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調成替罪羊？柯文哲的支持者如何透過心理防禦來維護信仰

台灣柯文哲案件與支持者的矛盾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柯文哲的人也知道，民眾黨的其他人之所以不呼籲橘子回台，是因為他們對內情心知肚明。同時，支持者長期被反柯文哲的人拿橘子來說話，因此他們也很清楚整個狀況。這樣的矛盾心態進一步強化了心理學對此現象的解釋。

一、選擇性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理論基礎： 根據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萊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於1957年提出的「認知失調理論」，當人們的信念、態度或行為之間存在矛盾時，會產生不適感，進而尋求調適。例如，如果某人堅信柯文哲是清白的，但又看到相關證據指出可能涉及不法行為，他們會產生心理衝突。

在本案：

• 如果支持者相信柯文哲清白，他們應該最希望「橘子」回來提供證詞以證明這點。然而，他們卻選擇避免討論這個可能性，甚至不願呼籲橘子返台。
• 為了減少內心矛盾，他們轉而攻擊檢調，將問題的焦點從「柯文哲是否涉及貪污」轉移到「檢調無能」。
• 這種心理機制讓支持者能夠繼續維持對柯文哲的信仰，避免面對可能違背自己認知的事實。

二、確證偏誤（Confirmation Bias）

理論基礎： 確證偏誤是指人們傾向於尋找、解釋或記憶那些支持自己既有觀點的資訊，而忽略或貶低相反的證據。這是一種普遍的認知偏誤，研究顯示人類在決策時普遍會受此影響（Nickerson, 1998）。

在本案：

• 支持者選擇性地強調檢調「抓不到橘子」，但忽略檢方已掌握的其他證據。
• 他們拒絕考慮橘子的證詞可能對柯文哲不利，寧願相信這個人「神秘消失」是陰謀論，而非逃避法律制裁。
• 這使他們能夠持續強化「柯文哲是被迫害的」這一信念，而不去面對潛在的事實。

三、沉沒成本謬誤（Sunk Cost Fallacy）

理論基礎： 沉沒成本謬誤指的是，人們因為已經投入了大量的時間、金錢或情感，而不願意接受現實、調整立場，即便這樣的堅持對自身並無益處（Arkes & Blumer, 1985）。

在本案：

• 許多支持者長期支持柯文哲，甚至曾為他投入大量心力、資源，或在社交圈中為他辯護。
• 一旦柯文哲涉貪的指控變得可信，他們會面臨一個難題——如果接受事實，就等於承認自己過去的支持是錯誤的。
• 為了避免這種心理痛苦，他們選擇繼續支持柯文哲，並且攻擊檢調來維持自己的立場。

四、群體認同與集體防禦（Group Identity & Defensive Mechanisms）

理論基礎： 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指出，人們傾向於透過群體歸屬來建立自我認同（Tajfel & Turner, 1979）。當群體受到威脅時，成員會產生集體防禦心理，傾向於否認不利事實、攻擊外部敵人。

在本案：

• 柯文哲的支持者形成了一個明確的「政治同溫層」，對抗所謂的「藍綠惡鬥」或「國家機器迫害」。
• 當檢調調查柯文哲時，他們會自動視之為政治迫害，而非依法調查。
• 這種群體認同讓他們難以接受柯文哲可能貪污的可能性，因為這會動搖整個群體的信仰體系。

五、柯文哲親友與民眾黨的沉默：最了解內情的人為何不呼籲？

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六個月內，柯文哲的親友與民眾黨各界並未公開呼籲橘子返台澄清真相。他們身為最了解柯文哲與橘子互動的人，理論上應該最希望這個關鍵證人能夠回國提供有利證詞，證明柯文哲的清白。然而，他們的沉默反而加深了外界對案件的不信任。

這種行為與心理機制的關聯：

• 若柯文哲確實清白，這些親友與黨內人士應當極力促請橘子回國，以釐清真相。
• 但他們選擇迴避這個問題，可能代表他們心知肚明，橘子的證詞對柯文哲不利。
• 這也與支持者的心理狀態一致——當內心已經有了答案，但不願意承認時，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轉移焦點，攻擊調查單位或政治對手。

結論：心理學揭示的潛意識矛盾

綜合以上心理學觀點，可以發現柯文哲支持者不願意呼籲橘子返台，反而攻擊檢調的行為，其實反映了深層的認知矛盾與心理防禦機制。他們或許內心已經意識到柯文哲的嫌疑並非毫無根據，但因為認知失調、確證偏誤、沉沒成本效應與群體認同等心理因素，他們選擇繼續維持既有信仰，而非理性地面對事實。

此外，柯文哲的親友與民眾黨成員的行為模式，也進一步驗證了這一點——即便他們是最了解內情的人，卻依然選擇沉默，而非積極請求關鍵證人回台澄清。這樣的現象，再次說明整個支持群體已經陷入同樣的心理模式，而這種模式正是人類心理學中常見的自我防衛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