ㄑ台灣第一個銀行搶案及其影響〉
在1982年的台北，春日的陽光溫柔地灑在古亭街頭，卻掩不住一場風暴的來臨。
那是一個經濟開始騰飛的年代，鈔票在銀行間流轉，暴發戶的笑聲與貧窮者的嘆息交織成城市的背景音。
在這喧囂中，一個名叫李師科的計程車司機，帶著對世道的不甘，推開了台灣土地銀行古亭分行的大門。
他的故事，像一粒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激起漣漪，也捲起了一個另一個無辜者王迎先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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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師科，1927年生於山東省昌樂縣。
小學未讀完，對日抗戰爆發，他便投身抗戰的游擊隊，後來隨著國軍輾轉來台。
1959年，他因病退役，成了計程車司機，修車、開車，日子像車輪般滾動，卻總也駛不到富足的彼岸。
但在新聞報導中，卻看見銀行將成千上萬的鈔票，借給特權階級，化為呆帳。
他努力半生，依然前途茫茫，即將邁入老年的他，心裡的希望漸漸乾涸，化為一把憤世嫉俗的刀。
於是，1980年1月7日的冬夜裏，在台北市金華街的巷弄中，他用一把只能裝一發子彈的自製土造手槍，襲殺了正在外國使館外站崗的保安警察李勝源，搶走他身上那把美國制的左輪槍。
之後，他花了兩年，踩點、觀察，選中了土地銀行古亭分行，因為那裡巷弄交錯，易於脫身。
他常常假裝兌換零錢，熟記銀行櫃檯與警衛值班的每一個角落，像一隻耐心潛伏的獵豹。 1982年4月14日，下午三點二十分，銀行關門前的十分鐘，他戴上假髮、白色鴨舌帽和口罩，推開銀行大門。
他對著所有人大喊：
「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我只要一千萬，你們別過來！」
接著開了一槍，擦過銀行副理林延湖的肩膀，血染紅了白襯衫，其他的行員縮在櫃檯下，空氣凝固得像冰。
他跳進櫃檯，用袋子掃走行員桌上的531萬現金，轉身消失在銀行外的防火巷。
******* 531萬現金，在被捕後，他交代了流向。
他說，531萬裡，他花了5萬在歡場的女人身上，用15萬買了電器用品，剩下的400萬，包在牛皮紙袋中，寄放在三重一個朋友家。
「那朋友有個小女孩，我想我總會被抓，乾脆留給她，讓她可以讀到大學。」
這是後來他對記者說的計畫，只是這些贓款，怎可能如他所願，留給朋友呢！ ************** 但這場搶案的餘波，卻捲起另一個人的命運。
王迎先，也是一個平凡的計程車司機，長相、口音、身形都與李師科有幾分相似，連家中被單的圖案都跟李師科用過的棉被相似。
案發後，警方被限期破案的壓力逼得喘不過氣。
王迎先女兒的男友，覺得女友的爸爸有點像搶匪的外型，在二百萬元的懸賞誘惑下，他通報了警察。
調查小組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將王迎先拖進了審訊室。 那是1982年的戒嚴時代，台灣的警界，刑求逼供還是常態。
抓到王迎先的警察，急於立功，不顧王迎先的否認，馬上就使出各種嚴刑逼供的手段。
王迎先經受不住，只能屈打成招，他胡亂說出，贓款藏在秀朗橋下。
5月7日凌晨三點，急於破案的警方，半夜三更就帶他去找贓款和作案工具。
被嚴刑拷打數日的他，看著橋下的新店溪，人生無望之下，縱身一躍，跳進冰冷的溪水，溺水而亡。
不久後，真正的搶匪李師科，才在和平西路的住處落網。
而王迎先的死，則引發社會對警方刑求逼供造成冤案的嚴厲批判。
這場悲劇，逼得立法院迅速修訂《刑事訴訟法》第27條，允許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試圖堵住刑求逼供的漏洞。
************** 而李師科被捕後，戒嚴時期的軍事法庭，迅速判他死刑。 落網不到一個月，在1982年5月26日清晨，台北安坑刑場的槍聲響起，李師科的人生也畫下句點。
李師科被憲兵押出法院
但他造成的影響歷久不衰。
金融機構從此要求客戶進大門都要脫帽、摘口罩，這規矩延續到新冠疫情時，才因防疫而放鬆。
進入銀行需脫帽摘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