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旗はためく下に（1972）
丈夫死亡的真相？遺孀找尋的戰爭記憶碎片
從1945日本簽屬投降書開始至2025年，二次世界大戰也有80餘年，相當於一個人的人生長度，但這場戰爭並非距離現在很久以前之事，許多故事與新的證據依舊在不斷的出現，其中對於亞洲來說，當時軍國主義的日本造成東亞的災亂，不僅在他國，也在自己本土留下讓日本人民無法根除。
關於戰爭的傷痛慘劇，在結束戰爭的這些年來花上數十年除來，回顧和讓人了解戰爭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尤其在當時台灣也被日本殖民下，有很大一部分劃入當時日本軍事規劃的南進前哨站，與前往東北滿州國的台灣人，都是在多年歷史下逐步被了解的史事。
《在飄揚的軍旗下》是改編戰後小說的作品，也是日本拍攝反戰電影中的一項里程碑，與更多角度探討。故事以一名被戰爭中被處決的士兵遺孀，多年來一直想知道自己丈夫為何被處決，而踏上尋找真相的旅程，但除了知曉前線殘酷外，每個士兵對丈夫的印象都有差異，究竟這場戰事中，丈夫的名譽、與被處決的真正原因到底為何？
《在飄揚的軍旗下》是什麼電影？
2024年台灣公視曾拍攝，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台灣人在婆羅洲擔任看管戰俘，台籍戰俘監視員的故事《聽海湧》，在當年由日本殖民的台灣下，關於台灣人在中國、日本和台灣的身分認同下問題。也展現多方戰後角力下，成為戰爭犧牲品的台灣人。雖然後續也延伸出關於戲劇與實事資料有一些不符合的問題，也有關抄襲、醜化歷史人物等反應，但《聽海湧》依舊點出了核心關於戰爭之後的歷史清算，並且在被兩方力求自保與追究下，被推上前線的還是沒有後路之人。
在真實戰爭之下，雖沒有一位人民是無辜，但也沒有一位人民會主動要求開戰。當時1930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日本軍國政府需要一個急需解決經濟問題、與人民不滿的情緒，一戰勝利並沒有給日本帶來好處，反而加深歐美列強對於東亞的歧視性，這些總總因素讓日本軍方抬頭成為主導權。
當時的日本軍方利用天皇形象，煽動日本人為東亞民族優越論，這些都疊加造成二次大戰，日本出兵主因，而在投降後，當時在日極度被壓抑的反戰派，才得以透過資料，試圖還原軍國主義者所做的種種目的與真相。
日本電影《在飄揚的軍旗下》，是一部對於日本反戰有著更身一度思考的旅程碑，並且讓整體戰爭故事回歸到一般徵募入伍的士兵，與失去親人的遺孀眷屬的視角，用如同《羅生門》懸疑劇的方式，貫穿整部故事。
劇情描述因為丈夫在戰爭中被處決，士兵遺孀一直希望政府給出合理的解釋，因為在資料上並沒有表示出遺孀丈夫被處決的原因。因為這樣遺孀決定拜訪跟丈夫死亡有關的從戰爭歸來的士兵，但發現每個人對於丈夫的描繪都不一樣，從英雄、逃兵到謀害長官的罪人，到底真相是如何？遺孀反而在追尋中，思考出自我的解答。
《在飄揚的軍旗下》是由拍攝許多日本極道電影、暴力和實驗性美學的導演－深作欣二，改編原作者－結城昌治，同名短篇小說的電影。原作有點偏向於報導文學的方式，是以在日本敗戰後，作者聆聽各類士兵故事，用回憶錄的形式展開每個人的短篇故事。在電影版《在飄揚的軍旗下》則是將每個短篇故事串接，以似真似假，追尋戰場的殘酷與荒謬，跟最後遺孀（被戰爭留下的人）對於自己與日本政府的無言抵抗。可以說也是後來導演在經典之作《無仁義之戰》手法上的先行嘗試。
《在飄揚的軍旗下》分析與延伸：
《在飄揚的軍旗下》電影原作者結城昌治，是日本戰後社會派推理小說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也影響許多後來平成的推理小說作者，在創作中表達對於日本社會問題，包含勞工、性別和家庭問題等，常常會跟社會派的松本清張、森村誠一等人並列提起。《軍旗はためく下に》是結城昌治最具代表性的小說作品，也混合著他本人在日本戰爭末期，被徵招入伍的個人經驗。因為原本在寫小說之前就在電影公司工作，故結城昌治的小說非常有台本感，在鏡頭分鏡與對話上，常常可以讓人很快入戲與想像出畫面與鏡頭語言。
在戰後過後的日本50年代至60年代間，進入一個社會混亂期和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這也使娛樂文化、故事創作進入一段蓬勃發展的年代，當然其中也包含如同山口組這些日本黑道的崛起，也脫離不了關係。當時因為戰爭的殘酷而像是結城昌治、手塚治虫等創作者的作品都有很深刻的反戰思潮，但隨著韓戰的爆發，日本響應美國的再軍備，而出現「自衛隊」。
