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2014年真實刑案
2014年5月21日，下午4點26分。
周文杰踏上了開往永寧方向的「首都捷運」列車。他穿著深色T恤，揹著黑色背包，裡面裝著兩把鋒利的開山刀。
4點28分，列車駛入地下隧道。
他抽出長刀，開始揮砍……
我趕到龍山寺站時，血腥味濃得蓋過了消毒水。
擔架上，林曉薇的右手緊緊攥著一本染紅的《百年孤獨》。
車廂地板上，殘留著陳伯勳的眼鏡碎片。
這場屠殺只持續了4分鐘。
4死24傷。
我追尋著周文杰扭曲的足跡，卻發現他早已在虛擬殺戮遊戲中沉淪多年……
兩年後，槍聲響起。
我站在月台上，看著閃爍的警燈。
安全與自由的邊界，從此永遠改變。
2014年5月21日，下午4點剛過。咖啡的微澀還停留在我的舌尖，桌上攤開的是明天社會版一篇關於老舊社區更新的採訪稿。窗外，初夏的陽光懶洋洋地鋪在「首都捷運」忠孝復興站熙攘的人行道上，空氣裡浮動著城市特有的、混雜著尾氣和食物的氣味。手機突兀地尖叫起來，是編輯老王的號碼，那鈴聲像根針，瞬間刺破了午後昏昏欲睡的平靜。
「張介安！板南線出事了！快！龍山寺站！列車剛進站，裡面…裡面全是血！」 老王的聲音劈開了電流，帶著一種我從未聽過的、強行壓制的驚惶，「說是有瘋子拿刀砍人！現場一片混亂！快！快過去！」
「砍人？」 我的大腦空白了一瞬，職業本能像冰冷的機油灌進生鏽的齒輪，猛地驅動起來，「知道了！立刻到！」 合上手機，筆記本胡亂塞進背包，桌上的咖啡杯被我帶倒，褐色的液體迅速在稿紙上洇開一片難堪的污漬，像某種不祥的預兆。我顧不上這些，衝出咖啡館，逆著人流，朝那個熟悉的、通往地下的入口狂奔。心臟在肋骨後面擂鼓，每一次撞擊都帶著冰冷的回響——在封閉的捷運車廂裡揮刀？這念頭本身就像一場無法醒來的噩夢。
踏入龍山寺站的那一刻，一股極其濃烈、令人作嘔的鐵鏽味混雜著刺鼻的消毒水氣味，猛地扼住了我的咽喉。這不是尋常地鐵站的氣味。它沉甸甸的，帶著死亡的黏膩，強行鑽進每一個毛孔。平日喧囂的月台，此刻籠罩在一種詭異的、令人窒息的寂靜裡，只剩下急促奔跑的腳步聲、刺耳的警笛聲由遠及近，還有……壓抑不住的、斷斷續續的啜泣，像受傷小獸的嗚咽，從角落裡飄出來。
警戒線已經拉起，黃色的塑膠帶在慘白的燈光下格外刺眼。穿著深藍色制服的捷運警察和剛趕到的市警局重案組警員，臉色都繃得像石頭，他們急促地用對講機溝通著，聲音嘶啞而焦灼。空氣中瀰漫著一種無形的恐慌，像低氣壓雲團沉沉壓在每個人頭頂。
我的目光越過警察的肩膀，死死釘在那扇敞開的、編號B217的車門。車廂內部的光景，透過車窗，像一幅地獄圖景撞入眼簾。淺色的地板和座椅上，大片大片暗紅發黑的血跡，以一種極其猙獰的姿態潑濺、流淌、凝固。明亮的車廂燈光冷酷地照射著那些觸目驚心的痕跡，照亮了散落一地的物品：一隻孤零零的白色運動鞋、一個被踩扁的粉色便當盒、幾本浸透了暗紅液體的雜誌、還有……一副碎裂的眼鏡，鏡片蛛網般裂開，一條金屬鏡腿扭曲地折在一旁，反射著冰冷的光。
「天啊……」 身邊傳來壓抑的驚呼。一個年輕的女站務員捂著嘴，身體控制不住地顫抖，眼淚無聲地滑落。
「讓開！擔架！這邊！」 一聲焦急的呼喝穿透壓抑的空氣。幾個穿著「聯合急救中心」橙色背心的救護員抬著擔架，小心翼翼地從那節染血的車廂裡退出來。擔架上躺著一個年輕女孩，看起來不過二十歲。她緊閉著眼，臉色是失血後的慘白，幾乎與擔架的白布融為一體。她的右手垂在擔架邊緣，手指卻以一種驚人的力量，死死攥著一本書的書脊。那本書的封面已被大片的、尚未完全凝固的鮮血染透，暗紅色覆蓋了原本的設計，只能勉強辨認出書名——《百年孤獨》。血珠順著她纖細的手指和書頁的邊角，一滴、一滴，沉重地砸落在冰冷光滑的月台地面上。
