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案筆記裡的槍聲

改編自1982年真實刑案

整理父親遺物時，我發現1982年「永裕銀行劫案」的泛黃筆記。

二十年記者生涯讓我嗅到疑點——彈道報告與目擊證詞存在矛盾。

追查中，治安總署某高層警告：「有些案子，塵封對大家都好。」

當我找到當年唯一生還的櫃員，她顫抖著說出真相：「開第一槍的...不是李國豪。」

抽屜深處，父親的記者證壓著一張合影：年輕的父親與身穿制服的「李國豪」，笑容燦爛。

父親張明哲的書房，依舊瀰漫著陳舊紙張與淡淡煙草混合的氣味，即使他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五年。我，張介安，今年四十五歲，在這家報社的社會線也跑了快二十年，自認見過風浪，但此刻指尖觸及書櫃深處那個蒙塵的硬殼筆記本時，心臟卻莫名地撞擊著胸腔。民國七十一年…永裕銀行…李國豪…父親剛勁的字跡像一把生鏽的鑰匙，猝然捅開了記憶的鎖。

「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午後二時許，台北市松山區永裕銀行南京東路分行。化名李國豪之悍匪，持制式手槍闖入…目標明確，直指櫃檯現金…與趕抵之保安課員爆發激烈槍戰…現場混亂…李匪共擊發二十七槍…資深行員陳文忠、實習生黃家偉當場殉職…另三名行員重傷…李匪身中多彈，仍負傷駕車逃逸…」

父親的筆記條理分明，如同他做了一輩子的新聞稿。然而，字裡行間卻透著一股緊繃的力道，墨跡在「二十七槍」和兩個名字下洇開，彷彿當年握筆的手因憤怒或別的什麼情緒而顫抖。我幾乎能聽見那遙遠午後的刺耳槍聲，穿透時空在耳邊炸響。那一年，我才兩歲。這個案子，伴隨著「冷血悍匪」、「銀行喋血」的標題，如同一個模糊而沉重的背景音，貫穿了我的童年，最終與父親的肝癌一同沉寂。

筆記本裡夾著幾張當年的剪報影本，紙張泛黃脆弱。標題聳動：「銀行變戰場！冷血匪徒李國豪二十七槍釀兩死三傷！」、「治安亮紅燈，警政高層震怒！」。照片是封鎖線外混亂的現場，血跡在黑白影像裡呈現不祥的深灰色。其中一張翻拍自監視器畫面的模糊側影，被紅筆圈了出來，旁邊是父親的註解：「疑點：身形？動作？」另一頁貼著一小塊發黃的報紙，是簡短的彈道比對說明，提到現場找到多種彈頭彈殼。父親用紅筆在旁邊重重劃了線：「二十七槍？彈種混雜？矛盾！」

二十年記者生涯磨礪出的本能瞬間甦醒。二十七槍，單槍匹馬？彈種混雜？這與劫匪一人持一槍瘋狂掃射的官方說法，存在著細微卻致命的裂痕。我腦海中警鈴大作，父親顯然也嗅到了這不尋常的氣味，但這疑問為何隨著他的離世一同被深埋？那劃下的紅線，是未解的困惑，還是…未竟的追索？

我將筆記本小心收進公事包。隔天，報社資料室陳舊的微縮膠捲機發出單調的運轉聲。我調出了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案發後幾天的所有相關報導。官方說法高度一致：窮凶極惡的獨行劫匪李國豪，精心策劃，搶劫過程遭遇英勇保安課員阻攔，遂瘋狂開火，釀成慘劇。然而，當我找到幾份較為詳盡的社會新聞版時，一些目擊者的零星描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份小報引述當時在銀行對面麵攤的老闆說法：「槍聲好密啊！像過年放鞭炮，劈哩啪啦響成一片，根本分不出誰先開槍，只看到裡面人影晃動，好像…不止一個人在動？」另一份報導提到一位重傷行員在甦醒初期對警方的含糊陳述：「…好亂…有人喊…然後…後面…有槍…」這些碎片化的信息，與官方「悍匪先開槍，保安反擊」的清晰敘事格格不入，反而與父親筆記裡那個關於「彈種混雜」的疑問隱隱呼應。

線索指向當年負責現場勘查和彈道鑑識的單位——隸屬於「治安總署」的「刑事鑑識中心」（化名）。我利用跑社會線多年積累的人脈，幾經周折，終於聯繫上一位從該中心退休多年的老技正。在一間煙霧繚繞的茶藝館包廂裡，頭髮花白的老技正聽我提起「永裕銀行案」，眼神瞬間變得複雜而警惕。

