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對等關稅」以來，全球金融市場屢起波瀾，幾乎沒有國家能夠逃過這場大掃射，即便9日特朗普又宣布「90天暫緩」，各國依舊不敢掉以輕心，中美貿易戰更是隨著關稅疊加持續白熱化。特朗普的下一步是什麼？「對等關稅」又將如何影響世界？這是當前各方的共同疑問。
面對全球政經的未知棋局，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於4月21日舉辦「全球政治經濟大師講座」，邀請到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事務學院暨政府系教授、BMW德國與歐洲研究中心主任、《地下帝國》（Underground Empire）共同作者亞伯拉罕．紐曼（Abraham Newman），以「特朗普2.0下的經濟安全」為題，剖析美國的「地下帝國」何以成形，以及特朗普發動關稅戰的真實目的。活動由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台灣韌性社會研究中心、美國喬治城大學台灣校友會共同協辦。
圍繞這次講座，《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四篇。本篇為第三篇，聚焦特朗普發動關稅戰的真實目的、可能結果，以及各方可行的應對之道。
特朗普關稅戰的三大目的
紐曼接著介紹特朗普發動關稅戰的目的，並以一句話提綱挈領，「這不只關乎經濟，更關乎政治」。
紐曼指出，目前許多分析都聚焦一個重點：讓製造業回流，為美國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但我認為這是用錯的框架來理解現況」。紐曼表示在自己看來，特朗普關稅戰更多是政治動作，並且包含了以下三大目標。第一，特朗普希望改變美國稅制，推動減稅。紐曼指出，為達到這個目標，政府必須證明自己擁有足夠資金，才能獲得減稅的法律正當性，也就是在參議院至少獲得50票，來通過稅改法案。因此發動關稅戰，就成為某種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來讓特朗普政府展示自己完全有底氣減稅，從而增加法案的通過機率。而稅改法案一旦通過，美國稅收制度就會從所得稅制，也就是對高收入者徵收較多稅的累進稅率制度，轉為更接近徵收消費稅的新稅制。
紐曼表示，從這個視角來看，關稅戰與台灣無關、也與創造就業機會無關，而是為了讓減稅政策通過所進行的政治操作。
第二，特朗普政府要挑戰以自由主義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紐曼指出，這次關稅戰明顯打破了舊秩序，特朗普此舉不僅是對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質疑，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宣告，美國不再偏好以多邊機制處理經濟互動。
紐曼分析，美國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當前規則侷限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目標。當然，關稅戰的結果可能是美國經濟衰退，但特朗普還是決意如此，這顯然就無關經濟邏輯，而是關乎政治權力，以及如何把權力極大化。
第三，迫使其他國家與美國重新談判。紐曼指出，藉著在全球範圍內單方徵收關稅，美國可以改變與他國的談判動態（negotiation dynamics），因為在關稅脅迫下，許多國家都必須重新與美國達成新協議，這就導致華盛頓與這些談判國形成了「支配關係」。而在這種關係中，特朗普與其政府內部人士可以要求各國讓步，即便關稅戰可能無助美國製造業、也難以提升美國經濟，卻可以讓這些美國的權力核心獲得凌駕其他行為者的地位。
紐曼表示，這種互動並不像一般關係的「忠誠測試」（loyalty test）：國家只要表明對美國的忠誠，就不會再被進一步要求；相反的，這是一種「支配測試」（dominance test），也就是國家只要讓步一次，就可能再被美國得寸進尺。
世界走向何方
紐曼接著前瞻未來發展。
第一，紐曼認為企業必須明白，自己身處一個充滿政治風險的新世界，這與過去企業投資被發展中國家國有化的情況不同；在當前的新世界中，全球化、生產、通訊、金融管道都是企業軟肋，對已經習慣全球化過去運作方式的企業來說，就種情況就像世界末日。簡言之，國際體系的運作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全球化正讓企業面臨新風險。
