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一個忙亂的早晨，鐵娘子社工師一早就被急診室緊急召喚，久久未回到辦公室。
我正納悶她去哪兒了，突然接到她焦急的電話。
她說，急診來了一位老伯，因昨晚倒臥在旅館門前被路人發現，經救護車送醫後，經過醫師評估跟檢查，目前已無醫療需求，卻卡在急診室出不去。
這位老伯疑似罹患失智症，無法理解醫療人員的話，只是不斷喃喃自語，且語意混亂、答非所問。
鐵娘子已請里長協助辨識身分，但對方也不認識老伯；她也報警了，但警方表示若查無身分，就需社會局安置；而社會局則回應，應繼續努力查明身分，非不得已不能隨意安置。
怎麼辦？要怎麼幫這位老伯找到他的身分與家人？
我立刻趕到急診室，老伯衣著髒污，眼神空洞，看起來不像街友。
我試著問他：「伯伯，你叫什麼名字？」
「……」他喃喃低語，眼神沒有焦點。
我又試了幾次，他始終語無倫次。我對鐵娘子說：「還是再請警察過來看看，看能不能查出身分或找到家屬。」
我聯絡了轄區派出所，也再次致電社會局請求到院支援。
「嘟嘟社工，鐵娘子剛剛應該有聯絡你吧？麻煩你來急診看一下老伯啦，警察說要我們找社會局安置啊。」
「你們先讓警察查看看，我人在外面，現在趕不過去。」嘟嘟社工口氣強硬，語音背景嘈雜。
不久後，兩位警察抵達，語帶無奈地表示昨晚就已處理過此案，但查無身分，他們也無能為力。
「但老伯已無醫療需求，不能一直留在急診，我剛聯絡社會局，對方也說還要再查身分，確認不明才能安置。」我重申情況。
警察也為難，擔心若帶回警局又找不到身分，沒有人能協助後續。於是我再次撥電給嘟嘟社工。
「你就跟他們說，真的找不到再來找我啦！」嘟嘟語氣不耐。
警察Ａ插嘴：「那我們記下你的單位和名字，到時候找不到就找你處理喔。」
在確保社會局承接意願後，警察決定將老伯帶回警局。
但老伯行動不便，無法自行走動。警察Ａ便說：「我們車子不好停進來，社工你們兩個推輪椅去警局吧，反正不遠。」
我與鐵娘子面面相覷，只能苦笑接受。
就這樣，推著輪椅，兩位社工與一位警察，浩浩蕩蕩地走出急診室，前往不遠處的警察局。
我思考著，
我們的工作界限在哪裡？
醫務社工到底該做到什麼程度？
醫院是否成了我們自我設限的場域？
警察局是棟老舊建築，沒有無障礙設施。我們合力把輪椅抬上樓梯。警察Ａ已等候在大廳，接著引導我們穿越走廊與台階，彷彿參觀古蹟般地深入內部。
醫務社工嘛，很難得有機會能夠「參觀」警察局內部。
抵達偵訊室後，警方開始協助採集老伯指紋進行比對。我與鐵娘子趁著等待的空檔與警察閒聊，也順勢了解這類案件的常見狀況與處理經驗，倒也不失為一個了解網絡單位的好時機。
終於，好消息傳來：警方已聯絡上老伯的兒子，對方正趕來。
約莫二十分鐘後，一位神情焦急的中年男子步入警局，一眼認出老伯。
我跟鐵娘子在一旁聽見，即時起身向兒子說明這次事件的過程。
兒子嘆了一口氣，向我們解釋，老伯罹患失智症多年，由兒子一家照顧。老伯時常自行外出，卻忘了怎麼回家，如果家人阻止，老伯就會向兒子、媳婦發脾氣，老伯也同時有被害妄想，常情緒失控，讓家中壓力極大。
「這次他趁我老婆不注意就跑出去了，我們報警了，但都沒有消息。衣服上原本都有繡名字跟電話，這次可能穿錯了，連愛心手鍊也不見了。」
他嘆著氣補充：「上週他才迷路，警察建議我們幫他做指紋建檔……謝謝你們幫我找到爸爸。」
「這是我們該做的，您辛苦了。」我們聽得鼻酸，也更深刻體會家庭照顧者的辛勞。
兒子蹲下，輕聲對父親說：「爸，我來帶你回家了。」
老伯看著他，緩緩點頭。
我們協助將老伯推到警局門口。鐵娘子擔心的問：「要不要幫你們叫車？」
「不用，我們家就在附近。」
兒子抱起父親，安置在機車上，再熟練地跨坐上車。這畫面讓我一時恍神——像極了童年時，爸爸騎車載我上下學的模樣。
「謝謝你們，我們回家了。」
機車緩緩離去，我與鐵娘子目送這對父子遠去，也向警察道別。
回程推著輪椅回急診室，我心中百感交集——
好險，老伯回家了。
但我也想著，如果是我父親，我是否能有這樣的耐心？
這場送返之路，既是醫務社工的工作日常，也是一次心靈的提問。
那天，兒子載著父親遠去的背影，如今仍深深印在我腦海中。
後記｜在模糊的角色邊界裡，堅持一點人性
老伯無名、無力，也無法自述。急診室不是久留之地，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一切可能，為他尋找身分，確保他「有去處、有歸屬」。
醫務社工在實務工作中，常面臨第一線的角色交織與邊界模糊：
我們不是警察，卻需協助確認身分；
我們不是社會局，卻成為資源盤整與通報的轉運站；
我們不是家屬，卻往往是在場唯一仍願意「多做一點」的人。
在制度縫隙與責任界線之間，我們不是沒有選擇，而是選擇了——不推開。
因為我們深知社工專業不只依據法規作業，更扎根於「以人為本」的價值核心。
我們無法阻止疾病奪走記憶、摧毀關係、切斷身分，
但我們可以在那段生命最脆弱的時刻，試著守住一個人的社會定位與人格尊嚴—— 守住那一絲「被認得」、「被尋回」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