「張記者…那案子…唉，」他嘆了口氣，壓低聲音，「過去太久了，很多細節都模糊了。」他端起茶杯的手有輕微的顫抖。

「前輩，我只想釐清一個技術問題，」我懇切地說，將父親筆記裡關於彈道報告的疑問簡述一遍，「當年報告提到現場彈頭彈殼不只一種規格，這…合理嗎？如果是李國豪一人一槍？」

老技正沉默了很久，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杯沿。「報告…是上頭定的調子。」他聲音乾澀，幾乎是氣音，「我們做技術的，只負責提供數據。數據…有時候會被解讀成不同的故事。」他抬眼看了看我，眼神裡有種深沉的疲憊和無奈，「那份報告的原稿…和最後公布的摘要，在『某些細節』上…是有出入的。原始記錄…更…複雜。」他點到即止，再也不肯多說一個字。「張記者，聽我一句勸，有些老案子，像埋在土裡的啞彈，不去碰，大家都安穩。令尊…當年也是個好記者。」他留下這句意味深長的話，匆匆告辭。

「啞彈」？「上頭定的調子」？退休老技正含糊的警告和父親筆記中的紅線交織在一起，指向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可能性：當年的真相，被精心修飾過。這個念頭像藤蔓一樣纏繞著我，越收越緊。我需要更核心的當事人——當年倖存的行員。

經過艱難的查訪，我得知其中一位重傷的女行員，名叫吳秀娟（化名），當年才二十出頭，子彈打穿了她的肺部，留下了終身的病痛和陰影。她後來改了名，搬離了台北，在南部一個安靜的小鎮上深居簡出。我驅車南下，幾經打聽，才在一棟爬滿九重葛的老舊公寓裡找到她。

開門的是一位身形瘦小、面色蒼白的婦人，歲月和病痛在她臉上刻下深深的痕跡。當我表明身份和來意，提到「永裕銀行」時，她眼中瞬間充滿了恐懼，下意識地想關門。

「吳女士，拜託您！我不是來揭您傷疤的！我父親是張明哲，當年的記者，他…他可能發現了案子裡不對勁的地方…」我急切地將父親的記者證複印件和那本舊筆記本從門縫中遞進去，「他去世前還在記掛這個！求您，哪怕只說一句話！」

也許是「張明哲」這個名字，也許是我眼中那份與父親相似的執拗觸動了她。她猶豫了很久，最終顫抖著手，接過了複印件。她盯著父親年輕時的照片看了許久，渾濁的眼淚無聲地滑落。她側身，示意我進門。

狹小的客廳裡光線昏暗，瀰漫著藥味。她緊緊抱著一個舊枕頭，彷彿那是唯一的依靠。沉默持續了足有十分鐘，空氣沉重得讓人窒息。終於，她抬起頭，眼神空洞地望向窗外，聲音輕得像一片隨時會碎裂的羽毛：

「…那天…好可怕…玻璃碎掉的聲音…好大…」她開始劇烈地喘息，彷彿又回到了那個血腥的午後。「那個人…戴著毛線帽…衝進來…對著天花板開了一槍…喊著要錢…」她的描述與官方記錄中悍匪李國豪「直接瘋狂掃射」的開場截然不同。

「…陳課長…陳文忠…他…他好勇敢…他按了警鈴，想擋住那個人…」吳秀娟的眼淚洶湧而出，「然後…然後…後面…靠近經理室那邊…突然就…砰！砰！砰！好響！好近！不是前面那個人開的槍！」她猛地抓住我的手，指甲深深掐進我的肉裡，渾身抖得像風中的落葉，聲音破碎而尖銳：

「…打中陳課長…打中家偉…打中我的…那第一槍…不是從門口…不是那個搶錢的人開的！是後面！是後面啊！」她幾乎是嘶喊出來，隨即被劇烈的咳嗽淹沒，蜷縮在沙發上，痛苦地喘息著。

我的血液在那一刻幾乎凍結。不是李國豪開的第一槍！是後面！「後面」是誰？保安課員當時正從門口衝入與劫匪對峙…所謂的「後面」…難道是…銀行內部？

渾渾噩噩地告別了幾乎虛脫的吳秀娟，那句「是後面啊！」像魔咒一樣在我腦中盤旋轟鳴。回到台北父親的老書房，我像瘋了一樣翻箱倒櫃。父親的遺物大多整理過，重要的採訪資料當年也都處理了。那個硬殼筆記本是唯一的漏網之魚嗎？「後面」…「後面」…吳秀娟驚恐的眼神和指向背後的動作不斷閃現。