「啪嗒…啪嗒…」
那聲音微小，卻像重鎚砸在我的耳膜上。我的視線無法從那本書上移開。賈西亞·馬奎斯筆下那個充滿宿命與孤獨的馬康多，此刻以最殘酷的方式，與這個女孩年輕的生命、與腳下這片血污的月台重疊。一種巨大的荒謬感和徹骨的寒意攫住了我。我下意識地舉起掛在胸前的記者證，手指冰涼僵硬，幾乎無法按下相機的快門。閃光燈亮起，短暫地刺破了月台的昏暗，定格下那本染血的書和女孩毫無血色的手。這畫面像燒紅的烙鐵，燙在我的視網膜上。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在死亡邊緣掙扎的女孩叫林曉薇，大學三年級，那天只是去圖書館還書。
「張記者！」 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身後響起。是市警局負責聯絡媒體的警員陳國華，他臉色鐵青，額頭佈滿汗珠，快步走到我身邊，聲音壓得極低，「初步確認，4個當場死亡，24個受傷，重傷的好幾個，還在搶救……兇手抓到了，就在月台那頭控制著。」 他頓了頓，艱難地吞嚥了一下，「……是個學生，叫周文杰。」
順著他目光所示的方向望去，在月台遠端，幾名荷槍實彈的警察圍成一個嚴密的圈。圈子中心，一個年輕人被粗暴地按倒在地，臉緊貼著冰冷骯髒的地面。他穿著深色的T恤和牛仔褲，身形瘦削，像個再普通不過的大學生。然而，他那張被擠壓變形的側臉上，看不到絲毫驚恐、悔恨或者瘋狂，只有一種令人心底發毛的、近乎空洞的平靜。彷彿剛剛發生的不是一場血腥屠殺，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那眼神，冰冷得像深潭，映不出任何屬於人類的情緒。我的胃一陣抽搐。
「動機呢？」 我的聲音乾澀得像砂紙摩擦。
陳國華沉重地搖搖頭，眼神裡是深不見底的困惑和一種職業性的疲憊：「還在查。他自己…幾乎不說話。」
這時，一個頭髮花白、穿著沾滿油漬工裝褲的老伯，被兩名警員攙扶著，踉踉蹌蹌地走過警戒線。他的一條手臂用臨時找來的布條草草包紮著，暗紅的血還在不斷滲出，染紅了布條。他的老花眼鏡不見了，眼神渙散，佈滿皺紋的臉上是極度的驚駭和茫然。他口中反覆念叨著，聲音破碎不成調：「眼鏡…我的眼鏡…阿勳…阿勳還在裡面……」
旁邊一位神情嚴峻的刑警低聲向陳國華匯報：「陳伯勳，六十二歲，退休工人。他兒子陳伯勳……確認在第三節車廂遇難。」 刑警的聲音頓了頓，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沉重，「致命傷在頸部，眼鏡…被打碎了。」
我猛地轉頭，再次看向那扇地獄之門般的車廂入口。那副孤零零躺在地上的、碎裂的眼鏡碎片，在慘白的燈光下，反射著冰冷而絕望的光。陳伯勳老伯茫然尋找的目光，與地上那些冰冷的玻璃碎片，在我腦海中反覆切割。一個父親再也找不到的兒子，一副再也無法被戴起的眼鏡。生與死，在那一刻，被殘忍地具象為咫尺天涯的碎片。一種巨大的無力感和憤怒，像冰冷的潮水，瞬間淹沒了剛才那荒謬的寒意。這不是故事，不是新聞稿裡的數字，這是活生生、血淋淋被碾碎的命運。我攥緊了拳頭，指甲深深陷進掌心。
