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傭兵》新封面
衛城先前出版了鄭維中教授的博士論文，並譯成中文，即《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近日宣布再版。這本書故事相當精彩，對於非歷史本科的人可能不是很好讀，以下是我個人的整理跟補充。這本書至少有三個看點，而我自己於結尾延伸兩個面向。
第一個看點是臺灣在世界貿易網絡中的崛起，其實是中國跟西方勢力的貿易網落角力的結果。
這個觀點其實從另一本談大英帝國擴張的書 — 《未竟的帝國》來談會更清楚，《未竟的帝國》裡分析西方商貿帝國的擴張，葡西荷英這幾個國家在美洲作生意，跟在亞洲作生意，有很大的不同。季風若對，在蒸汽引擎普及之前，從倫敦開往波士頓只要四到五週，但前往亞洲卻要數個月之久。
於是，在大西洋貿易上，歐洲人制定新的規則，但來到亞洲，傳統的王朝國家間卻早有自己一套規矩，比方說朝貢制度。歐洲人只好想辦法在既定的規則上去作變化。歐洲國家彼此之間，為了壟斷航線得到超額利潤，自己也是殺成一團，這種時候海盜、海軍根本是一體兩面的存在。這種「誰與誰都在戰爭」的狀態，在歐洲被稱作「重商主義」，不是像今天搞搞保護政策而已，基本上為了轟殺對方的航線，每每都要搞得血流成河。這歐洲海上互打的局勢，要等到拿破崙戰爭結束後，英國的海軍在世界上佔有主宰的地位，才在大英帝國的光輝下宣布進入了「自由貿易」的時代。
回到《海上傭兵》的背景，當時葡萄牙人原先建立了一個連通律菲賓跟澳門、生絲與白銀的貿易路線，而為了干擾這條貿易路線，建立另外一條由荷蘭壟斷的貿易路線，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了無窮盡的劫掠，殃及不少華人的船隻。
澳門之所重要，是因為明帝國不許歐洲人直接在中國領土上貿易，但並沒有不準中國商人在第三方貿易的情況跟歐洲人貿易（不過這模式到清初海禁時，這會出了一些問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紅夷」開始騷亂中國沿海，希望能略過管制，取得跟中國通商的機會。我這樣講可能又點過度簡略，但就是在中國-西方各種勢力的折衝之下，荷蘭人才會跑到臺灣來，希望以一條「亞加達-臺灣（轉口中國生絲等）-日本」的航路某程度取代掉「菲律賓-澳門」的航路。
這本書的第二個看點，則是「政策管制」衍生出了「地方官把持的貿易獨佔」。在明帝國對於海洋貿易的管制下，沿海有關的官員，要不是跟外國人打交道拿不定主義，就是自己甚至壟斷了沿海省份間的米糧貿易，搞到百姓災民四竄，但這些傳統帝國官僚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對當時沿海的海盜都沒辦法，海盜甚至在沿海的村落收起稅來。
在地方士紳都看不下去的情況下，士紳便要求要請「傭兵」，也就是當時協助荷蘭東印度公司私掠「菲律賓-澳門」航路的鄭芝龍。接受過荷蘭東印度公司投資的鄭芝龍集團，無論是船、火器乃至用兵，都不是一般海盜的水準，更不是傳統明帝國已經衰敗的衛所官兵可以比擬的。
而隨著鄭芝龍在沿海打貪官、打海盜、打山賊的成功，取得了一種官方（以鄭芝龍的狀況來說，半官方）的地位，叫「游擊」，但因為明帝國沒有正式的預算可以支援鄭芝龍的軍事集團，於是便默許他可以跟其他國家（包括跟荷蘭人通商），甚至在荷蘭檔案來看，鄭芝龍其實可以跟荷蘭人談通商條件。這與改革開放初的中國經濟制度驚人的相似，中央政策對於大部份的投資都有管制，但地方官員卻可以跟私自外商談「特別條件」來招商，官員當然自己也從中得到好處。
總之，這種對貿易獨佔的超額利潤，便成為了鄭家軍用來茁壯自己的經費，無論是後來鄭氏集團積極的擴張生絲貿易，或是想要壟斷部份的朝貢貿易，甚至是鄭成功攻下臺灣後的諸多轉變，大概都是這一個邏輯（鄭維中教授作一個區分，叫防禦性獨佔跟攻擊性獨佔，但基本上都是用貿易獨佔來擴充軍事集團）。
最終，第三個看點，我覺得可能對臺灣讀者最容易有共鳴，就是觀察北京（滿清）怎麼瓦解臺灣（鄭氏集團），這可讀性非常地高。
根據鄭維中教授的考察，鄭芝龍直接被騙去北京充作廢物那先不論，就算是鄭氏集團最強硬的鄭成功，其主戰乃為求和，頂多希望可以割些東南沿海的中國省份跟貿易特權稱王。
清朝怎麼想這件事情呢？滿清鐵騎雖然跟南方的步兵交戰時佔有巨大優勢，但有許多戰略上的限制：第一個是在一個南方地區，北京大概就只能投放數千到一萬名左右，另一方面，一匹鐵騎常常要被運回北京，再接著投放到其他戰場。
於是滿清在征服臺灣上，大量運用了海禁（遷界令）、買通少數鄭氏集團也打擊其他集團、有意無意地讓不同省份的商人跟鄭氏集團的商人競爭走私、釋出假消息（比方說交戰時雖打勝仗，卻故意放過少數鄭氏集團的將領，讓其看起來像匪諜，引起內鬨），最厲害的，則是讓要取得鄭氏集團的貿易特權、同樣由鄭氏集團出身的施琅主導攻臺等等。簡單來說，就是清帝國要直接武統臺灣並不容易，所以用了很多分化跟和統的技巧，特別是跟鄭氏集團內部合作，但和統為陽，半武統為陰。
因為明鄭的檔案大部份都被燒掉了，在《海上傭兵》一書中，同時利用了清方的檔案跟荷蘭記錄時局的檔案，將當時緊張的局勢刻劃出來。
這本書停在了明鄭的覆滅，以施琅原本想繼續海禁（來維持貿易特權）但康熙不允許而讓貿易正常化（或說中央一條鞭的實施朝貢貿易更為準趣）的時間作為結束。於是我個人認為有兩點可以再去延伸思考的。
第一個就是通讀本書的話，因為鄭芝龍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相當有辦法，有些人會可能會產生中華帝國在海洋上尚能跟歐洲角力的錯覺（這也是有些人讀歐陽泰的《決戰熱蘭遮》時會產生的錯覺）。但我們不要忘記，到了這個時間點，是歐洲人跑來中國家門口擴張海權，若非不斷的在科技上跟制度上的演進，歐洲人根本沒有辦法穩定的打進亞洲市場。因此，等到英國在歐洲練蠱的環境中脫穎而出，而要強力開港的時候，中華帝國的體制已經難以阻擋了。
第二個，則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讓地方官員可以自行去招商抽成轉投資的體制，同樣也是以獨佔利潤為誘因，讓地方官員去實踐北京的政策目標。但是明帝國（其實清帝國也一樣），當官方失能的時候，士紳在體制中尚能自行尋找灰色地帶的補救方法，因此才有了鄭芝龍作為海上傭兵的劇情。
然而跟明清不一樣的是，地方士紳作為帝國中央跟地方的緩衝地帶，在今日中國「終極一條鞭」的環境下，已經不存在了，文革的清洗先不論，因為按照中共今天的統治強度，地方士紳幾乎都被消失了，或是消融到了國家的直接統治當中。當北京的這一套「一條鞭」體制失靈，現在的中國體制會如何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