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軍人節”、即對岸“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之良辰，倍感有必要用推土機鏟掉一堆抗戰史的認知障。首先，沒有所謂中共搶佔抗戰勝利話語這回事：抗戰是中國人民在抗戰，中共是一份子，且以國民革命軍八路軍與新四軍的番號，頭戴青天白日帽徽，勝利後內戰重啟，共軍摘此帽徽，代之以兩顆鈕扣，至1947年10月才恢復蘇區紅軍時期的紅星帽徽—而這仍然在“民國時代”的歷史時段內。
故問題不是“中華人民國和國”從“中華民國”手裡竊取了抗戰的話語權，國共雙方都是“民國時代”過來人，問題是一方以抗戰歌曲作國歌，每逢紀念日必慶祝，另一方逐漸淡化、敷衍、遺忘，迨至“中華民國”的招牌落到了竊取國家認同者手裡，竟然偷換成二戰期間挨美軍轟炸的大日本帝國台灣省的立場了！
兩岸比歷史記憶的話，“去中國化”的台灣顯然已陷入失憶。大陸拍的抗戰影視，描寫共軍的多為游擊戰，大會戰都是在寫國軍的，有中央軍，有地方軍，戰役和將領之多在台灣聞所未聞，似已被過濾於歷史記憶之外。廣西電影拍了《台兒莊大捷》，視李宗仁為桂省光榮。入緬印的“中國遠征軍”事蹟至少拍了兩次（據我所知），歷史人物戴安瀾、孫立人、杜聿明、衛立煌、羅卓英等人歷歷在目，甚至找老外演史迪威將軍。也唯有在這些陸製的作品裡，頻頻聽到台灣一般民眾早已不聞的黃埔校歌和青年軍之歌。更緊要的是蔣介石常出現在抗戰歷史劇裡，且有專演他的演員，縱使是戲劇化，亦勝於台灣的影視把他全般遺忘。日本天皇播“終戰詔書”於80年前的8月15日，卻非勝利紀念日，何故？蓋天皇以“終戰”一詞矇混“投降”，日方至9月2日在美艦上始簽降約，待在中國大事慶祝已是翌日。今日華人與日人的歷史意識沒那麼多講究，皆以8月15日為投降日。惟今年賴清德紀念該日又反芻“終戰”說，恍如從80年前穿越過來的大日本帝國皇民。藍營卻去責成執政黨：與其宣傳大陸冒用了“九零三”，不如在台灣針鋒相對地舉行慶典、以正視聽。真搞不懂向“脫中靠北”的人緣木求魚幹什麼？問題早出在：國府於1955年改“九零三”為“軍人節”，已沒收了全民抗戰勝利紀念日，該時中國大陸已成頭號大敵，日本已成盟友。
斥中共奪走抗戰勝利話語者，大半個世紀以來知識沒有長進（亦不思長進），其論點仍不脫下列：（1）抗戰爆發後，中共於洛川會議中通過“七二一方針”： “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2）毫無例外，所有大戰役都是國軍打的；（3）抗戰之初，八路軍只有4.6萬人，國軍投入淞滬一場戰役就遠勝此數；（4）國軍陣亡的將領超出200名，八路軍只有1名，云云。
首先，若真有“七二一方針”，反而把毛澤東當作先知了：預測抗戰必持久，如果三數月就結束了，怎會輪得到 “發展”？日方打的是普京式短暫“特殊軍事行動”算盤，圖併吞華北即完事，蔣介石故意將戰火引至淞滬國際都市，期待列強出面干涉，不果，迨至南京淪陷，始圖以“空間換取時間”，沒預期會打上八年，若沒成為二次世界大戰的一環，該不知如何收場。
反共者口裡的“七二一方針”是一種惡意的曲解。毛澤東獨排眾議：投入戰鬥不是被人牽著鼻子去犯傻、而是按照自己所擅長的去打，不能作“一分抗日”解釋。按當時八路軍七個人一根槍，必須撿拾陣亡敵軍的武器，共軍亦從未打過大會戰、甚至陣地戰（只有在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指揮下打過一回，導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滅亡），若抗戰初期就全軍上火線，結果必為團滅。
