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職後，一系列國際政治事件震驚全球：面對俄烏戰爭，特朗普直接與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爆發白宮罵戰；面對全球經貿，特朗普毫不猶豫在4月發動「解放日」關稅戰；面對中東亂局，特朗普從提議「接管」加沙到應對後續的以色列、伊朗衝突，各種驚人之舉層出不窮。這種赤裸展現權力政治的美國，引發了各方探問與擔憂：特朗普是否正為自由國際秩序送終？
5月16日，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舉辦「永續發展的王道途徑國際論壇」，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21 世紀基金會、王道永續指標亦參與協辦，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特聘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大衛·雷克（David A. Lake），以「自由國際秩序的終結：全球化、深層對抗與未來？」（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Globalization, Deep Contestations, and the Future?）為題，講述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當前挑戰從何而來，自由國際秩序又將走向何方。
雷克既是美國政治學會暨國際研究學會前會長、國際政治經濟學會創辦人暨主席，也在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發表大量經典著作，包括《國際關係中的層級秩序》（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間接統治：美國國際層級秩序的成形》（Indirect Rule: The Making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更是美國大學通用政治學教科書《世界政治：利益、互動與制度》（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的共同作者。國際政治經濟學會也設有「大衛·A·雷克獎」（David A. Lake Award），頒發給每年年會上的最佳論文，以表彰雷克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貢獻。
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四篇，本篇為第三篇，聚焦現場問答前半段。
提問一：您的預測聽上去很悲觀。我有兩個問題，首先是關於您所說的世界秩序分裂，根據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理論，在領導力缺位的情況下，世界經濟會崩潰、危機也將來臨。看您看來，危機是否不可避免？不論是全球經濟危機或潛在的武裝衝突。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您提到目前的美國外交政策缺乏兩黨合作，但有時我們也會聽到這種說法：民主黨、共和黨在對華政策上取得了共識。不知您如何解讀這種想法和理解？
雷克：關於第二個問題，您所說的完全正確，美國兩黨的唯一共識，就是他們都討厭中國，例如拜登（Joe Biden）就維持特朗普任內的貿易戰關稅，美國也沒有勢力要遊說改善與中國的關係，這是一個令人悲傷的事實，也強化了世界將會分裂的悲觀情緒。而這個現象其實在很久前就開始了，早在2010年到2012年、甚至是習近平主席上任前，原本為推動中美關係而積極遊說的國際商界，因為對進入中國市場感到失望、同時認為中國不遵守規則，已經逐漸改變原有看法。
我的同事謝淑麗（Susan L. Shirk，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1997年至2000年的美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就主辦過幾場與美國大公司的會議，他們曾經非常支持中國，但到了2015年、2016年，美國商界領袖對與中國的互動期望基本徹底轉變，而一旦他們對中國感到失望，商界也就成了最後一個主張維持積極互動的群體。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有國會議員在6月25日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提出禁止對抗性人工智能法案，禁止美國聯邦行政機構使用中國開發的人工智能模型，包括DeepSeek深度求索。(Reuters)