接下來的日子，被一種灰色的、黏稠的疲憊感填滿。報社的玻璃幕牆擋不住窗外炙熱的陽光，但辦公室裡的空氣卻像凝固的冰。鍵盤敲擊聲、電話鈴聲、編輯壓低聲音的催促，都帶著一種劫後餘生的沉重。我的辦公桌被各種資料淹沒：關於周文杰的零星報導、他母校「明德大學」官網的截圖（上面找不到任何關於他的正面資訊）、零星的目擊者回憶碎片、還有厚厚一疊關於受害者情況的簡報——那些冰冷的姓名、年齡、職業和傷情描述，每一個背後都是一個被瞬間撕裂的世界。
林曉薇還在加護病房與死神拔河。陳伯勳老伯失去獨子的痛苦，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吞噬著他晚年的所有光亮。還有更多陌生的名字：剛拿到理想公司offer的工程師許家豪，再也無法去報到了；喜歡畫畫的高中生李雅雯，握畫筆的右手神經被嚴重砍傷，未來一片陰霾……每一個名字都是一記重鎚，砸在心上，悶悶地疼。
幾天後，我終於透過輾轉的關係，在「明德大學」校外一處簡陋的學生出租屋裡，見到了周文杰的室友趙志偉。房間狹小逼仄，瀰漫著泡麵和未洗衣服的酸餿味。趙志偉是個瘦高的男生，黑眼圈很重，眼神躲閃，帶著明顯的驚魂未定和後怕。他坐在堆滿雜物的床邊，手指神經質地絞在一起。
「他……周文杰？」 趙志偉的聲音乾澀，帶著不確定，「平時…真的沒什麼特別的。話很少，獨來獨往，我們也就點頭之交。他總戴著耳機，對著電腦……」 他指了指牆角一張堆滿雜物的書桌，上面還有一台積灰的顯示器，「打遊戲。沒日沒夜地打，鍵盤滑鼠劈哩啪啦響。」
「什麼遊戲？」 我追問，打開錄音筆。
趙志偉皺著眉頭努力回憶：「很多，叫不上名字。但那種……殺來殺去的，畫面很血腥的居多。槍戰，砍殺……他好像特別喜歡那種。」 他頓了頓，臉上掠過一絲複雜的神色，像是恐懼混合著某種遲來的理解，「有時候…半夜醒來，看到他螢幕亮著，映著他那張臉，眼神直勾勾的，嘴角……好像還在笑？那種笑……讓人不舒服，冷冰冰的。」
「他提過想…傷害別人嗎？或者對社會不滿？」 我試圖抓住一絲線索。
趙志偉猛地搖頭，像是要甩掉什麼可怕的東西：「沒有！絕對沒有！他就是……把自己關在那個遊戲世界裡。感覺…感覺現實裡的人，對他來說，就像遊戲裡的NPC（非玩家角色），是背景板，是…沒有感覺的數據。」 他抬起頭，眼神裡充滿了困惑和一種深切的寒意，「誰會想到……誰會想到他真會拿起刀，對著活生生的人砍下去啊？那些遊戲……那些東西，是不是把他腦子搞壞了？」
趙志偉的話像一根冰冷的針，刺破了表象。周文杰沉默的外殼下，包裹著一個沉溺於虛擬殺戮、將現實生命徹底異化的靈魂。遊戲裡的爆頭、斬首、血流成河，成了他感官刺激的日常。真實世界的道德、痛苦、生命價值，在他日復一日的沉浸中，被徹底解構、虛無化。螢幕裡的NPC和月台上活生生的乘客，在他扭曲的認知裡，邊界或許早已模糊不清。
這冰冷的認知，在幾週後周文杰唯一一次接受法庭指定的精神鑑定時，得到了某種殘酷的印證。雖然最終鑑定排除了嚴重精神疾病，認為他具有完全責任能力，但參與評估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心理專家私下告訴我（他要求絕對匿名），周文杰表現出一種極其典型的「情感鈍化」和「現實感抽離」。
「他描述案發過程，」 那位專家在電話裡的聲音疲憊而沉重，「就像在複述一個遊戲的通關流程。『砍下去』、『血噴出來』、『目標倒下』……他用的是極其程序化的、剝離了所有情感色彩的詞彙。提到受害者的痛苦、死亡，他的眼神沒有任何波動，彷彿在談論天氣。虛擬世界長期的暴力浸染，嚴重侵蝕了他對現實生命的基本敬畏和共情能力。他……活在一種自我構建的、以殺戮為成就的幻境裡。」
