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軍奮戰之典範，在西方莫如古希臘守溫泉關的斯巴達三百壯士，在中國則為抗戰期間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八佰”。其之為壯士有見證、有打氣—尤其四行倉庫守衛戰，有蘇州河對岸租界的上海民眾為其打氣、輸送物資，且留下愛國女童軍泳河送國旗的佳話。大部隊撤出上海，上峰令孤軍留守租界對岸的四行倉庫，打的是一場公關戰，望在即將於布魯塞爾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上贏得國際社會支持，故此戰亦名遐國際。
“懸軍”也是孤軍，卻是在荒野裡深入的孤軍，周遭沒有任何支持系統，前途吉凶未卜，心裡越走越不踏實，環境似越走越險惡，未遇敵軍，已染敵氛：孤懸的感受本身就是一種不祥感。
在大罷免大失敗後，青鳥罷團有從“孤軍”模式轉入“懸軍”模式的傾向。即使戴上“更大的民主”的假臉，亦該自覺身居少數，方能自詡是扭轉乾坤的健將、國家前途之所繫，也是元首唯一期許同行的“公民”。事敗後，虹彩的幻景拉黑，同溫層迅即變質變味。戰敗猶可再戰，惟民進黨自身在內部找“戰犯”，此次大舉的合法性甚至正義性頓成問號。民進黨裡諉過的居多、反省的少。諉過是切割、反省往往也是切割：慚愧未曾全力協助“非本黨”的民間團體。這裡卻釀嚴重認知失調，蓋從黨內推出轅門梟首示眾的並非造成“公民”失望者，而是出餿主意利用選罷法漏洞搞“合法”政變、卻誤判形勢者—餿主意該源自極峰，目前只圖處決在公眾面前面目最猙獰的台前司幕員便交代了事。
至於青鳥罷團的憤恚，可從他們調轉槍頭攻擊廣大的“非公民”看出。如今，置身的周遭景觀已整個地荒原化，期待當啦啦隊的群眾，掉頭背向，不屑回顧，絕塵而去。被遺棄的戰士遂望塵打黑槍。有用中間選民貪圖普發一萬元污名化大罷免的動機（縱使這個動機只是對打包式大罷免的反感）；也有建議用“降智圖卡”去誤導下一輪823罷免，索性直接糟蹋選民的智商。
訴諸貶損人格者，則用類似“國民性批判”指責台灣民眾“道德敗壞”，論述者自身無知得驚人，且思路錯亂，說台灣民智未開，拜媽祖和迷信中藥即其例，與川普在白宮裡祈禱的上帝不可同日耳語。“迷信”與“道德敗壞”根本是兩回事，有信念畏神明的人反而不會胡作非為呢。用前者去論證後者是胡說八道。對川普與美國則更無知：川普是連一部《聖經》都不擁有的人！這類美化自己一無所知的外國、醜化一無所知的本國，在大陸改革開放開始二十年、即東升西降之勢未彰顯時，間有所聞，謂：中國不如西方的地方，就在缺乏基督教。此乃極簡主義的頭腦強充有論述之一例，不料今日台灣仍有人拾此種牙慧。
本來，民代兩年一選，亂了規矩不會惹好感。好比消費者到店裡，已選中了一件衣服，店員卻把自己的私貨拿出來硬塞給顧客，說：這是下一季的新款，要這一件不要你手中的那一件。姑勿論下一季還未來臨，此舉極不尊重顧客，且是非法行為。霉爛的葡萄，一肚子壞水。國民黨被迫以罷制罷，仍憂心仲仲跳入同一潭壞水裡打染會挑起同樣的惡感，學習壞榜樣的不安並非全無根據。
果然，讓綠營單獨操作反而保證了自己全軍覆滅、藍營完勝。首先，它把定不了罪的柯文哲長期羈押，把上次大選中撮合不成的藍白搓成反惡罷的統一戰線、小草們變成全面挺藍，司法的濫用也引起不理會藍白者為自己的人身擔憂。第二道操作則是黴菌綠的公檢法和中選會鎮壓了藍罷綠六席立委的動員和遞件，讓他們掛零，使這次大罷免沒了對照組。否則該是落實了賴清德的“沒有贏，也沒有輸”的準確性—賴清德此語確實只有算術上的準確性，始作俑破壞體制、浪費公帑、舉行在非投票季節的炎炎夏日下重投，大番折騰後卻打回原狀，為民所怨懟，仍成最終極的輸家。
藍營罷綠唯一成案的是針對南投縣的一名縣議員，果如所料沒罷成。在這裡，“貪普發一萬元”“白癡智障”“國民道德敗壞”怎麼不適用了？但既為“青鳥”，就不望有這類理性反省，反而得提防他們的憤恚惡化為孕育“全民賠罪觀”的溫床。
“全民賠罪觀”予人舉槍對人群作無差別掃射、駕車撞擊路人的聯想。但這只是“孤軍”朝“懸軍”朝“孤狼”墮落的一個軌跡。目前，台派的民運仍未潰散，對主流民意射出去的子彈仍只限於言詞的、圖卡的。
這次大罷免給了我上述的歷史社會學的洞見。這套法則在比較歷史裡千變萬化卻萬變不離其宗。伊斯蘭最原初的分裂是發生在先知家族的阿里與篡了權的大馬士革倭瑪亞政權之間。座落在庫法的阿里敵不過大馬士革，而且不忍信眾們自相殘殺，遂與倭瑪亞和解，卻觸怒了自身陣營內的極端份子，一萬二千名哈瓦里吉份子不只分裂出去，還屠殺無辜的穆士林洩憤，阿里惟有把他們鎮壓了，結果是阿里本人在庫法大清真寺祈禱時被一名哈瓦里吉孤狼用染了毒的劍刺殺。一般人只知道伊斯蘭分兩成大派：阿里傳承的什葉派和大馬士革傳承的遜尼派，其實還有哈瓦里吉派，今日只有在阿曼是主流，但和一切恐攻無關，似乎已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