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を盗んだ男（1979）
原爆之後，日本備受爭議大膽核彈的邪典電影
有些電影能成為經典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如同過去繪畫在當時代無法被人欣賞，但卻為後續耕耘者和人們有了重要的啟發性，並且用不同的視角去詮釋和看待世界與社會的方式。
1970年代的日本社會，剛好是戰後碰撞激烈的年代，不管是極道的擴張、學運的退潮、又或是核能電力在日本全面發展，經濟的起飛引發出人們另一種對於國家制度的矛盾情結，也誕生出許多跳脫正統故事，多面向且有實驗性的電影，呈現出日本當時年輕世代的文化氛圍。
電影《竊取太陽的男人》，是在日本啟發許多影視娛樂創作者的有趣作品。故事敘述高中教師城戶誠正在密謀製造核彈，放置在國會議事堂威脅政府。刑警山下負責此案，他猜不透嫌犯的動機，電台主播零子很感興趣，大肆擴散事件，導致事件擴大。城戶最後要求讓滾石樂隊來日本舉辦演唱會，山下認為這是最後一次能逮捕兇手的機會。
《竊取太陽的男人》是什麼電影？
每個年代都會代表性的創作方向，與過去的時代作出一種明顯的區隔，以台灣電影為例，在1982年後，台灣受到世界新浪潮的影響，也展現出台灣新浪潮電影的樣貌，從過去政府政治導向的歌頌愛國的政治電影，與商業明星推廣的偶像電影中，以市井小民的寫實生活為出發點，講述鄉下柴米油鹽、都市燈紅酒綠的生活，在時代下台灣生活的現實和無奈性，並且展現出導演敘述的哲學語言，成為80年代台灣具代表性電影史一頁，讓台灣從武俠、戀愛、愛國等中式情節，跳脫出顯像台灣本土的故事性。
在日本差不多的時代，也迎來一種電影說故事方式的改革。經歷過在左派浪潮與右派軍國的拉扯動盪的日本社會，正逐漸回歸但日常，但這些學運與矛盾的理念之間並未得到兩方說開的對話，而是獲得一個未知的問號。
這也讓經歷過這一連串日本短短二十年經歷軍國戰敗混亂、經濟逐步復甦，但戰後新一代呈現出一種對日本未來迷茫、與不完整的叛逆風潮。這點展現在一些受到歐美文化影響，與接觸70年代嬉皮式娛樂文化的創作者身上，接觸異國的創作，也讓日本作家跳脫出以往的敘事模式，創作更有實驗性的作品。
電影《竊取太陽的男人》算是一部在世界並不知名，但對日本80年代後期影視、動畫創作影響甚大的日本電影。故事以個性孤僻的高中理化老師城戶誠，在一次無意間和刑警山下一起聯手逮捕犯人後，理解也許自己這樣的小人物也有可能作出一番大事，而他的大事是親手製造出一枚核彈。之後過不久警察山下接到炸彈恐嚇威脅，並且對方指名要他調查此案，將他逮捕歸案，山下不解為何是他？但又為了日本人民的安全，開始試圖找尋罪犯，逐步構思出那個最不可能，高中教師的兇手樣貌。
這部電影的導演－長谷川和彥，身分非常特殊，他是一位廣島出生被認定為『被爆二世（雙親為原子彈被爆者）』的日本導演，領有被爆者健康手冊。《蜘蛛女之吻》的編劇－萊納德施拉德，因長谷川的身世跟他提出關於「年輕人製造原子彈威脅政府」的誇張喜劇電影概念。
對原爆問題重視的長谷川，則想將這部片構思成黑色幽默的犯罪片。試圖在原爆故事上，跳脫受害者視角，以娛樂為導向的原爆題材日本電影，來達到電影投資客的注目，電影大膽以犯罪者角度敘事，也啟發後面的日本創作者的寫作尺度，與電影拍攝題材多元性想法。
《竊取太陽的男人》分析與延伸：
日本的新浪潮電影改革發生在社會動盪的60年代，早於台灣逐步邁入解嚴的80年代新浪潮電影20年，但整體對電影的重構有很大不同。簡單來說台灣的新浪潮回歸於台灣故事、社會寫實性、與市井小民對於電影故事的共鳴感。這點反而跟1950年代日式電影的「戰後寫實派」較為接近。
故我認為台灣人那麼喜歡像是導演－小津安二郎《東京物語》（1953）、《秋刀魚之味》（1962）等，也許跟我們新浪潮發展點、與台灣著眼點和日本不同有關係。在60年代日本新浪潮，聚焦在強烈政治性批判、破脆解構事件的說過是概念。在電影展現性愛、暴力是很直接的手段。