掛斷電話，我久久地坐在辦公室裡，窗外城市的霓虹開始閃爍。趙志偉描述的半夜螢幕反光下那張帶著冰冷笑意的臉，和心理專家口中那程序化描述殺戮的語調，在我腦中重疊、迴響。科技織就的華麗幻夢，在某個崩壞的節點，竟能孵化出如此純粹的、指向現實的惡意。這惡意並非源於激烈的仇恨，而是源於一種徹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虛無。我鋪開稿紙，筆尖沉重地落下標題：《虛擬屠場與現實血軌——一個殺戮成癮者的誕生？》。墨跡在紙上洇開，像一滴凝固的黑血。
法庭的判決在沉重的社會壓力下，以罕見的速度落下。死刑。周文杰那張年輕卻毫無生氣的臉，出現在所有報紙的頭版和電視新聞的滾動條上，成為罪惡的冰冷符號。他始終沉默，眼神空洞，彷彿靈魂早已抽離，留下的只是一具等待最終處理的軀殼。民眾的憤怒如同沸騰的油鍋，要求「速審速決」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網路上的聲討鋪天蓋地，要求用最快的速度抹去這個恐怖的污點。恐懼的餘波並未隨著判決而平息，反而在「首都捷運」的車廂裡沉澱下來，化作無所不在的緊張。乘客們警惕地掃視著身邊每一個陌生人，尤其是揹著大包、沉默的年輕男性。一個急煞車，一聲稍大的爭吵，甚至一個不經意的碰撞，都可能引發小範圍的騷動和驚叫。「捷運安全」成了最燙手的政治議題，媒體連篇累牘，民意代表的質詢一次比一次尖銳。
作為深度追蹤此案的記者，我被邀請參加了幾次由市政府、「首都捷運公司」和警政部門聯合召開的閉門諮詢會。巨大的橢圓形會議桌上氣氛凝重，煙霧繚繞（儘管室內禁煙標誌赫然在目）。主管交通的官員眉頭緊鎖，手指焦躁地敲打著桌面：「運量下降了百分之十五！民眾沒有安全感！我們必須在看得見的地方拿出行動！立刻！馬上！」
穿著筆挺警監制服的重案組組長李明峰（化名）嗓音沙啞，帶著熬夜的疲憊：「理解民眾的恐慌。但警力是有限的，我們不可能像撒芝麻一樣佈滿每節車廂、每個站台。需要更有效的策略，需要法律授權支撐！」
爭論的焦點很快集中到《大眾運輸系統安全管理條例》（即現實中的《大眾捷運法》）的修訂上。現行的條例像一件不合身的舊衣服，對警方在捷運系統內的權限規定模糊不清，特別是常態化的武裝巡邏和臨檢權，缺乏明確法律依據。捷運公司代表擔憂過度武裝警力會引發乘客不適，影響商業形象；警方則堅持沒有足夠的授權和威懾力，安全就是空談。會議陷入僵局，空氣彷彿凝固了。我坐在角落，記錄著各方言辭的交鋒，看著那些疲憊而焦慮的面孔，忽然清晰地意識到，那四分鐘的血腥屠殺，正在深刻地、永久地重塑這座城市運轉的規則。安全，這曾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空氣，如今需要付出看得見的代價去購買——可能是金錢，可能是便利，也可能是某種無形的自由感。
最終，是公眾持續的恐懼和輿論壓力，成為打破僵局的巨鎚。修訂草案被火速提交立法機構。核心條款直指痛點：賦予警察在捷運車站及車廂內明確的、常態化的攜帶武器巡邏權；在特定情況下，有權對可疑人員及物品進行安全檢查。草案在立法機構以罕見的高票速審速決通過，效率之高，令人咋舌。法案生效那天，我特意起了個大早，來到板南線的忠孝復興站——那個曾經充滿午後慵懶氣息，如今卻刻滿創傷記憶的起點。
