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與孟買曾同為世界兩大金融中心 (由Gemini所製）
隨著二戰後解殖，經濟統計或經濟史多半了「遺忘」了殖民地對母國的影響。一個很可能的原因是，戰後總體經濟學家87%都是關心美國的，而海外殖民地對美國的經濟關係不甚重要，直到Acemoglu跟Robinson在2001年討論殖民地後，殖民地才又回到經濟學的主流學界。為什麼講「又回到」呢？ (See 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 )
因為戰前的主流經濟學，其實包括了殖民地的管理跟利用，像早數的非裔諾獎得主Arthur Lewis便曾經是反殖運動的成員，並幫當時許多殖民地的菁英上過經濟學的課程。
承襲我一貫的論述：帝國的金流樞紐才是打造金融中心的主要條件，像戰後的香港便是如此。
回到孟買，其實細讀不少1930s金融大恐慌的文獻，會發現當時許多殖民地跟”原物料國家”的投資的錢，都會先轉回孟買，再轉回倫敦到紐約，不過隨著歐洲國家被戰後「去帝國化」後，孟買的金融有如黃梁一夢，至今也無多少人記得。
孟買，在二戰前的大英帝國體系裡，如同位處亞洲的「倫敦鏡像」。十九世紀末以來，孟買靠著棉花與金屬貿易，逐漸成為帝國資金流動的重要中樞。根據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Krishnan, Empire’s Metropolis: Money, Time and Space in Colonial Bombay, 2013），當時的孟買作為一個殖民港，實乃大英帝國的金融節點。
總體觀之，大英帝國各個殖民地的稅收、商業盈餘、公司股本，多會先經由孟買的銀行與交易所，再被轉運到倫敦金融區，最終可能又流向紐約。這樣的資金回轉，讓英國能在國內儲蓄有限的情況下，繼續擴張海外投資與軍費，等於以殖民地養殖民地，用殖民地盈餘維持帝國的繁榮。
孟買的角色，在1870-1914年間，更由於歐洲帝國主義導致全球經濟整合，而成為了重要的資訊中樞。鐵路的鋪設、輪船的擴張，以及蘇伊士和巴拿馬運河的開通，通訊則由電報和電話的出現將全世界連結起來。
孟買的國際銀行業務形成
作為英屬印度的金融之都，孟買也與倫敦城密切相連，倫敦城自19世紀以來一直是世界銀行和貨幣市場的中心。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參考另一篇印度人寫的短文。
在早期，孟買的外匯業務，主要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控制。由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e Bank of India: The Roots 1806-1876一書所述，即使在東印度公司於1813年失去其印度特許權，東印度公司仍壟斷了印度外匯特權。甚至當時第一間盎格魯薩克遜式的孟買銀行，作為殖民地半國營的金融機構，都難以介入這外匯的特許業務。
這種外匯交易上的壟斷，增加了印度和英國商人的外貿信貸成本，使匯款成本居高不下，因為東印度公司提供的英鎊和印度盧比的匯率，對客戶相當不利。
於是乎，另一間銀行，即西印度銀行（Bank of Western India）（其發起人包括著名商人Jagannath Shankarshet和Dadabhoy Rustomjee）便試圖打入利潤豐厚的印度外匯業務，幾經嘗試，與東印度公司纏訟多年，這家於1842年成立（後於1849年更名為東方銀行公司，OBC）的銀行才在1851年，成功爭取到第一份特許狀(Charter)，該特許狀認可其銀行的外匯業務並給予其有限責任的保護。當時銀行在英國法律，仍屬無限責任的合夥企業，必須取得東印度公司或英國議會那邊發的特許狀，才能得到有限責任。
此例一開，，許多外匯或英國海外銀行在孟買設立了分支機構。最著名的是「印度、澳大利亞及中國特許銀行」（即今天的渣打銀行），該銀行於1858年在孟買開設了分行。其他各種外國銀行也在孟買開展業務，其任務是促進其地區或國家與次大陸之間的貿易。其中包括法蘭西的法國國家貼現銀行（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便設立於1861年，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SBC）則設立於1869年，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則設於1894年。到1908年，共有四家英國海外銀行和三家外國銀行在該市運營。
反過來，孟買當地商人社群創立的銀行，如印度正金銀行（Indian Specie Bank，這個Specie是指金屬硬幣，不是香料...）（1906年）和塔塔實業銀行（Tata Industrial Bank）（1917年），則從印度出發，也在20世紀初在倫敦開設了分行。這進一步加強了孟買與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和外匯市場之間的聯繫。
至此，孟買躍升作為金融和貿易中心的地位，同時具備帝國金融腹地、海外金融網絡聯繫、本土商人及銀行界各路人馬的活力。
這開局，只是是使孟買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眾多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印度盧比甲天下
