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二十多年來，關於「自己」的事，似乎已經寫得差不多了。那些與青春、家庭、性別、傷痕有關的經驗，經過長時間的書寫與回望，已被放進了各自的抽屜。於是我開始意識到，相較於世界，「自己」其實是多麼渺小的一粒微塵。
這些年我希望自己能像一個永遠不安分的神經元，對著世界伸出新的突觸。sky is the limit或許不僅是一句修辭，而是關於文學的永恆命題：愛與死、戰爭與和平、疾病與痊癒、仇恨與寬慰。
這些看似遙遠的對立，構成我們理解「人」的方式。
我寫〈走廊的燈閃過五下才滅〉，是想為那些在HIV/AIDS的瘟疫時期，被歷史遺落的人留下見證。寫〈耶路撒冷〉，是試圖再現戰爭當中那些艱難的生存。它們都不再只是關於我，而是關於我們如何試著相互理解、相互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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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我上次寫小說，已經超過10年。或許更久些。
上一次投林榮三文學獎，寫的是我讀研究所憂鬱症時期的〈中魔者〉，再前一次，則是寫我HIV感染者朋友的故事〈患者〉。都是散文。誰知道哪，今年得獎的作品，一是詩，一是小說。而這篇小說，也總歸是關於HIV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今年我40歲了。總想著，若能夠為自己的40歲，留下一些什麼那肯定也是不錯的——手邊因為過去2年來所做的HIV感染者訪談計劃留下的田野與研究資料，再加上年輕時，聽那些圈內前輩所談論的，灰塵，光影，死，與被留下來的故事，決定動筆寫一篇小說。
小說翻來覆去修改過幾次，雖不是自己心中最滿意的小說，但也知道，那已經是目前的我所能抵達的、目前的我所能寫出的，最接近好小說的成果了。
這篇小說〈走廊的燈閃過五下才滅〉，寫的是一個HIV籠罩的時代，那（些）倖存下來的人，現在的故事。他記住了一些事情，但記得並不很牢靠。HIV已是可控的疾病了，但被遺忘的那些人，被污名化的疾病，被當成隱喻般使用著的HIV與我們男同志的同義詞，卻還在。
我想用這篇小說，獻給寫下《天河撩亂》的吳繼文先生。想用這篇小說，把HIV/AIDS平權的可能性，再往前推進一點點。
也謝謝《愛知識》平台，以及每一位曾經和我分享過HIV的過去歷史與未來的感染者朋友、前輩，乃至年輕的感染者們。謝謝你們把故事交到我的手上。在我以男同志身份「出道」的這二十幾年來，每個我所聽過的故事，我都有好好地記得。
我有好好地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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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首詩〈耶路撒冷〉——則是延續了我長年以來對於戰爭的困惑。對於在戰爭之中受苦的人們的「想像的旁觀」的角度。
詩能夠做到什麼呢？老實說什麼也不行。我寫過烏克蘭的戰爭。寫過大馬士革硝煙之中對於一點點「生」之可能的想像。我還沒有去過基輔，你也是。加薩走廊的故事。敘利亞的故事。阿富汗塔利班與美國之間的種種齟齬，在紐約的大蘋果頭上落下。
受苦的總是每一個「人」。而文學終歸是無用的吧？文學沒辦法停下任何一顆砲擊，無法讓因為邊界封鎖而飽受饑饉（「飽受」，這個詞彙多麼地諷刺）的孩童活轉過來。
但我還是寫。因為文學終究是必須站在人道與人權的一方的。
正因為文學無法停下砲彈，所以更該有人記下那顆砲彈落下之後的聲音。與殘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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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我這麼一路寫了下來，明確地知道，寫作是難以抵達答案的，但能讓我逼近更多問題。看見可能提問的角度。寫作本身不是答案。但不斷寫下去不斷為這個世界書寫，呼喊的聲音，靈魂的悲憫，會有更多人聽見。
寫作至此，或許終究沒有答案。
但我仍願意讓文字成為那條神經末梢，去觸摸更多未被觸碰的部分。
那是文學的責任。那麼，就繼續寫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