蘇區時期的紅軍已少與“剿匪軍”硬碰硬，而是以運動戰取勝，即跑得比國軍快、跑的路比國軍多，但與比國軍機動得多的日軍打“運動戰”則是找死，因此就以山地游擊戰、平原地道戰為主。山地游擊戰主要是伏擊。在大陸拍的影視中，每一部千篇一律，只見游擊隊佔高地對進入射線的敵人運輸隊放了一輪排槍、就吹號衝鋒，頗感違反常理，何不躲在暗處將暴露的敵人掃射光為止？想必是加入香港武打片橋段以增戲劇效果吧，後來方獲悉每個士兵發4-5發子彈，打光了就必須掄著大刀衝鋒。
國民政府是有給八路軍提供補給的，但把它限在一個額度內，不讓他們擅自擴張。這無疑是共方在抗戰初期的窘況，後來設了原始的兵工廠情形獲得改善。共軍能做到這一點，必須有根據地、有統治權、獲民心，保障自己兵員與糧食源源不絕。這也繼承中共從蘇區時期磨練出來的工作風格：戰爭只是“革命”的一環、還有政治、組織、意識形態、宣傳、經濟、群眾關係各條戰線。抗戰期間國共合作，中共自然不再清算地主，只肅清漢奸，且籠絡愛國地主，不談土改分田，只施行減租減息，並在中國農村裡首次舉行選舉公職人員，給本黨幹部保留三分之一名額。
就這樣，中共在華北建立了一連串抗日根據地：從原有的陝甘寧邊區（延安所在地）複製了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冀中，等等。他們一方面在日軍的戰地後方斷其運輸線（破壞鐵路、公路、橋樑）、通訊（焚毀電線桿、斷電報線路），另一方面宣傳抗日、動員群眾、組織民兵。因此，日本侵略軍基本上無法有效地控制佔領區，必須從深入至華中南的大部隊調兵回來對付這些“土八路”。
日佔領軍有築不完的碉堡、派不盡的清鄉任務：望根據地挺進的支隊，沿途會遭“黃蜂戰”襲擊，好像在馬背上行進遭一大群黃蜂叮蟄，揮也揮不掉；兵分六路進入根據地捕抓主力，則遇“麻雀戰”，一群麻雀朝各個方向飛走，誰知哪一方是主力？這些都是游擊戰術下的戰法，游擊戰術之上的戰略則總結為“蘑菇戰”，將對方整得心力交瘁，如癌症二期患者不見有治方，只力圖莫惡化為三期。這些都有別於江西蘇區時期反圍剿的主戰略：運動戰。
在中國史上意義重大者：農村本來是山高皇帝遠，頭頂改朝換代的風刮來刮去，誰來當皇帝都一樣。中共不去主戰場摻和送死，在這裡開闢的戰線，是把政治意識、國民意識、階級意識，甚至對廣大的現代世界的認識，都灌注入農村，也在這裡擴建了軍、擴充了黨。對世界史之重大意義，則是開發了無分前線後方的“人民戰爭”模式，把入侵的帝國主義者滅頂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裡，這個典範在戰後傳遍亞、非、拉，至越戰又達另一個新高峰，越戰後則逐漸淡出。
八年抗戰，在共軍活躍的游擊區，微型戰役—guerrilla在西班牙文中即“小戰”之義—可能以萬計，數量百倍於國軍。大陸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日歌曲，對抗日的刻骨銘心，孰深孰淺，一目瞭然。國民政府代表全國受降不能被偷換概念成它是唯一抗戰者，它事後且把抗戰勝利日“去全民化”和去時空座標化為“軍人節”。共方有必要與國府搶奪如此認知失調的“抗戰敘事”嗎？
