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南區的哈赫拿爾森林，被譽為市區最後的秘境，卻有流浪犬出沒嚇壞遊客，臺南市動保處1月已移置39隻流浪犬，同時指出，南區哈赫拿爾森林和竹溪寺周遭是臺南市流浪犬重點管制區域，近10年流浪犬由數百隻減至約50隻，多有愛心人士管理，如今移置後，讓流浪犬有個安身處，遊客也能安心暢遊。
不過動保處巡查仍發現哈赫拿爾森林周邊有不明人士放置廚餘，可能再引起流浪犬群聚；動保處將加強管制，避免流浪犬等問題再浮現也呼籲民眾勿餵養、勿棄養，維護市區森林秘境。
踏進城南，遇見不被凝視的群體
製圖：吳寀彥
哈赫拿爾森林是政府修繕來讓民眾休憩的地方，當地卻出現犬隻遊蕩的事件，而網路上也時不時出現抱怨犬隻多的討論，甚至發生民眾受攻擊的事件，還有人將Google Map上哈赫拿爾森林的名稱改為「野狗森林」。而當地餵養民眾卻也層出不窮，甚至在森林內用圍籬非法圈養犬隻。
為此，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拆除了圍籬，並將39隻流浪犬移至灣裡動物之家旁的空地。而我們在今年五月實地走訪，哈赫拿爾森林內確實已沒有流浪犬的蹤跡，只有外圍——臺南市立體育公園一帶則有些已剪耳（已TNR）的狗群。
哈赫拿爾外已剪耳的犬隻。圖片來源：吳寀彥
目前臺灣對於遊蕩犬隻的政策目前是多管齊下、因地制宜，但最主要推動的還是「零撲殺政策」——是指動物收容所不再因空間不足或收容期限進而撲殺動物，而是尋求其他方式，例如領養、轉介或其他機構等來處理。 臺灣繼印度之後在106年2月6日成為亞洲第2個實行零撲殺政策的國家。（註：「零撲殺」與「零安樂死」並不完全相同。前者指的是不得對健康動物施以安樂死，但對於重病、受傷嚴重、無痊癒可能且痛苦明顯的犬隻，仍可在獸醫專業判斷下實施安樂死；而後者則是無論任何狀況都禁止安樂死。）
12夜（意即臺灣在實施零撲殺政策前所訂定的流浪犬政策——依通知或公告逾12日而無人認領、認養或無適當處置之流浪動物得以宰殺）的終結，曾被視為一場動保運動的勝利。然而，撲殺停止了，流浪卻還在繼續。那些倖存的犬隻，如今棲身於城市邊緣，在曖昧不明的縫隙裡度日——牠們的未來，又該往哪裡去？
臺南市自推行零撲殺政策以來，率先實施TNVR計畫。 TNVR是零撲殺政策的主流配套措施之一，針對未絕育的流浪犬，進行結紮手術、注射狂犬病疫苗，並剪耳作為標記。詳細步驟如下：
製圖：吳寀彥
- 誘捕（Trap）
- 絕育(Neuter)
- 疫苗施打(Vaccinate)
- 回置原地(Return)
對於性情溫馴的犬隻，評估後會放回原地，以減少收容所壓力，而我們透過訪問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得知，會收留在動物之家的犬隻大部分是生病、受傷、具攻擊性或當地仍有大量流浪犬並不適合回放等原因使牠們進到收容所，因此雖然執行TNVR計畫，但收容所的數量仍然遠遠不及需要救助的流浪犬，導致收容所內的犬隻越來越多，超收嚴重。當TNR無法對症下藥、收容所超負荷運轉，流浪狗的未來究竟該歸於何處？這場無聲的角力，是否正讓「零撲殺」逐漸變成無解的理想？
人類喊著文明，卻不懂如何安置沉默的生命
依據農業部調查各縣市遊蕩犬數，臺南市107年為22,176隻，109年為19,539隻，111年為11,373隻，顯示遊蕩犬管控具有成效且逐年遞減當中。然而，目前113年臺南市預估遊蕩犬數量為19990隻，在全臺排名第三可是臺南市動物之家灣裡站核定最大犬隻容量為 400 隻，但目前已收容多達728 隻；善化站亦超出原定 300 隻的上限，目前收容數為 526 隻。這樣的收容量已遠超負荷，收容空間不足的問題正在浮現。
資料來源：2025年6月5日全國收容管理系統。製圖：吳寀彥
而哈赫拿爾森林附近居民在1月份所通報的流浪犬，雖然移置灣裡動物之家旁的空地，但這並不是解決問題之道，畢竟不可能無止盡地尋覓更多空地圈養流浪犬，這會造成更高的管理負擔及人員耗損，也很難從源頭改變遊蕩犬隻不斷出現的狀況。同時，也讓我們對臺南的動物之家感到好奇，不禁思考那些被收容的犬隻究竟是否處在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又或者只是被迫擠進一個早已不堪負荷的空間之中。不僅超收情況嚴重，收容所內部的條件也往往未能達到理想標準，包括籠舍設計不良、空氣不流通、排水不順暢，以及持續不斷的噪音與狹窄動線，讓犬隻們難以獲得真正的休息與舒適。當「收容」不再等同於「庇護」時，現行制度也只是一種暫時的安置，而並非真正的安穩。
