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本文改寫自學校期中作業，原文以英文撰寫，已用ChatGPT協助翻譯，如有文字不成熟或是語病者，還請多多包涵！
跨世代的不健康權力關係經常偽裝成「關愛」而持續存在。在文學作品中，這種關係往往隱含於權威者的語言中，特別是在《暴風雨》（The Tempest）與《第九雲》（Cloud 9）中，情感操控往往是支配的幌子。 所謂的「不健康」，正是體現在權力者以愛或關心為名，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他人之上，進而影響對方對自我價值與人生方向的認知。這種操控，常源自未竟的欲望，就如同現實中父母將期待投射在孩子身上那樣。 在莎士比亞的《暴風雨》（1611）與英國劇作家蔡瑞兒·邱契爾的《第九雲》（1979）中，角色們皆經歷類似的變化：他們逐漸從父權控制中掙脫，從原本如傀儡般的生命狀態中取回主體性。 以《暴風雨》為例，當普洛斯彼羅向女兒蜜蘭達講述自己如何從米蘭公爵淪落至孤島時，他對女兒想了解真相的渴望絲毫不顧，反而將漫長的復仇敘事強加於她身上，將對弟弟安東尼奪權的怒火灌輸給蜜蘭達。她唯有沈默，才能不觸怒父親。這段敘述的本質，其實並非溝通，而是控制，語言被用來維持權力，而非建立連結。這點與《第九雲》中Clive與Betty之間的關係如出一轍：Clive以讚美、保護與表演為名，掩蓋父權的操控本質。 在《第九雲》中，Clive是一位自戀、虛偽的權威人物，他試圖掌控身邊所有人的生活。例如，每當Betty試圖與他人交談、建立社交關係時，Clive便強迫她留在家中，並灌輸她「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值得信任」的觀念。這種控制同樣發生在Clive與Edward之間，與《暴風雨》中父女的權力結構如出一轍。Clive不斷要求Edward表現出「男子氣概」，成為殖民地中符合上流社會標準的「紳士」。 Clive的自戀也在他面臨「關係危機」時浮現：他潛意識地將責任轉嫁給他人，進行情緒性的壓迫。Edward在這樣的影響下，內化了這些行為，轉而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他人，例如他與Joshua的互動——Joshua是膚色黝黑、卻被形容為「白人內心」的僕人。 而在《暴風雨》中也有類似的轉嫁關係。蜜蘭達對於父親不讓她與外人來往的憤怒與孤寂，最終投射到卡利班身上——那個據說曾試圖強暴她的原住民奴隸。無論是Clive還是普洛斯彼羅，他們都透過轉嫁，將自己內心的失落與控制欲施加到他人身上。 這種被偽裝成關懷的控制，也在現實生活中屢見不鮮。我自己的經驗中，我的外公便常將未處理的情緒與過往的傷痛轉嫁到下一代身上。他總是不斷重複那些老故事：他在軍中多麼優秀、他的兒媳如何虧待他、他的兄弟如何不懂感恩。這種情況在外婆去世後變得更為嚴重，彷彿我們只能靜靜聽著，誰也無法說不。 我的母親，因為對父親的愛與孝道，扛下了照顧外公身體與心理的責任。為了不出差錯，她搜集了各種資訊，從糖尿病長者的飲食指南，到營養補充品的副作用。但最吃重的，是她成為了外公情緒的唯一出口。外公總是不斷訴說他如何在弟弟與妻子相繼離世後受創，情緒重擔幾乎將母親壓垮。她在工作壓力與家庭義務間失去耐性，漸漸將這些情緒投射到我身上，時常抱怨我不夠體貼，讓我承受了她未曾出口的壓力。 這種「被迫的情緒與身體照顧」其實與劇本中的層級壓迫相似：原初的壓迫者，如Clive與普洛斯彼羅，或如現實中的我外公，往往是出於對自我肯定的焦慮或未竟傷痛的補償心理，透過父權去維繫權力與安慰自我。而第二層的壓迫者，出於同理與責任感，接收了父母未竟的情緒殘餘，在努力撫平他們創傷的同時，卻壓抑了自己的感受。當他們終於意識到自己無法改變上一代人的思維時，這股無力感也會向下轉嫁。 至於權力階序中最底層的人——那些最終的受害者——則無處轉嫁，只能將這些情緒內化。為了重建自尊與自主，他們往往選擇以激烈的行動改變環境，例如《第九雲》中Joshua向Clive開槍，或《暴風雨》中卡利班反叛普洛斯彼羅，皆是長期壓迫下的極端反彈。 《暴風雨》與《第九雲》皆呈現了一個共通的結構：情感操控被偽裝成愛，卻來自於內心創傷未被處理的投射。普洛斯彼羅對蜜蘭達的控制，是父權社會中最典型的情感壓制；Clive對Betty與Edward的支配，也展現了語言如何成為服從的工具。我的外公對母親的情緒勞動，母親再將壓力轉嫁給我，構成一個三代情感壓迫的輪迴，讓人難以逃脫。 這種壓迫結構的脈絡十分清晰：最上層的原始壓迫者，如Clive與普洛斯彼羅，為了維繫自尊與修補自我，施加控制；中層的繼承者則出於愛與責任，默默承擔情緒勞動，卻無從釋放；而最底層的承受者，當他們無處可逃時，只能選擇將創傷內化，或以極端行動向世界抗議。 或許，最令人心碎的並不是這一切有多壓迫，而是我們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打破這個循環，甚至不知道它是否有被打破的可能。但文學讓我們看見了這樣的模式，而也許，改變就從此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