滙豐總行大廈
1930年代，出於全球大蕭條，大英帝國派駐官員到好幾個殖民地成立經濟委員會，審視當地經濟情況，香港也不例外。
香港在大英帝國的治理架構中，長期被視為一個「制度實驗場」（laboratory of institutions）。這種地位一方面意味著母國並不願投入過多行政成本，另一方面也讓殖民地官員練習一種「可管可不管」的統治術。正因如此，香港的經濟政策常常夾在帝國的整體利益與地方的機會主義之間，介於放任與干預之間的灰色地帶。這種灰色地帶，便成為了香港成為金融創新的空間。
這一批殖民部派駐香港的官員，在考察香港當時的工商業條件後，覺得香港未來會成一個製造業、貿易發達的港口城市，認為如果帝國願意「開綠燈」去發展香港的製造業，香港未來可以成為帝國一個製造業、貿易、金融業皆發達、足以負擔稅收實現各種社會福利的繁榮經濟體--聽起來更像今天的新加坡。
但當時這批官員的建議，被母國有意地忽視。因為在1930年代，英國的母國製造業正在下滑，殖民部在1930年代，在許多殖民地都有明確下達限制工業發展的政策，此時香港土生土長的製造業，在部份商品上，已經威脅了英國自己的出口。香港於是不幸地成為其中一個列管的對象。
事實上，英國在1930年代限制殖民地工業化，並非單純的市場經濟政策，而是典型的「帝國內部分工」邏輯。母國掌握高附加價值的製造業與金融服務，而殖民地則被定位為原料供應與市場出口地。任何可能與母國產業競爭的地方製造業，都被視為威脅帝國秩序的「經濟叛亂」。香港製造業的潛能因此被抑制，而金融業則因為不涉及直接的貿易競爭，被放任成長，成為帝國內部一種「安全的繁榮」。
所幸的是，香港的金融業在當時，仍能自外於帝國的大規模管制。1931年代，一方面為了脫離金本位，一方面為了與美元圈對抗，英國在其帝國境內強硬實施了英磅圈，這能成功實施，也得利於大英帝國的特殊現象：除了英格蘭銀行以外，其他殖民地多半沒有自己的獨立央行，於是各個殖民地沒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唯一例外則是香港。
香港殖民當局的貨幣政策，當時便是對盯中國，中國是當時香港主要的貿易夥伴，中國在1935年以前是銀本位，1935年後才改成未來時常暴走的法幣，出於香港殖民當局有一套政策是對盯中國的貨幣規則，倫敦在考量之後，便不打算把香港強硬的置入以英格蘭銀行為首的貨幣規範當中，也因此，香港仍然幼小的製造業被帝國「開紅燈」，金融業卻輾轉取得某種獨立的地位。
這獨立地位，進一步強化了金融區域金融中心的角色，HSBC當時的高階主管提到：於是全世界要用其他貨幣來炒銀幣（*你可以換成法幣、人民幣）都想到要來香港。大把的熱錢在香港銀行手上後，便轉手又灌入房市去炒樓，也因為香港金融不受監管的特殊地位，許多銀行打算破產了，再去找香港當局求救--反正我大到不能倒。這種周期性的金融泡沫、房產泡沫，便成為了這金融中心的主要旋律。許多金融監理的改革一直到戰後1970甚至1980年代才實現。(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顧汝德的作品）。
戰後隨著帝國慢慢解體，（一部份也是因為美國租借法案的交換條件是帝國優惠制的廢除），為了要維持英磅區的優越性，倫敦開始對香港官員施壓，而香港官員的策略便是裝死--比方說上交的資料爛到可以，讓母國的官員無法理解香港發生什麼事，這種策略對今天最大的代價，就是研究者很難透過統計數字理解香港發生了什麼事，在亞洲，只有尼泊爾跟其他幾個發展中國家，比香港更慢開始統計GDP。
而在韓戰爆發後，美國要求諸國對中國限運/禁運的時候，香港當局也放手讓香港大銀行、小銀行去承攬當時中國的金融業務跟走私業務。
沒有香港的話，毛澤東根本沒辦法取得足夠的外匯來交換海外的戰略物資，儘管大家都知道這些業務正在進行，香港此時期的金融業公開財報，卻難以看到這些「非法業務」的影子，也讓研究者懷疑由這些公開財報整理出來的資料，究竟有多大參考價值。
換言之，二戰後的香港，經濟活動大量依賴於所謂「灰色地帶」的金融操作。走私、外匯交易、貿易融資之間的界線模糊不清。殖民政府對此採取半默許態度。這種模糊的合法性，讓香港的金融體系養成一種務實與靈活的特質，一切皆以流動性與金融利潤為中心，而非制度的正當性。某種程度上，這種「以結果為導向」的思維，正是香港金融文化的核心，也說明了為何香港能在不同政權與體制之間匆匆容容、游刃有餘。
1972年，隨著大英帝國解體，英國廢除英磅區，中國不久後也推出「改革開放」，這些香港的金融業者，轉身又成為了第一批「錢進中國」的搶灘者，其實我們也不該意外，因為這些金融業者之所以會出現在香港，許多是清帝國時期，來到條約口岸搞貿易的商人，本來就把香港視為前進中國的前哨站。
1997到今天，香港則是中國「錢往世界」的跳板，中國對外的FDI，大部份都是走香港，全世界的人民幣清算，都是在香港。HSBC，在前幾年，一直都是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的最佳合作夥伴。不過，香港雖然曾經有了發達的工業，但今天幾乎是與中國合作的金融業獨大。
香港的金融史，其實是一部「例外政治」的歷史。從大英帝國時代的監管真空，到冷戰時期的走私金融，再到今天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始終依附於某種更大的權力體系，並在體系縫隙中尋找利潤。所謂「綠燈」從不只是政策上的允許，而是一種地緣政治的默契。歷史或許在告訴我們：香港之所以能在過去成為金融中心，不是出於被賦權，而是因為一次又一次被「遺忘/排除於規範之外」。
然而，隨著國安法的實施，香港失去了實質的一國兩制，許多「例外」的特權不再存在，未來便無法再如此游刃有餘了，反而是在新的一輪中美地緣政治之下，新加坡跟中東取代了香港的「灰色地帶的黃金鄉」的區位優勢。
眼看他帝國起，眼看他帝國落，好幾個帝國交替的漲潮與退潮，以及向來被開綠燈的金融業如何把握了這些機遇，似乎才是香港成為金融中心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