這也很矛盾的激起，新的軍國情懷。有許多電影創作者和文學再次描繪個人英雄壯烈犧牲的題材，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雖然室友軍國主義的軟性延伸，但這也影響一代軍事宅與ACG圈，如《機動戦士ガンダム》導演－富野由悠季，就受到當年軍事風情再出現的文化影響。
《軍旗はためく下に》雖然從作品分類，都被被歸類在戰爭小說、戰爭電影之中，但它更多是描繪戰場軍事生活，還有關於戰後遺孀以一個女性視角去追憶自己丈夫，和替丈夫洗刷處決的汙名（但以當時日本社會嚴重的父權主義，雖是以遺孀的角度，但整體而言還是相當男性化、軍人視角，遺孀角色呈現的像是被動聽故事的角色）。
整體而言電影與文本追求的並不是一個完全真實，和樣樣考究完美，而是展現出軍事中階級文化和讓人拼命去死的扭曲極端軍國思想。這點台劇《聽海湧》也是如此，不是完全的真實故事，而是著重在「台灣人身份認同的矛盾」這點，才是故事主要想呈現的部份。
改編這部的導演深作欣二，十幾歲的時候，也因為日本戰爭逐漸劣勢，而被迫參與軍工廠勞動，成為隨時被當成轟炸目標的高危險性質少年工。也因為青年成長期間夾在為天皇而死，跟戰敗清算的矛盾之間，讓深作欣二對於「誰該為了戰爭死去的人負責？」，這個想法深思。對於高層免責，犧牲平民，在1970年後，戰後大學生學運浪潮，與經歷過戰爭如同深作欣二、結城昌治的中年人，用影視和文字，來讓「日本的戰爭責任」，搬到公共視野來討論，呈現出如果不反省過去軍國主義的災禍，便無法讓日本往前進的反戰氛圍。
《在飄揚的軍旗下》值得一看嗎？
1950年，黑澤明拍攝的電影《羅生門》，描繪各個在事件漩渦中的人，在衙門前提供事件證詞時，每個仁都有所出入，「真相到底如何」或「是否沒有真相」成為電影探討人性自私與自保社會下的人們為自己利益將真相扭曲成讓自己有利的證詞。
1972《在飄揚的軍旗下》在敘事手法有著與《羅生門》類似的故事模式,透過士兵遺孀追尋真相，找到其他軍人，每個人對於遺孀丈夫的描繪都不一樣，也都慢慢透過故事，發現不知何為謊言？何為現實？比起《羅生門》每個人證言的矛盾，《在飄揚的軍旗下》則是每個敘述戰爭的人，都試圖抹取自己的惡，和撇開自我對遺孀丈夫死去的責任。
當年代日本回顧這段敗戰歷史，電影常用幾種敘事手法「英雄敘事」、「悲劇故事」、「責任追究」。而也可以針對這些敘事與拍攝手法，來看待電影公司和導演的立場與導向。例如美日合拍，深作欣二、黑澤明等，多個參與的美日編導，製作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戰爭電影《トラ・トラ・トラ!》（1970）就是偏向於戰爭的「責任追究」，在美軍已經發現日軍要準備偷襲珍珠港，卻不下達備戰命令，而珍珠朝壽襲擊的政治盤算，展現出一位士兵的命運，終究是一盤國際戰爭下的棋子。但更多電影則是偏向於《山本五十六》（1968）將日本悲劇給英雄化的電影，來加深人民對於日本軍備的合理化。
也因經歷戰亂年代，在二次大戰剛結束，學子和當年捲入戰爭者都對於軍備等同於戰爭的深信不疑。知名的手塚治虫（原子小金剛作者）、水木茂（鬼太郎作者）、甚至許多娛樂作品的作者都有著反戰備的思想。但同時也有像是文學家－三島由紀夫，卻對於日本無正常軍備、自衛隊無能，選擇切腹警世。
可以說《在飄揚的軍旗下》的電影出現時，日本正處於左、右派矛盾之中，對於二戰記憶與戰後國家定位，官方試圖模糊帶過歷史、民間卻越發想清晰看到真相，這也是電影中為合軍人的遺孀，會等待數年只為了知道丈夫為何而死的原因，在日本民間許多人在戰後對於自己親人和戰時的總總悲慘，始終得不到解答。
《在飄揚的軍旗下》電影之後，許多當年戰爭遺族會運動興起，持續要求政府追認自己兒子或丈夫在各地戰死，真正的原因與經過。日本二戰期間約有230萬軍人死亡（包含台灣、韓國等殖民地），其中仍有數十萬的軍人無法判斷死因，呈現「戰爭死亡不明確性」。「突然就消失了，像是這個人不存在一樣。」水木茂在自傳性質的《全員玉碎》敘述即便戰場的同梯，都無法知曉自己戰友怎麼死、何時死去？這也是《在飄揚的軍旗下》電影中對於無法給予交代，成為官方迴避的原因。如同電影最後遺孀表示，自己丈夫死前最後無法與天皇和解，也是象徵如今多年過去十萬未知死因士兵的殘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