至於有關經濟危機的第一個問題，因為孤立主義是「美國優先」的一環，所以在金融危機發生的情況下，美國就不再覺得自己有義務幫助其他國家。當然，阻止危機蔓延到國內這點，也是美國某種程度上的國家利益，但美國的經濟規模也確實夠大，因此我不認為美方會完全承擔相關責任。
雖說冷戰以來，美國持續處於國際體系的中心地位，內部的特權群體也從穩定的國際金融公共財（public good）獲益良多，因此也願意在某種程度上，承受穩定國際經濟的成本，但我認為這種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如前所述，美國現在就只是一個「普通國家」（ordinary country），它或許能夠與其他幾個主要金融大國合作，以某種方式穩定危機，卻不會再單槍匹馬完成任務。試想一下，金融危機發生時，德國跟日本會挺身而出監管危機嗎？他們過去沒有過，即便這兩國有所行動，原因也是因為跟美國合作。而在美國已經成為「普通國家」的背景下，你怎麼能期望它出手？
當然我這種觀點，也或許是對接下來的對話潑了冷水。
提問二：接續您對前一個問題的回答，從當前情況來看，美國似乎不僅不承擔國際體系公共財提供者的責任，還用只有經濟強大、擁有廣大市場的國家才能做到的手段，開始對各方進行經濟脅迫。這顯然是一種角色轉換，且不僅是從仁慈的體系提供者轉趨中立，還從中立轉為高度的民族主義和侵略性，這也是導致人們如此震驚的原因。
在您看來，如果民主黨在特朗普任期結束後成為執政黨，美國會不會至少回歸成德國這樣的「普通國家」，還是會繼續保持大塊頭姿態，又或者會一如既往重新擔負部分國際責任？
雷克：這次美國有49%的人口投票支持特朗普，高度分裂就是當前的社會現狀，多數的人如果不是完全支持、也是至少默許特朗普推行更加民族主義的政策。
而這也會影響民主黨政府，尤其是在知道接近多數民意都支持更民族主義議程的背景下，民主黨能做的事情其實有限。且如前所述，我認為共和黨已經改組，不再是過去那個由財政保守派主導商業議題的政黨了，他們會繼續成為民主黨的競爭對手，卻也將變得更加民族主義。
再從其他國家的角度出發，看看現在的美國，即使各方真的在2028年、2032年，或其他什麼時候迎來了新的民主黨政府，你還能相信美國嗎？在社會高度撕裂的現實下，幾票差距就能改變政策、兩黨共識就會破裂，共和黨的重組又意味著未來的巨大轉變，我認為這也將蔓延到未來的民主黨政府，這種情況下各方真的還想長期依賴美國嗎？
這種轉變，其實就是從「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的長期策略：促進認同美國價值和美國外交政策議程的政黨掌權，轉向充滿威脅、要求和脅迫的短期政策。而在信任破裂的情況下，美國將更難推行「間接統治」，也會更難對美國的盟友團體進行長期投資。
我認為，未來的民主黨政府也偶爾會採取更強制性的政策，更近似於我們在特朗普執政期間所看到的，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巨大變化。過去劍一直沒有出鞘，但每個人都知道劍在鞘裡，而也正因劍在鞘裡，美國不必真的拔劍；但隨著美國衰弱、越來越民族主義化，我們已經拔出了劍，而且隨意揮舞。這種現象反映了美國的衰弱，也正在推動美國的衰弱，因為我們疏遠了盟友和朋友。
提問三：請問您怎麼看待學者的未來角色？特朗普政府正在削減預算、對大學運作施加財政限制，高等教育機構也不再能夠主導自己的獨立研究。您是否對大學教授的未來感到悲觀？
雷克：其實我不認為美國學者對政策的有那麼大的影響力。政策制定者往往只聽那些會投其所好學者的意見、從而忽略不同觀點，並且選擇性地使用學術研究來強化自己已有的信念。而特朗普政府顯然不會聽學術界的意見，因此我們的影響力非常有限，當然或許通過批評、凸顯這些議題，能在美國社會產生一定影響力，但對統治者本身，影響是相當有限的。
而針對學術界受到攻擊這點，我認為影響更大的其實是財政，而不是抑制人們的言論。當然，我們已經從全國所有大學的網站上刪除了「多元、平等和包容性」（DEI）的術語，目前沒有任何大學校長會在公開場合使用這些字詞，但這只是因應新政府要求的一種表面調整，財政對於大學的真實影響才更加巨大。
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認為這會對研究本身造成太大阻礙。例如我的人文學科同事們，他們現在反而更堅定認為，有必要公開表達自己的看法。因此即便管理層正努力保持謹慎，個別教職員工卻還是像以往一樣直言不諱。至於未來十年左右會發生什麼事？隨著大學財政狀況的變化，如果大學不再聘用人文學科人員，可能會產生一定影響，但短期內影響不大，我並沒有觀察到抑制學術研究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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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