紐曼提到，自己近期也與亨利‧法羅（Henry Farrell，《地下帝國》的共同作者）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了新文章《醞釀中的跨大西洋科技戰爭：矽谷如何捲入地緣政治並迷失》（The Brewing Transatlantic Tech War: How Silicon Valley Got Entangled in Geopolitics—and Lost），內容同樣是在科技領域背景下探討相關問題：如果谷哥（Google）、蘋果（Apple）等公司與特朗普政府過於靠近，就可能危及自己的全球市場聲譽。
第二，紐曼提到「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問題，表示自己擔憂全球經濟即將裂解成不同「區塊」（blocks）。「當然講到這個議題，大家都自然想到『中國區』（China Block）、『美國區』（US Block），但大家也可以試想以下情況：美國一旦對中國徵收關稅，可能導致中國傾銷產品給世界其他國家，於是日本與歐盟等國家也連帶提高了關稅，其結果就是關稅螺旋式上升。」因此這不只是中美兩大集團的問題，而是支離破碎的全球秩序，會讓大家一起變窮。
第三，紐曼提到了尼古拉斯·穆爾德（Nicholas Mulder）的著作《經濟武器：制裁作為現代戰爭工具的崛起》（The Economic Weapon: The Rise of Sanctions as a Tool of Modern War），表示作者探討了過去「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的歷史案例，並且得出結論：國家應對經濟脅迫的方式，其實未必僅限經濟手段，也可能走向軍事行動，因為當一國認為自己已經遭受包圍，就可能以軍事手段解決問題，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日本就是一例，經濟脅迫其實加速日本在太平洋的軍事部署與推進。
人們要如何應對
紐曼接著探討應對之道。
第一，人們必須培養新意識，將經濟和安全問題合在一起思考。「在我任教的學校（喬治城大學），我們培養的是制定政策的未來領袖，但我們通常將經濟關係與安全關係分開講授。」紐曼指出，在當前局勢下，經濟與安全顯然無法截然區分，而這不僅關乎學校教育，也關乎企業與政府。紐曼認為，企業必須有關注經濟安全的人才，政府也是，兩者都需要針對時局進行人才培訓，來思考如何將經濟與安全相結合。
第二，各國應該建立應對經濟安全的機構。紐曼表示自己剛結束在日本的兩週訪問，而日本早就設有針對經濟安全的相關法案，也就是「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簡稱「經濟安保法」），也有以經濟安全為基礎的內閣辦公至，官僚機構中也有協調應對相關問題的機制。「但在美國，我們幾乎沒有這樣的東西。」而除了從各國的角度出發，也需要考慮區域共同協調的角度，「例如假設澳洲、韓國、日本、台灣成為被中美經濟脅迫的對象，他們該如何協調應對？」
第三，學者應該思考一套規範經濟脅迫的「新語言」。紐曼指出，人類目前無法限制惡劣的經濟脅迫，就像過去發明核武時也沒有制定任何規則，當時並不存在「相互保證毀滅」，因為這不是人們所知、所理解的事情。「但像我們這樣的人，我們必須想出那種語言，一套關於何時適合、何時不適合使用這些工具的原則與規範。今天我們談論經濟脅迫時，當然也需要類似語言。」
第四，不要只專注在「棍棒」上。紐曼表示，當一國對他國進行經濟脅迫，人們很容易就想到直接反擊，但最好的回應方式，其實通常是「胡蘿蔔」，也就是不要只考慮報復，而是思考如何多樣化與其他國家的經濟交流。「例如深化CPTPP，可能就是台灣、日本、澳洲可以考慮的途徑，來創造一個開放而非封閉的場域。」
紐曼最後提出三點總結。
第一，人們在過去30年搭建的全球經濟網絡，不僅是機會之源，如今也已經是脆弱之源。
第二，在外人看來，美國政府似乎是一台了不起的機器，確切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其實打開一看，裡面就像是幾個人整天拉操縱桿、喝健怡可樂，用各種方式來讓自己保持清醒，而不是以理性、有組織的方式做事，整體更像一部充滿戰爭迷霧的電影。這不是好事，因為這可能導致誤判或無法預料的後果。
第三，人們需要建立新語言、機構、規則體系，來避免經濟脅迫失控，否則全球化就會受威脅，這不只是一點點關稅、10%關稅的問題，而是更廣義的開放經濟市場可能不復存在。「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們都會變窮、甚至更糟，因此我們必須非常努力，來抵制對於這類工具的濫用。」
原文發表網址:
2025.4.27
Abraham Newman談美國・三｜特朗普關稅戰不是為了救製造業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3306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