而目前政策TNVR的「Return回置」雖然看似是打造人狗共存的和諧社會，但後續問題卻層出不窮。
當地一位地方人士表示：「造成的困境第一是人員傷亡，可能受傷、咬傷、被狗追的、造成傷亡的，第二個是環境的衛生，因為喂養、食物、殘渣、屎尿等這些都沒有好好的處置⋯⋯我們沒有資源啊就只能自己想辦法，順其自然這樣。」
首先，是當地居民對安全的疑慮。回置後的流浪犬，仍可能對行人激烈吠叫，甚至進一步出現攻擊或咬傷事件。而一旦這類事故發生，責任究竟該由誰來承擔？其次，當犬隻被重新放回公共空間，牠們所造成的排泄問題，或因民眾餵食而遺留的食物殘渣，也讓環境衛生惡化，成為長期難解的社區困擾。
更重要的是，回置後的犬隻缺乏有效的後續管理。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民間團體，在資源與人力上都難以應付龐大的流浪犬數量，使得問題反覆上演，形成惡性循環。不僅如此，作為人類帶來的外來掠食者，流浪犬也可能威脅到當地的原生動物與生態系統甚至有狂犬病傳染的疑慮，進一步破壞生態平衡。
因此，當回置後的處境不再是想像中的美好，我們必須思考這樣的處理方式究竟是否符合臺灣當今社會對流浪犬人道處置與社區共存的價值，而現實與理想的落差也逐漸成為我們無法忽視的課題。
一塊剩飯引來善意，一聲吠叫招來驅逐
「一直都有人在這裡餵養流浪犬,但沒有明確的法律可以禁止。我們只能用環境污染、亂丟垃圾去做處罰,但後續還是會有人繼續餵養。」
實地調查哈赫拿爾森林時，我們在外圍遇見一群約60、70歲左右的阿伯，其中一位告訴我們，在森林與體育場的十字路口上，曾有大量流浪犬群聚於此。當地的愛心人士會向廠商購買大量狗糧進行餵養，導致該地流浪犬的數量越來越多，甚至出現攻擊寵物犬的情況，這讓飼養犬隻的民眾大發雷霆。而我們在訪問臺南市動保處時，承辦人員也坦言，現今法規中並沒有明確的條文可以約束餵養流浪犬的民眾，僅能從《廢棄物污染清理法》進行開罰。
「我們可以理解餵養人是出於愛心，那我們會持續跟那些人溝通，就是現在法規沒有明令禁止餵養行為，除非有污染到環境，就可以請環保局來開罰，我們就只能持續跟愛心人士溝通如果要餵養的話要協助我們補捉結紮，那喂的話要先喂那種已經結紮的狗不要喂還沒結紮的，如果有發現問題也趕快通報動保處去處理。」
餵養成了一種兩難的行為——出於善意，卻可能成為另一場失控的起點。
除了餵養亂象之外，動保處人員在捕捉流浪犬的過程中也同樣遇到困難。為了抓捕犬隻所設置的誘捕籠，時常遭到民眾以「愛心」與「善意」的名義擅自打開，將犬隻再次放出，造成執行人員極大的不便與時間上的耗損。誘捕過程本就不易，這樣的干擾無疑讓原本已經吃緊的資源更加緊張。
當一方以拯救之名干擾執法，另一方則疲於奔命於政策的漏洞中，這樣的循環讓問題不停地原地打轉，真正的善意究竟為何？
我們築起制度的牆，卻留了太多裂縫
流浪犬的問題表面上是動物議題，實則顯現出臺灣城市治理的盲區——我們對生命的定義、對公共空間的理解、對社會責任的期望。回望哈赫拿爾森林的案例，看見的不只是單一場域發生的特殊現象，而是臺灣整體流浪犬政策與執行困境的縮影。若要走出當前困境，從法律明確化、源頭管理著手或許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一、明文禁止在公共場所餵養流浪狗
人類的餵養行為雖然不像棄養或放養那樣導致犬隻數量直接增加，但正是這些穩定的食物來源，使流浪犬得以在街頭生存與聚集。穩定的食物來源讓原本可能移動或死亡的犬隻留下來並吸引外來犬移入、抵消結紮成效，甚至誘發新的棄養與繁殖問題。長期下來，不只造成特定區域的犬隻密度過高與生態壓力，也提高了疾病傳播、野生動物覓食等風險。即使發現餵養情況造成問題，仍只能以環境汙染開罰，大多也是勸導為主。
目前（2025年6月）臺灣除了國家公園禁止餵食，臺北市、臺中市、嘉義市、高雄市、臺東縣等地方都有明文規定禁止於公園餵食流浪動物，以高雄為例，根據高雄自治條例第20條第1項第11款：公園內不得餵養流浪動物，經制止或命其離開而不從者，由管理機關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其經告誡仍有不從者，得按次處罰。
