婚前性行為問題,且劇情亦套用相同公式的《珍重青春》(Street Corner,1948)。是片由一位家庭醫師以勸世的態度倒敘並擔任旁白。原來女主角的雙親疏忽於性教育,導致她珠胎暗結而求助無門,起先她本想與男友私結婚約,怎料郎君車毀人亡;她只好透過小吃店老闆娘的幫助,尋密醫人工流產,不幸傷身,這才東窗事發。孜孜不倦的醫師不但提醒少女的父母學習寶貴教訓,更向醫院內的數十觀眾放映生理衛生影片,敦促大眾謹記性知識與紀律的重要。
美國的性衛生片,在台灣最為名噪一時者當屬《衛生寶鑑》(Because of Eve,1948)一片。《衛生寶鑑》與稍早來台映過的《生育寶鑑》(The Story of Birth,1948)可能應用近似的素材,但內容與長度都大幅擴展。當時其它的性衛生電影大抵是劇情片形式,僅在故事中穿插少許生理衛生講解片段;或者將陳年的產科醫學紀錄片組合成為新的集錦。《衛生寶鑑》所以突出,拜其全片僅以簡單的情節串起長達40分鐘的精采紀錄片。
《衛生寶鑑》裏的主人翁乃是一對夫婦,當倆口為了孕產之事就教於醫師時,竟驚覺彼此原來曾經未婚生子/感染性病。為了化解夫婦間因此發生的糾紛,並促成兩人的美滿家庭,循循善誘的醫師再度出馬(正巧也是《珍重青春》的同一位演員),陸續藉著兩人回診時,放映三支紀錄片加以教育。這三支紀錄片依序是關於性傳染病的防治、男女身體構造與生殖原理,以及順產與剖腹產兩種分娩實況;片中包羅怵目驚心的性病檔案照片,更以精美的動畫呈現生殖過程,甚至人體構造講解的段落是由真人裸體擔任模特兒。前述種種,很難不教人留下深刻印象。
相對於旨在與社會風氣對話,或者展示醫學知識的性衛生電影,也有打著相同名號,實際上顯然偏向賣弄色情之流,《科學嬰兒》(Test Tube Badies,1948)即為一例。是片敘述夫妻婚後久久不孕,醫師診斷丈夫的精蟲活動力低落,難以成孕,於是介紹最新的人工受孕技術,以期倆口能有幸福家庭生活。片中的科學知識全靠演員口述虛應故事,實際的賣點恐怕是女主角舉辦派對,一群賓客荒腔走板、跳起脫衣舞甚而上空肉搏的場面。
當時無論東西方社會,性別隔離的現象皆較現今明顯,性衛生電影在美國當地放映時,多採「男女分場」,即部份場次限男性入座,部份反之。影片進口到台灣後也常採取類似模式。有趣的是,台灣的「男女分場」不盡然是徹底的性別隔離,例如《衛生寶鑑》在西門町的台灣劇場上映時,即採樓上席開放給女性觀眾,樓下席開放男性觀眾的方式。其它不實施分場的性衛生片,則常公告謝絕16歲以下觀眾,因此可謂之戰後「成人電影」的始祖。
日本片:由官方而民間,由政宣教育而異色
日本出品的性衛生電影則有截然不同、帶著官方與專家色彩的背景。一方面,戰後日本推廣現今通稱的計畫生育,有關單位對於性衛生教育原具一定程度的積極,推出過諸如《母子手帳》(1947)的宣導短片。稍後又出現官方與民間合拍,乃至民間自行攝製的性衛生電影。這些影片在當地皆可通稱為「生育計畫電影」(バスコン映画)。
另一方面,由於戰後初期的政策未能防治性傳染病的蔓延,同盟國軍事佔領時期的公共衛生福祉局遂展開針對所有日本人的性病防治計畫。性衛生電影《玫瑰多刺》(花ある毒草,1948)即是在此背景下,由鹽野義製藥株式會社製作,並與泌尿外科、皮膚科醫師以及性病醫院的合作而完成。拜該片呼應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的政策,又與同年公布的防治法與性病防治宣導展覽相輔相成,因而一度廣為發行,成為宣傳教育的實用工具。