必須承認，共軍的這些“小戰”在規模上的確不能望國軍戰役之項背。國軍的正規戰確實轟轟烈烈，但每輸一場大會戰，就丟一個省會、一個省、甚至首都。國軍由中央軍和地方雜牌軍組成，戰力無法與世上一流的日軍比，而且無制空權，敵機可低空掃射。在不對稱的戰爭裡，國軍陣亡將領超出200名，士卒陣亡380萬人，卻為“九零三”贏得了“軍人節”的稱號，反去覆蓋了全民抗戰勝利的紀念日，透露國府的全民抗戰觀很淡薄，把抗戰狹窄化為由中央號令正規部隊上火線。在大陸以外，80年來少有人拉下歷史的矇眼罩，至對岸行將舉行80週年大閱兵的前夜，仍有人在台灣說必須恢復“真相”，還中華民國一個公道。
這個“真相”是透過當時10-15%城市人口的視角。當時國民政府的統治網大都佈在城市裡，守土有責，守城必至最後關頭，即使被迫棄守，亦轉為野戰，正規部隊不具化整為零成為游擊隊的機制。國民政府縱使有“全民抗戰”的懸想，往民間廣泛發槍也是一個大忌，土共手裏的槍還嫌少？落入土匪手中又怎麼辦？縱使有官方執照的敵後游擊隊，也搞不出名堂（必須用放大鏡在史料中去找）：他們駐紮自己的營地，與還未逃跑的地方政府互不隸屬，軍需靠中央補給，軍政分離、軍民分離，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種游擊生態。
80年的長時段足以提供一個透視，能持平看待國共雙方在八年抗戰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國軍在主戰場固然損兵折將、喪師百萬、失地千里，卻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妄想，令其泥足深陷。國軍在抗戰前期在華東、華中的巨大犧牲，替共軍在華北草創根據地打開了一個窗戶。待日軍進至華中南，華北佔領區的失控迫使其抽調兵力回防華北，日軍在華中南主戰場的攻勢漸趨遲滯。更重要的是：華北的共軍主要盤據在山西，在這裡惡虎攔路，日軍根本進不了陝西，不然學蒙古人滅宋，從陝西南下四川，戰時陪都重慶還能存活？在這些方面，國共兩軍有互補的功能。
國共南北這兩個戰場既相生，亦相剋。暫時懸擱敵我之別，亦甭理侵略與反侵略，不妨在日軍與八路之間看出一種抗戰生態學的關係。日軍只有足夠的兵力佔據點和線，把面留給了乘虛而入的共軍，它不知不覺地成了共軍的圈地商，把國民政府的勢力圈在外面，讓出來給共軍開發。這還得了！因此，至抗戰中期，國軍與日軍的主戰場轉趨沈寂，國共的矛盾就浮出水面。
至此，不妨模擬兩種另類歷史場景。一為：華北的共軍根據地全面投了敵，成為日佔領軍的地方政府，替日軍在農村裡維持秩序，進貢軍糧，提供民夫役，部隊則參加“皇協軍”。條件是日本滅了國民政府後，扶植中共成為中國政府。這種可能性極微，中共在意識形態上是偏蘇聯、反法西斯的。日本當時是參加了反共產國際的法西斯軸心，反共遠比民主國家徹底。歷史上確亦無八路變成漢奸的插曲。
撤退來台灣後，國府的反共宣傳卻試圖把中共等同漢奸。在《揚子江風雲》（1969）裡，孫越扮演的“共匪”在一幅“禮義廉恥”橫匾倒著掛的辦事處裡，與一名日本的軍佐討價還價：“你們的戰壕不是我們的人替你挖的啊？”編導之拙劣，是對抗戰史全然無知，仍以為戰爭嘛就是陣地和火線上的事。
第二種另類歷史場景，則是國民政府恍然警悟：共產主義比日本帝國主義更具威脅，必須斷尾求生，與日本講和，讓它佔有國土，聯手消滅中共。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人多有變成漢奸者，尤以地方軍閥歸順爲“皇協軍”者眾，最高時達118.6萬人，超出侵華日軍的總數。國民黨中央則出了汪精衛集團，他換取了日軍讓他“還都”南京，仍掛青天白日旗，惟旗上多了一面土黃色小三角旗，上書“和平反共建國”，戰後大漢奸陳公博被槍決前，仍在聲辯：“我替國家防共有功啊！”他們確屬“高瞻遠矚”：蓋抗戰令長征後碩果僅存的紅軍殘餘4.6萬人發展成132萬人、民兵260萬餘。