書桌最底下那個上了鎖的小抽屜，鎖頭早已鏽蝕。我找來工具，費力地撬開。裡面沒有文件，只有一些零碎的小物件：一枚生鏽的舊採訪紀念章，幾張泛黃的風景明信片，還有一個薄薄的、用黑色膠布纏繞封口的牛皮紙信封。

我的心跳如鼓。小心翼翼地撕開膠布，抽出信封裡的東西。沒有信紙，只有兩樣東西。

第一樣，是父親張明哲年輕時的「新聞記者證」，上面的他意氣風發。第二樣，是一張邊角磨損的彩色照片，顏色已經有些褪去。

照片上是兩個年輕人，勾肩搭背地站在一個像是學校操場的雙槓旁，背景是蓊鬱的樹木。左邊那個，笑容燦爛，穿著洗得發白的卡其色制服，眉眼間帶著點桀驁不馴——正是監視器畫面裡那個被稱為「李國豪」的劫匪！而右邊那個，穿著乾淨的白襯衫，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臉上洋溢著純粹的、屬於那個年紀的開懷笑容——正是年輕時的父親，張明哲！

照片背面，是父親熟悉的字跡，寫著一行小字：

「與國豪兄，於陸軍步校，結訓留念。民國六十八年秋。」

旁邊還有一行更小、更潣草的字跡，墨色深暗，彷彿蘊藏著無盡的痛苦與掙扎：

「…為何是妳？…代價太大了…」

民國六十八年秋…步校結訓…父親竟然和李國豪（本名？）是軍中同袍！而且關係似乎相當親近！「國豪兄」…「為何是妳？…代價太大了…」這句沒頭沒尾的低語，像一把冰冷的匕首刺進我的胸膛。父親認識他！不僅認識，甚至可能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妳」是誰？吳秀娟？還是…另有其人？父親追查這個案子，不僅僅是出於記者的職責？那份筆記裡的疑慮和沉重，那份深埋二十多年的探究，難道源於更深的、無法言說的個人牽絆？「代價太大了」——這代價，指的是兩條無辜的人命，還是…別的什麼？父親是否早就懷疑，那致命的「第一槍」背後，隱藏著更駭人的秘密？而他至死未能揭露，是否也因為…這張照片所代表的過往？

照片上兩個年輕人的笑容，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無比刺眼。書房裡一片死寂，只有我粗重的呼吸聲。窗外的台北城華燈初上，霓虹閃爍，將冰冷的現代光芒投射進來，照亮了父親記者證上嚴肅的面容，也照亮了照片裡凝固的青春和其後註定鋪滿鮮血與謎團的道路。真相的碎片帶著鋒利的邊緣，正一點點割開塵封的歲月，而深淵之下湧動的黑暗，似乎才剛剛開始顯露它猙獰的輪廓。父親那句力透紙背的「疑點」，此刻重如千鈞。這條由血跡和謊言鋪就的路，我該如何繼續走下去？

舊案筆記裡的槍聲：後記

整理這份筆記的過程，像在拆一枚深埋四十年的未爆彈。每一次翻動父親遺留的泛黃紙頁，指尖都彷彿觸及他當年的困惑與灼痛。作為一個跑了二十年社會線的記者，我以為自己早已看透這座城市華麗表皮下的瘡疤與暗影，卻不曾想，最幽深的一道傷口，竟潛藏在父親書櫃的塵埃裡，與我的血脈相連。

「李國豪」——這個在官方卷宗與舊日報章裡被釘在恥辱柱上的冷血符號，在父親的私人相簿中，卻是一個會勾著他肩膀、在軍營雙槓旁笑得毫無陰霾的「國豪兄」。那張褪色照片，像一道猝不及防的閃電，劈開了我對父親、對這樁舊案的所有認知。歷史的敘事何其脆弱，它能在幾份精心修飾的報告、幾則聳動的標題下被輕易定型，卻經不起一張私人照片的無聲拷問。

追尋真相的路途，總是佈滿荊棘與警告。退休老技正那雙佈滿滄桑與恐懼的眼睛，那句「有些案子，像埋在土裡的啞彈，不去碰，大家都安穩」，是體制對窺探者冰冷的威懾。然而，更錐心的，是吳秀娟女士那聲撕裂時空的哭喊：「…是後面啊！」。她蜷縮在南部小鎮陰暗客廳裡顫抖的身影，那刻入骨髓的恐懼與創痛，是歷史血淋淋的證詞，控訴著被掩埋的罪愆。當她喊出「第一槍不是李國豪」時，我彷彿看見父親筆跡下那力透紙背的「二十七槍？彈種混雜？矛盾！」瞬間活了過來，發出震耳欲聾的咆哮。