《玫瑰多刺》不但具有前述特殊的誕生背景,它也是台灣戰後重新開放日片進口後,第一部上映的日本新片。是片經過七十餘年或已不存,幸得留有雙版劇本。根據金普慶(김보경)的研究,該片結構含三個部分,首先介紹「梅毒的生態學」,第二部分則是「淋病的諸面向」,最後一部分則談「愛情的前奏」。
另一部曾在台灣上映的性衛生電影《美的本能》(美しき本能,1949),則具專家背景。該片原典為心理學家式場隆三郎於同年出版集合多項主題的性教育專書《美しき本能》,電影本身業經由他指導與編寫。全片分為四個方面,分別是「生育的奇蹟」、「處女之生理學」、「性慾與愛」以及「激情的道德」。
以上兩部皆可視為正規的「生育計畫電影」。不過到了1950年代初期,這種製片路線開始在民間有機發展,一些製片公司以性教育名義拍攝聳人耳目的「偽生育計畫電影」。同時,各種有關「性」、「性教育」與「裸體」的成人電影大會先後展開,有的專門放映生育計畫電影,有的則混雜正規與假性的影片。雖然生育計畫電影和賣弄色情的影片之間有明顯分別,但由此顯示觀眾的態度似乎難以分辨。
性衛生電影的另一種性格:遊走於曖昧地帶的刺激性奇觀
接續前文,雖然性衛生電影在相當程度上確實扮演傳遞知識的角色,並且在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時代替代官方的生理衛生教材觸及更多角落。不過,觀眾如何看待它們則可能是另一回事。試想現今的學生接觸健康教育素材尚且未能除盡有色眼鏡,遑論七十多年前的觀眾對於公然觸及「性」的電影如何作想。
1950年代相較於今日,「男女授受不親」的性別隔離相當顯著,性也更加無法言說,即使是正式的生理衛生素材也必須避免猥褻而以文字描述。可想而知,性衛生電影內含的男女身體構造、患有性病症狀的生殖器官圖片,乃至產婦分娩畫面能夠為觀眾帶來的感官刺激自是強烈異常。
性教育與「色情」歷來即有持久不衰的界線之爭。這也可以視為引進性衛生電影的片商得天獨厚的條件,因為片子只要能夠通過檢查,後續即使中規中矩地在平面宣傳標榜「醫學」,觀眾也很可能逕自聯想到色情。以當時男女分場的性衛生片而言,觀眾的比例往往產生顯著的性別落差,多少可以說明他們的心態並不全然在於學習生理衛生知識。
後續
性衛生電影在1949-51年一連串映演之間,拜其題名常有「寶鑑」二字,於是一度以「寶鑑電影」為台灣民眾所知。其實,期間有些事涉男女關係的劇情片諸如白光主演的《風流寶鑑》(1949),以及後來引進講述性別關係而未必與性生理有關,可謂之廣義上的性教育劇情片也循著相同的方式命名,例如日片《少女寶鑑》(続十代の性典,1953)就是一例。
1955年四月,在劇情片《少女寶鑑》與性衛生片《男女寶鑑》接連上映之後,著名的政論家、時任立法委員的陶希聖以「揮淚呼天」為題投書《中央日報》,痛陳性氾濫乃是俄共腐化青年的手段之一,而一部接一部攜帶「黃色毒素」的寶鑑電影就正在達到共匪的目的。以今日的語言陳述,陶氏即指性衛生電影實為「紅色滲透」的工具。
該文刊出後,不僅《聯合報》黑白集大表響應,不出幾天,陶希聖更收到數百封讀者來函表達共鳴,其中雖不全是針對性衛生電影而來,已堪說明這類影片在當時果真引起不少民眾反感。
在此之後,性衛生電影不復從前盛況,並非由於片商與觀眾痛定思痛,一心反共,而是國外熱潮已歇,引進的數量自然隨之減少。後來的一段期間內,這類電影是以每隔幾年零星引進的頻率與台灣觀眾接觸。下一次的高峰,則要再等到1960年代末期在世界先進國家引起旋風的西德片《婚育寶典》了。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