然而臺南目前並沒有類似的明文規定，現行只能依《廢棄物清理法》針對餵食造成的環境髒亂開罰，對餵養行爲本身無從規範。因此要走出治理上的僵局，首要之務是制定自治條例明確規範禁止公共場域的餵養行為，比照高雄等地明定不得於公園、綠地等公共場所餵食流浪動物，使管理單位得以依法處置。
二、建立「飼主責任」新認定
除了明文禁止餵養流浪狗，飼主責任的界定也是重要的一點。
餵養者與犬隻之間的依賴關係，模糊了法律上「飼主」的界定。根據相信動物協會2018～2021年家訪北北基發現，遊蕩犬最大的來源是放養犬——占比達 50%。這樣的數據除了顛覆流浪犬都是野狗的普遍印象，也指出問題：餵養人是否等於飼主？
依《動保法》第3條「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
臺北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張惠東舉例：「如果我今天拿了一袋這個飼料來，我一叫，狗馬上就過來吃飯，這個管領力就有了。」
這些行為雖不等於擁有動物，卻已形成事實上的管理與照料關係，因此在法律上可能被視為飼主。而法律上也有所謂的「狀態責任」，若犬隻因長期餵養而群聚，進而造成交通事故或傷人情況，即使餵養者沒有直接指使或在場，也仍須為這樣的狀態負責。但這樣的飼主認定在各地法院並不是明確一致的，有人因餵食幾次即被判定需賠償，也有人即使每天餵養，也被判定無須負責。這樣模糊的狀態，也凸顯了現行法律的不確定性，使餵養行為遊走在灰色地帶。若連誰是飼主都不明，責任也將無從追究。因此重新界定飼主是解決這種被默許的放養的關鍵之一，現行《動保法》第3條將飼主定義為「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但管領的認定曖昧不明，是否每天餵食、是否取名呼喚、是否為犬隻提供棲地——這些都因個案差異而難以統一標準，導致司法見解分歧。
我們認為應修法進一步明文化：若個人持續對特定犬隻進行餵養、照料、干預行為，無論是否實際圈養，即可視為具事實管領關係，並納入飼主責任範疇，讓餵養者知道，善意不是只關注眼前的情況，而是負責。
除此之外，對「誰能成為飼主」也應建立更嚴謹的門檻與審查機制。現行制度中，幾乎任何人都能任意飼養動物，無須評估其年齡、經濟能力、居住條件或照顧意願。然而動物並非物品，而是擁有情緒、需求與依賴性的生命。與他們建立關係，就意味著承擔長期、穩定且不可輕視的責任。
在Dcard論壇上一則送養貓咪的貼文，該貼文列出兩個認養條件：需滿20歲並簽署認養協議書、需回報需結紮不得放養與棄養。然而留言區卻充滿批評，不少人認為「這麼麻煩誰要養」、「又不是品種貓還要那麼多手續」、「認養回家就是我的所有物，為什麼還要回報」、「這樣乾脆自己抓就好」等等。這些回應顯示出很多人把動物視為一個物品而不是生命，養了卻不願意接受相對的義務與監督，甚至將「飼主」等同於「所有權人」，而非一個與生命互動、照護的責任角色。
這樣的案例不只反映出社會對動物地位的誤解，也暴露出制度在飼主資格上的空白。雖然動保法已規定飼主須年滿18歲，但現行制度對於飼主的其他條件，如經濟能力、居住環境、照顧意願與行為紀錄，幾乎沒有實質審查與規範，導致幾乎任何人都能輕易飼養動物，卻不必承擔對應的責任。
我們認為應如同收養人類小孩一樣，對飼主設下基本條件——包含年滿法定年齡、具穩定收入與居所、無虐待紀錄，並願意接受追蹤與必要管理。否則，當有意願養被視為唯一門檻時，動物將持續暴露在被隨意取得與棄置的風險中，生命尊嚴也無從談起。
三、重新定義動物法律地位——看生命的角度
然而，這一切問題的根源，或許更深層地來自我們對動物的法律定位。
即使動保法不斷強調動物是「具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並禁止虐待、要求結紮與人道對待，但在台灣現行民法中，動物依然被視為「物」，是一種動產，和椅子、車子、手機等物品一樣屬於可以被擁有、買賣與繼承的財產。這樣的法律架構，讓人類得以在無需審查的情況下取得一條生命，卻未必具備相應的責任與能力。這正是目前制度的矛盾之處：我們同時用「生命」與「財產」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在對待動物，使得所有關於飼主責任、資格門檻、餵養與放養等爭議，都變得無法真正結束。