父親的記者證靜靜壓在那張合影上，像一個沉重的封印，也像一個無言的詰問。他稱呼他「國豪兄」，又在照片背後痛苦低語：「…為何是妳？…代價太大了…」。這「妳」是誰？是無辜殞命的行員？是身陷終生夢魘的吳秀娟？抑或是其他被捲入這血腥漩渦的無名者？父親當年握著筆，在「永裕銀行劫案」的筆記本上劃下紅線時，內心經歷著怎樣的煎熬？他是在追尋一個職業記者應有的真相，還是在試圖理解一個故人何以淪為屠夫，或是在挖掘一個可能牽連更廣、更令人窒息的陰謀？「代價太大了」——這沉痛的低語，是對逝去生命的哀悼，還是對某種無法言說之交易或犧牲的悲鳴？

真相的碎片散落在泛黃的紙頁、模糊的記憶、刻意的遺忘與冰冷的警告之中。我拼湊著，卻深知自己可能永遠無法窺見全貌。那致命的「第一槍」從銀行內部何處射出？誰的手指扣下了扳機？又是誰的手，在案發後主導了敘事的扭曲，將所有罪責穩穩地安放在一個「化名李國豪」的亡命之徒身上？這精心構築的謊言，僅僅是為了掩蓋警方行動的失誤？還是為了庇護某個更不該出現在那血腥現場的人物？抑或…牽涉著更為龐大的利益與共犯結構？

父親至死未能解開這個結。他留下的筆記本，是未竟的追索，是沉默的抗議。如今，這份沉重交到了我的手上。身為記者，揭露真相是刻入骨髓的天職。但身為人子，當真相的鋒刃可能劃開父親不願示人的過往，甚至動搖他一生秉持的新聞人清譽時，這份揭露，是否也是一種殘忍？我站在父親的書桌前，窗外是霓虹閃爍、車水馬龍的台北。這座城市繁華依舊，步履匆匆，早已將四十年前的銀行槍聲遺忘在檔案櫃的深處。然而，對某些人而言，那槍聲從未止息。它在吳秀娟女士每一次艱難的呼吸裡迴盪，在父親泛黃筆記的墨跡中低吼，在我此刻翻湧的心緒間震顫。

歷史的塵埃太厚，掩埋了太多不堪聞問的細節。有些真相，或許註定只能以殘缺的樣貌存在於生還者的噩夢、調查者的筆記與知情者帶進墳墓的沉默裡。我將這本沾染著舊日血跡與謎團的筆記，連同父親的記者證和那張刺痛雙眼的合影，重新鎖進抽屜深處。這不是放棄。而是深知，有些槍聲，一旦擊發，其回響便會穿透時光，在每一個試圖傾聽真相的靈魂深處，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記。而追問，本身就是對遺忘最頑強的抵抗。這未爆的啞彈，這未解的謎題，這份沉重的遺產，我收下了。它將成為我記者證背面，一道無形的烙印。

張介安 謹誌

民國一一四年 夏 於台北

後記又一章：抽屜深處的鏽蝕勳章

這疊泛黃的筆記本終究沒能付印成冊。它們靜靜躺回父親書桌最底層的抽屜，壓在那張刺眼的合影與父親磨損的記者證上。我鎖上了抽屜，鑰匙沉甸甸地墜入褲袋深處，像一塊無法消融的鉛。

二十年記者生涯，我寫過無數篇報導，揭發過貪瀆，追蹤過冤案，自以為手持筆桿如執利劍，能劈開迷霧，照見幾分天光。直到這樁四十年前的舊案，像一具深埋的棺木，被父親的遺物猝然撬開，我才驚覺自己的天真。真相並非總是一塊等待發掘的璞玉，更多時候，它是一顆裹著糖衣的毒藥，或是……一枚早已鏽蝕、卻仍能炸斷人手臂的啞彈。

「李國豪」。這個名字曾是卷宗裡窮凶極惡的符號，是舊報頭條上滴血的鉛字。可當照片裡那個穿著卡其軍服、在雙槓旁與年輕父親勾肩搭背、笑得毫無陰霾的青年躍入眼簾時，符號崩塌了。他是誰？那個父親稱之為「國豪兄」的人，如何從雙槓走向銀行冰冷的大理石地磚，最終成為一具身中多彈、被官方敘事牢牢釘死的「悍匪」？父親筆記本上力透紙背的「疑點」，那關於「二十七槍」與「彈種混雜」的尖銳問號，此刻重如千鈞。他的追索，是純粹的職業驅動？還是……夾雜著對故人沉淪的不解與痛惜？