台灣所熟知的大島渚導演的《青春殘酷物語》中對於日本「家庭倫理」與「傳統價值觀」的政治反叛，是日本新浪潮的典型對於日本社會的政治批判，這種發聲受到60年代學運、抗議運動、左派共產思想的浪潮崛起，延續到結束運動後的70年代。整體來說長谷川和彥電影《竊取太陽的男人》的反體制、犯罪思想與叛逆，是大島渚電影《青春殘酷物語》、《日本夜與霧》等，這類日式新浪潮電影，更加有創意與浪漫化、符號化的年輕世代電影故式的延伸。
由受到原爆傷害的導演來製作一部用核彈似圖炸毀日本的電影，《竊取太陽的男人》顛覆關於原爆電影，悲劇受害者視角的故事，也撇開完全寫實性，更多是關於動機不明的高中教師城戶誠邊緣化的日本社會螺絲丁人生，與刑警山下每日追查犯人，保護市民的英雄形象之間反差感，讓城戶誠的無力感展現出新一代社會青年的寫照。他們不像60年代展現出強烈的性與暴力，更像在狂歡過後，對日本怎樣都無所謂，毀滅算了的社會無力感，就像一顆顆潛伏於日本社會的未爆彈一樣。展現出日本未來的不明確性。
《竊取太陽的男人》電影出現的1979年，是日本經濟逐步攀升高峰的年代，但是年輕一代對於這樣時代的日本整體展現的氛圍卻像是未爆彈、暴風雨前的寧靜、派對高潮中獨自清醒。某方面像是日本泡沫經濟預言。
《竊取太陽的男人》不只是題材聳動，在拍攝時大量違規在國會議事堂裝成孕婦偷拍、首都高速道拍攝禁止的巴士劫持，故意穿著黑道裝扮拍攝與當地警察的真實爭執場面，可以說相當大膽。另一有趣的細節是長谷川導演，刻意曖昧化教師城戶誠和刑警山下之間的關係，有意設計出「父子情結」或「同性情誼」的情感宿命感，甚至當年有影評解析兩人最後的對手戲，頗有情侶殉情的意味。
《竊取太陽的男人》值得一看嗎？
因為是1979年的電影，台灣並沒有上映或發行的紀錄，要看這部片有點困難。以前是在DVD出租店，看港版的片子（港譯：《盜日者》2002年發行），最近才用日區的Netflix在回味一下。
當時長谷川和彥導演為了營造年輕反逆感，還特別找來日本視覺系搖滾先驅，歌手－澤田研二來飾演頹廢主角，配合以演硬派黑道走紅的演員－菅原文太，兩人飾演對手戲，營造出新舊世代感。以電影故事只憑有核彈，從警方認為是玩笑但還是全員出動，可以看出那個時代對於核能議題的緊張感，意外的呼應幾十年後日本的核電廠問題。
整體來說，《竊取太陽的男人》是一部有時代感的電影，整體故事放在現代也算很新營，拍攝手法有時充滿B級片特攝，但有時又充滿時代電影感，呈現出一種以現代來看是很復古反烏托邦軟科幻系的味道。但由被原子彈傷害者的長谷川，拍攝一部用核能炸毀日本的電影，從初宗就充滿爭議與討論度。但也讓日本娛樂跳脫一種固定的創作模式，一個事件呈現是否一定從政治正確、或是可以多重面向去討論，無論對錯，呈現出由實踐衍伸出的娛樂性與視覺，還有不同的哲學和人性，有更多觀點的加入，而不是一味重複同樣的故事模式，是否能讓人更關注起這個議題。
《竊取太陽的男人》其實原則上不是什麼世界名片，只能說他只在日本當地被推崇，和被電影愛好者跟影評喜歡，甚至票房也不出色。但許多影評、創作者和導演都認為：「《竊取太陽的男人》對日本電影史是重要的。」
許多人認為這比八股的反核電影，要來得更加出色並且震撼。《正宗哥吉拉》、《福音戰士新劇場版》等多部動畫、特攝導演－樋口真嗣，也表示這是自己口袋裏前三名的電影。《惡之華》、《東京殘響》等動漫畫中，作者也表示自己深受到這部電影影響，而創作出像是邪典風格的動漫作品。
《竊取太陽的男人》有趣的地方，在於他從頭到尾並沒有把反核和核能危害掛在電影之中，也沒有批判關於高中教師城戶行為的對錯，並且用會吸引年輕世代的犯罪題材來包裝一個自己想敘述的政治議題，雖然在行銷上不利，但整個電影從故事腳本和演員演出，都於「核」牽絆住。同時存在反核、反威權多種符號，並不延續新浪潮顯性情色暴力的概念，用新的手法去說出更加無聲殘暴的主題，這點是讓我相當喜歡的地方，雖然整體節奏以現在看來是過於緩慢跟內斂，但我覺得如果可以知道當時日本的時代背景和政治事件，可能在看這部電影會更有張力與藏於片段中的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