如果動物只是財產，我們就不會要求要善待物品。但如果動物是生命，那我們就不能再只用物權的語言去規範牠們的生存權利。當人類不再是唯一的城市主體，當我們願意承認動物也是這個社會的成員，或許才能真正打開解方的可能。現今的流浪犬政策多半處理「已經出現的狗」為重點，難以處理結構性的源頭成因——人類的制度失能與責任缺席。若我們只為減少數字而行動，而未檢討如何防止浪犬的產生，政策便只能停留在「事後補救」。
而零撲殺的實踐，只允許嚴重疾病、有極端攻擊行為的犬隻，讓健康的犬種得以「苟延殘喘」。但不能只是讓狗活著，更該讓牠們能在安全、尊重與適當管理的前提下有品質的活著且還要顧及到其他動物（石虎、穿山甲、白鼻心、山羌等），如果無法做到，零撲殺就沒有任何意義了。我們想像的「共生」，是在人為造成的錯誤結果中，盡可能妥善回應這些生命的處境。
四、基本觀念的普及
然而制度的建立若無對應的觀念推廣，也將徒具形式。
我們發現，不論是「不得餵食流浪動物」、「飼主需辦理寵物登記」、「飼養動物應植入晶片、施打疫苗、實施絕育」等動保法基本規範，在社會中都尚未普及。許多犬貓的來源仍是親戚朋友送的、家中生的就送人，沒有登記、晶片，也未進行絕育與疫苗施打。這樣的犬貓一旦走失或被棄養，無從追溯來源，也難以釐清責任。
我們的家人也有過類似經驗——曾飼養貓狗，卻從未辦理寵物登記，也不清楚私下繁殖需申請、疫苗接種的必要性。甚至有「打疫苗會讓動物更容易生病」、「結紮太可惜，想幫牠配種」等說法。這不只是個別現象，更顯示出臺灣在飼主教育與制度推廣上的長期空白。而這樣的資訊落差，不僅存在於上一代，甚至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也是如此。除非主動關注這類議題，否則很少有機會接觸這些知識——即使是正在飼養動物的學生，也常不清楚相關責任與規範。這讓許多看似有飼主的動物，其實仍游走在無責任可追的灰色地帶，最終進入流浪的循環。
因此，我們認為首要之務是落實寵物登記制度。根據《動保法》第19條第2項，飼主應替寵物辦理登記與植入晶片，但這套制度長年落實不足。為改善現況，地方政府應強化宣導、提升登記便利性，並要求獸醫院與寵物店在遇到未植晶片的動物時，協助登記、補足資訊落差。
除了管理個別飼主，也應針對整體供應端進行規範。杜絕非法繁殖場與私人繁殖行為，並參考荷蘭、奧地利等國家經驗，推動禁售寵物、改以領養為主的政策方向，不再讓動物淪為商品。針對農村常見的放養犬，如看門犬、工作犬，也應引導飼主建立圍欄、繫養與結紮觀念，避免這些犬隻成為「半家犬、半流浪犬」的中間地帶，進一步擴大流浪犬族群。然而，這一切的制度如果只是寫在法條裡、放在網站上，終究無法真正落地，觀念的普及，才是制度落實的根本前提。雖然《動物保護法》早已明定，各級政府應推動動物倫理與保護法規相關之教育，並落實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但實際上，我們在國小、國中的學習過程中，幾乎從未接觸過與動保觀念有關的課程或活動。
我們認為動物保護觀念與飼主責任教育，應從學校教育系統開始紮根。 不論是國中小、高中課程，都應該加入「動物生命教育」的元素，讓學生從小理解飼主義務、認識絕育與疫苗的重要性，並培養對非人生命的尊重與責任感。地方政府也應與教育局合作，提供教材、安排校園講座，讓動保不再只是少數關心者的議題，而是每個人的基本素養。
臺南哈赫拿爾森林的案例，讓我們再次意識到，流浪犬問題表面上是動物的流動與管理，實際上則反映了制度與價值之間的落差與拉扯。當餵養變成一種灰色行為，當生命被視作物品，這些都是我們在談論解決辦法之前，必須先解決的問題。
也許解方不只來自政策的修補，更來自我們願不願意重新學習——去學習與了解這些語言不通的生命並共處。如果「零撲殺」的未來是一個讓人類與其他動物彼此尊重的願景，那麼從此刻起，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和他們的未來。
由家齊高中吳寀彥、陳亭瑜、楊子筠共同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