使孟買崛起為成為金融中心的另一個有力因素之一，則是英屬印度作為大英帝國「向外擴張」的總指揮部的特殊角色。像朝鮮作為日本西進，臺灣作為日本南進，而大英帝國若有兩個腦袋，一在倫敦，二則在印度。
比方說，印度盧比，便曾作為大英帝國境流通貨幣，成為各個殖民地的強勢貨幣。。
在十九世紀末，特魯西爾海岸（又稱停戰海岸，即指今日之阿聯酋）、巴林和卡達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甚至是由孟買單獨決定。類似的事情可見於大日本帝國擴張後，香港跟新加坡由臺灣銀行管轄，滿洲、華北跟緬甸則由朝鮮銀行管轄。
這一「帝國央行」的角色，隨著每個特魯西爾酋長國（又稱停戰酋長國），與英國簽署了《專屬協議》（Exclusive Agreement，1892年3月6日至13日），便決定由孟買市來承擔。根據該條約的信託條款，英屬印度政府負責這些酋長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隨後，印度盧比成為官方貨幣。其他地區很快也跟進，包括阿曼和科威特，以及短暫的東非英國保護國。
儘管印度盧比成為這些英國統治地區的官方流通貨幣，但印度洋貿易世界舊有的多貨幣制度也同時存在。
這種「強勢貨幣」的現象，甚至早於大英帝國。在成為官方貨幣之前，印度盧比已經在這些阿拉伯海沿岸地區流通。它首先以莫臥兒盧比的形式流通，這是孟買盧比（1677年在孟買鑄幣廠首次鑄造）的前身。這種孟買銀盧比及其面額一直流通到1835年，當時孟買、孟加拉和馬德拉斯管轄區的三個獨立貨幣圈被廢除，並被被東印度公司盧比（直到1858年）取代，東印度公司解體後，則改成英屬印度盧比的時代（1858-1947年）。
最終，隨著大英帝國的印度儲備銀行（RBI）於1935年4月1日成立，大英帝國許多地區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被劃入印度儲備銀行的管轄範圍，這間帝國英行總部便設於孟買，事實上，許多受保護國或殖民地，便在印度儲備銀行維持著英鎊餘額，印度盧比再根據這些餘額，轉回發行給它們作為民間使用。這種情況甚至在印度獨立後一直持續到1959年，當時印度儲備銀行甚至在中東地區發行了一種特殊貨幣，即海灣盧比，以區別於印度盧比。海灣盧比一直流通到1970年，當時作為最後一個信託酋長國之一的阿曼轉用自己的貨幣，即阿曼里亞爾。
珍珠港事件如何消滅了帝國的第二顆心臟
如上述，殖民地的港口、電報、鐵道全為此服務，孟買成了帝國金融循環的心臟瓣膜——將南亞跟大英帝國殖民的勞動與資源轉化為倫敦的信貸與利息。也因此，當1930年代世界金融動盪時，孟買的資金動向往往成為殖民帝國穩定外匯，印度若是大英帝國的第二顆腦袋，孟買便是大英帝國的第二顆心臟。
經濟史更少提到一件事情是，其實戰後的貿易自由化的傾向，跟美國1941年的租借法案有關，也可以說跟珍珠港事件有某種更深刻的聯繫。
對於世界大蕭條的解釋很多，不過大經濟學家John Hicks在不少場合曾提過，戰前以殖民地貿易體系為首的「關稅壁壘」是讓大蕭條持續這麼長的原因，或許當有一部份的國家在玩關稅壁壘的時候，最適策略也是玩關稅壁壘，反正當時由歐美為主的國家都在把關稅蓋得很高。
二戰把原本歐洲秩序的天坪打歪了，法國馬上就被打垮，但敦克爾克卻又撤退成功，英國被封鎖，物資短缺，大英帝國的艦隊打不過山本五十六，大東亞共榮圈深入了東南亞，美國看自家花園有亞洲人入侵了，不能坐視不管（又剛好當時失業，須要市場來充分就業一下），就搞出「租借法案」，也可以說是「戰後美援」的前身，而租借法案的三大對像，便是英國、蘇聯跟中華民國（蔣），當然跟前兩者來說，當時中國拿的少之又少，但英國無疑是美國兵工廠投資的最大項目。
但美國不做賠錢生意。英國在二戰發射的子彈，可能超過一半是美國製造的，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飯」，美國借子彈給英國最大的條件，便是戰後英國不能再對「美國製造」施以高關稅。蘇聯二戰蓋的鐵路有96%都是美國幫忙出原料跟設備的，不過由於兩國風情不同（一個搞反共資本主義，一個搞一國社會主義），蘇聯不少是現貨交易，美國也不好意思要戰後鐵幕免關稅，但對他的英國盟友就沒這麼客氣了。
而羅斯福的第一愛將馬歇爾，跟當時的摩根索，當時如法炮製，端出了「振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可說是美國也是「改造歐陸」的重點專案，美國以「援助」之名，但實施起來有個重點，就是大家別再搞關稅不利進口我美國製造了。
猶記Paul Samuelson回憶他在二戰時估計戰後的失業率應該奇高無比，對比戰後美國經濟興興向榮充分就業，他還深感困惑，他其實不該困惑啊！美國的官員做了這麼多事，他的模型可能忘了說，子彈不是白白製造的。
至於孟買，其金融榮景在戰後戛然而止。隨著印度獨立、英鎊區瓦解，孟買不再是帝國的金融命脈。殖民時期流經此地的匯兌盈餘，不再經營孟買返回英國，倫敦也不再需要依賴「海外的第二顆心臟」來維持流動性。
戰後孟買雖仍是次大陸的商業中心，但殖民時代的金融網絡卻漸漸崩解：外資銀行撤離，美資轉向東京與香港，保險與航運業式微，昔日象徵帝國榮光的證券交易所成了孤島。 若說戰前的孟買是帝國的「第二倫敦」，那麼戰後的孟買就像夢醒後的幻影。殖民結構一夕消失，金融重心轉往美國與東亞，留下的只是漸被遺忘的全球史與無人整理的帳冊。
上述的歷史發展告訴我們提醒我們，帝國的崩塌會使得全球資本流向的大洗牌，以上述為例，資本便從孟買退潮，轉向紐約，今日西方的全球資本的血管又被轉接到香港與新加坡，又因阿聯酋崛起，中東自成新的中心，欲理解二十世紀以來的金融轉折，不能忽略帝國間的版塊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