吳秀娟女士那聲撕裂時空的哭喊：「…是後面啊！」至今仍在我耳膜上震顫。她蜷縮在南部小鎮陰暗客廳裡、被終生傷痛蝕刻的身軀，是這齣悲劇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控訴者。她指向「後面」那顫抖的手指，像一把生鏽的鑰匙，狠狠捅開了官方敘事嚴絲合縫的表殼。第一槍不是劫匪開的。這簡單一句話，足以讓當年所有蓋棺定論的報告、所有義正詞嚴的譴責、所有「英勇反擊」的光環，瞬間佈滿蛛網般的裂痕。是誰在「後面」？是驚慌失措的執勤者？是另有隱情的「自己人」？抑或是……某個根本不該出現在那血腥現場、卻擁有足夠力量在事後扭轉乾坤的影子？

退休老技正那雙佈滿恐懼與疲憊的眼睛，那句「有些案子，像埋在土裡的啞彈，不去碰，大家都安穩」的低語，是體制對窺探者冰冷的告誡。這告誡，父親當年是否也收到過？他是否也曾在追索真相與保全自身（或保全他人？）之間輾轉反側？照片背後那句痛苦的低語：「…為何是妳？…代價太大了…」，像幽靈般縈繞不散。「妳」是誰？是倒在血泊中的無辜行員？是身陷終生夢魘的吳秀娟？還是……另一個因這樁案子而命運驟變、父親卻無法宣之於口的女子？這「代價」，是對無辜犧牲的悲嘆，還是對某種無法挽回的失去、某種被迫吞下的苦果的絕望？

真相的拼圖散落四十年，早已殘缺不全。我或許永遠無法確知，那致命的第一槍從銀行內部哪個角落射出，誰的手指扣下了扳機。我更無法確知，事後那隻主導敘事、將所有罪責精準導向一個「化名李國豪」的亡命之徒身上的手，究竟屬於誰。是為了掩蓋一次致命的錯誤？是為了庇護一個不能倒下的名字？抑或是……一個龐大機器為了維持其表面光潔與運轉順暢，所必須進行的、冷酷而高效的「清理」？每一個可能的答案背後，都蟄伏著更深的黑暗與更龐大的沉默。

身為記者，揭露被掩蓋的真相，是天職，是刻在骨血裡的衝動。父親當年顯然也如此掙扎過，證據就在那劃滿紅線的筆記本裡。但他停下了。是受阻於無形的牆？是懾於那「啞彈」的警告？還是……因為那張雙槓旁的合影，因為那一聲「國豪兄」，因為那句「代價太大了」的錐心之痛，讓他最終選擇將筆記本鎖進抽屜，將疑問與痛苦一同帶進墳墓？

如今，這份沉重而晦暗的遺產，交到了我的手上。我握著筆，卻感到前所未有的無力與……恐懼。揭露，或許能撼動塵封的卷宗，卻也可能將父親竭力守護（或被迫妥協）的某些東西徹底焚燬。那可能是他作為新聞人的清譽，也可能是照片背後那個「妳」的安寧，甚至可能是「國豪兄」這個名字所殘存的最後一點、屬於「人」而非「魔」的微弱餘溫。沉默，則是對吳秀娟們終身傷痛的背叛，是對真相本身的褻瀆，也是對父親筆下那些力透紙背的問號的終極嘲弄。

我終究將抽屜鎖上了。不是放棄追尋，而是終於明白，有些真相的重量，超乎一己之力的承擔。它像一枚深嵌血肉的鏽蝕彈片，無法取出，只能與之共生。父親的記者證、那張合影、那本筆記，它們沒有成為新聞稿的素材，卻成了我靈魂深處一道無法癒合的暗傷。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提筆，每一次面對檯面上冠冕堂皇的「事實」，這道暗傷便隱隱作痛，提醒著我華麗敘事之下潛伏的深淵，提醒著歷史那被精心粉飾的牆面後，可能滲出的、永不乾涸的血跡。

這枚鏽蝕的勳章，我終身佩帶。它不閃耀，只沉默地提醒：記者的筆，有時不僅要書寫光明，更要學會丈量黑暗的深度，並在深淵的凝視下，背負起那些無法言說、卻重如泰山的真實。這條路，父親走過，如今，輪到我踉蹌前行。真相或許永遠無法完全大白，但追問本身，已是對遺忘最頑強的抵抗。

張介安 記於心緒難平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