清晨七點，通勤高峰。人流依舊洶湧，但空氣中瀰漫著一種不同的緊繃感。站台明亮的燈光下，身著深藍色制服、佩戴醒目臂章、腰間武裝帶上掛著警棍和手槍的捷運警察，兩人一組，邁著標準而警惕的步伐，在月台上來回巡視。他們的目光銳利，像探照燈一樣掃視著密集的人群，不放過任何一個角落。廣播裡循環播放著修訂後的安全提示，語氣嚴肅：「……為維護旅客安全，警察將依法進行巡邏及必要之安全檢查，請旅客配合……」 聲音在巨大的地下空間裡迴盪，冰冷而權威。我舉起相機，鏡頭對準一組正穿過人流的巡邏警察。一位年輕母親下意識地將身邊的孩子往自己身後拉了拉，孩子仰頭看著警察腰間的手槍，眼神裡充滿了好奇，也有一絲不易察覺的畏縮。閃光燈亮起，定格下這個新常態的瞬間。安全感的代價，清晰地烙印在那些警惕的眼神、腰間的武器和孩子懵懂的目光裡。
2016年5月10日，深夜。槍決執行的消息，像一顆無聲的重磅炸彈，在死寂的夜裡被各大通訊社簡短地發布出來。沒有細節，沒有渲染，只有冰冷的事實：「周文杰，已於本日晚間伏法。」 窗外的城市依舊霓虹閃爍，車流如織，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我坐在書桌前，電腦螢幕的光映在臉上，那份簡短的新聞稿在眼前跳動。沒有預想中的如釋重負，也沒有復仇的快意，只有一種沉重的、無邊無際的虛無感，像冰冷的潮水漫過胸口。
四年時光，兩千多個日夜。林曉薇經歷了無數次手術和痛苦的復健，終於活了下來，但右手留下了永久性的功能障礙，那本染血的《百年孤獨》被她鎖進了櫃子最深處，再未翻開。陳伯勳老伯的背脊更佝僂了，他兒子的那副碎裂的眼鏡，被他用一方乾淨的手帕包好，放在床頭櫃上，成了他每個夜晚無聲的對話對象。許家豪的名字永遠停留在了那家理想公司的待入職名單裡。李雅雯嘗試用左手重新拿起畫筆，線條卻總是帶著無法控制的顫抖和苦澀……還有那二十多個帶著或深或淺傷痕活下來的人，他們的生活軌道被永久地撞離了方向。
而周文杰，這個在虛擬屠場裡培養出殺人快感的年輕人，用兩把開山刀和四分鐘的瘋狂，為自己換來了兩顆終結的子彈。一個扭曲的靈魂熄滅了，留下滿地無法癒合的創傷和無解的質問。
第二天下午，我再次來到板南線。不是忠孝復興，而是另一個普通的通勤站。陽光透過巨大的玻璃穹頂灑下來，在地面投下明亮的光斑。站台上人來人往，步履匆匆。我靠在冰涼的廊柱上，目光掃過月台。深藍色的身影準時出現，巡邏的捷運警察步伐沉穩，銳利的目光掃視著候車的人群。他們的存在，像一道沉默的牆，隔開了日常與潛在的危險。廣播裡溫和地提醒著列車進站。不遠處，一個穿著校服的男孩，揹著鼓鼓囊囊的書包，正低頭專注地玩著手機遊戲，手指在螢幕上飛快滑動、點擊。螢幕的光映在他年輕的臉上，變幻不定。
列車進站，帶著一陣風。車門滑開，人群安靜而有序地湧入。我深吸了一口氣，混雜著地下空間特有的微涼氣息、人潮的體味和一絲若有若無的消毒水味道。然後，邁開腳步，匯入那流動的人群，走進了明亮而擁擠的車廂。
車廂門在身後緩緩合攏，將站台上巡邏警察的身影和那個沉浸在遊戲螢幕中的男孩，一同關在了外面。列車啟動，平穩地駛向黑暗的隧道。車廂輕微的搖晃中，我抓緊扶手。頭頂的燈光穩定地亮著，照亮每一張疲憊或平靜的臉。安全，如今有了具體的形態和重量。它被別在警察的腰帶上，寫在修訂的法律條文裡，也沉甸甸地壓在每個走進車廂的人的心頭。我們帶著傷痕，帶著警惕，也帶著一絲被制度強行賦予的、脆弱的安全感，繼續前行。在這鋼鐵的脈管裡，生者揹負著逝者的沉默，駛向無法預知的明天。隧道前方，只有無盡的黑暗，和車輪撞擊鐵軌發出的、單調而永恆的轟鳴。
後記：血軌盡頭的微光與長夜
這篇小說的每一個字，都像沾著消毒水的棉籤，擦拭著我記憶深處那道從未真正癒合的傷口。2014年5月21日，當我衝進龍山寺站，那股濃得化不開的血腥味，混合著恐懼與死亡的金屬氣息，至今仍潛伏在我的感官裡，在某些毫無預警的時刻猛然甦醒——或許是捷運車門關閉的警示音，或許是消毒水過於濃烈的氣味，甚至只是看到一本《百年孤獨》的深色封面。