彼輩之“高瞻遠矚”亦在預期多年後港台有眾多徒孫們。他們會站汪、陳的立場，不把蔣介石當作民族英雄，反責其為“中共同路人”，如今日民進黨責國民黨同一口徑焉。1936年底西安事變後，國共走向合作，把日本逐步蠶食中國的節奏打亂了，釀成全面抗戰，不是給中共過於激進的反帝路線害的？
愚意以為：個人意志不敵抗戰生態學。國府遷至四川重慶後，整個重心朝西南傾斜，待太平洋戰爭爆發，加入盟國的“中國戰區”與美陸軍“中緬印戰區”覆疊，後一戰區的司令是美國的史迪威將軍，麾下卻只有國軍，必須在加盟後的“中國戰區”裡兼副司令身分方能調動。國軍入緬不是替英軍擦屁股那麼簡單，必須與盟軍並肩作戰才獲美國的軍援，遠征軍也在印度與緬甸戰場受美式裝備化。最緊要的考量是日軍切斷了輸送戰略物資的滇緬公路，日軍更從緬甸攻佔了雲南的騰衝。
今日回顧：當共軍在華北大事開疆拓土之際，國軍反而越境打到中南半島去了。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形勢逆轉於東北，國軍進軍東北，受華北的共區阻隔，必須靠海運和空運。在全國的佈局上，國民政府根本就贏不了，只是沒預期全盤皆輸。
買屋置家，中國人講風水，美國人講究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戰時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在location上該是最穩妥，日軍鞭長莫及，海疆被封後，從西南越境作戰正是與盟軍的作戰區卡榫，蜀中天府之國，更非貧瘠的華北可比。當時誰也未能料到抗戰終局有蘇軍進入東北這個變故，在關東軍底下，中共在東北原本無法立足，蘇軍進入後卻成為中共最大的根據地，近水樓臺先得月，大部分是從華北和山東的根據地輸往的。這好比你本來選對地點，未料到後來的都更或市與郊重劃把原來的生態都改變了。
Location或許曾對，房子卻是凶宅。四川一地自清末以來就有一股強烈反中央的地方主義，辛亥革命的導火線是保路風潮，四川是點燃地。南京中央追剿長征中的紅軍，待後者入川後就不尾隨了，蓋搞不掂當地的軍閥。後中央為了抗戰而遷都於此，即使訴諸國難當頭也無法壓服地方勢力，他們杯葛中央任命的省主席張群，只有在蔣介石將兼任該職的恐嚇下，才兩害衡其輕。既然中央在重慶，因此戰時的民主實驗也在該地，從國民參政會到戰後的政治協商會議，民主力量集結為“中國民主同盟”，其首領張瀾乃清末保路風潮的健將，民初曾出任川北宣慰史和四川省主席，後來四川軍閥不少是他的門生與下屬。張瀾在掛名省主席期間，長居北京，辦《晨報》，成為李大釗的老闆，表現左傾。原本已有強烈反中央傾向的四川軍民，蔣介石親臨後即具體化為“反蔣”，民運抬頭後則與“反獨裁”連結，這股動量國府還都南京後變本加厲，至國共戰爭末期已變成“倒蔣”。
民國末年演變成華北與西南對抗南京之局，兩票對一票。中共“解放大西南”根本無需打解放戰爭，只聞一片望風“起義”之聲。大西南仍捍衛國民政府者，只剩下桂系和四川的楊森將軍，惟隨中央遷台。
至此，我不知在今日台灣恢復抗戰“真相”是如何一個“恢復”法？若還是中央號令正規軍在正面戰場的戰史，則郭岱君在不久以前已經做了，惟發表的時候不對，原本可以是國民的共同記憶，如今則成戰史癖的讀物。這段歷史必須照顧到各個方面，本文只是一個大綱的草綱，望後有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