寫作，是將記憶的碎片重新拼湊的過程，卻也是一次次揭開痂皮的殘酷儀式。林曉薇那隻攥緊染血書本的手，陳伯勳老伯茫然尋找眼鏡的破碎眼神，還有月台地面上那些散落的、帶著主人體溫的個人物品……這些畫面從未模糊。將真實姓名化為「周文杰」、「林曉薇」、「陳伯勳」，並非為了疏離或淡化，而是試圖在尊重悲劇核心的同時，為這些承載著巨大傷痛的形象，構築一個更為凝練的文學空間。他們是無數真實苦難的縮影，是那個血色午後，被命運無情選中、命運從此改寫的眾生相。
周文杰，這個名字背後承載的，不僅僅是一個冷血兇手的符號。在虛擬與現實的灰色地帶沉淪，將活生生的人視作螢幕中可隨意屠戮的NPC——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認知異化，是我在追蹤報導、訪談相關人員（如那位匿名心理專家與室友趙志偉）時，感受到最深的寒意。他的動機或許永遠成謎，但他所展現的那種徹底的「情感鈍化」與「現實抽離」，卻像一面扭曲的鏡子，映照出科技時代潛藏的、足以撕裂人性根基的巨大風險。當殺戮成為一種日常的感官刺激，當痛苦與死亡被簡化為螢幕上跳動的得分與特效，我們賴以維繫社會的道德羅盤，是否也在無聲無息中被侵蝕？寫下《虛擬屠場與現實血軌》這個標題時，筆尖的沉重感，遠超任何一篇報導。
而法庭的槍響，並未帶來預想中的解脫或正義的圓滿。它更像一個巨大的、冰冷的休止符，粗暴地截斷了一個扭曲的生命軌跡，卻無法抹平那四分鐘瘋狂所犁出的深淵。林曉薇鎖進櫃中的《百年孤獨》，陳伯勳老伯床頭那方手帕包裹的破碎眼鏡，李雅雯顫抖的左手線條……這些無聲的細節，是比死亡判決更為漫長、更為錐心的存在。死刑終結了一個個體，卻無法終結傷痛、無法解答根源性的疑問、更無法縫合社會因此撕裂的信任。
於是，我們看到了改變——以《大眾運輸系統安全管理條例》的快速修訂為標誌。腰間佩槍、目光銳利的捷運警察，成為月台上沉默的風景線；廣播裡反覆播放的嚴肅提示，是制度對恐懼的回應。這無疑增加了某種「看得見」的安全感，是社會在劇痛後本能的自我防衛。然而，當那位年輕母親下意識地將孩子拉向身後，當孩子懵懂又畏縮地看著警察腰間的武器，我清晰地感受到，一種無形的東西也被悄然置換了。我們用一部分習以為常的自由與鬆弛感，支付了這份安全的成本。這種權衡，是悲劇留給整個社會的、無法迴避的長期課題：如何在守護生命安全的同時，不讓恐懼和戒備成為生活的底色？如何在鋼筋水泥的脈管中，找回那份曾經理所當然的、屬於日常的安寧？
這篇小說，是對那個血色午後的紀念碑，由文字砌成。它銘刻著無辜者的苦難與逝去，記錄了一個扭曲靈魂的毀滅之路，也見證了一座城市與其制度在創痛中的應激與轉變。它無意提供簡單的答案或廉價的慰藉。悲劇的本質，往往在於其無解的沉重與持續的迴響。那個結尾——列車駛入黑暗的隧道，車輪撞擊鐵軌的轟鳴單調而永恆，車廂內燈光穩定卻映照著每一張帶著疲憊或警惕的臉龐——是我能想到最貼切的隱喻。我們帶著傷痕，帶著制度賦予的、或許脆弱的安全感，繼續前行。生者揹負著逝者的沉默，在血軌延伸的盡頭，面對著無盡的黑暗與不確定的未來。
安全與自由的界碑，在2014年5月21日之後，被永久地挪動了位置。而我們所有人，都將在這條被重新劃定的邊界上，繼續尋找微光，並與長夜共存。
張介安
寫於案發十週年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