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2024）年開始，中國籍配偶亞亞在社群媒體 TikTok「亞亞在台灣」（現已無影片資訊，其在抖音平台之帳號名稱為「亞亞兩岸親」，目前還在持續更新中）上，發布許多關於「兩岸一家親」、「我們都是中國台灣人」等政治敏感言論的影片，並多次讓子女入鏡發表相關立場。此行為遭到網友檢舉，內政部移民署於今年（2025）年 3 月 11 日，認定亞亞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規定，強制將其遣返。事件爆發後，迅速在社群媒體與輿論場域中引發廣泛討論，也有其他中配網紅因發生類似情況的案件，依違反規定而被強制遣返。
隨著亞亞事件的發酵，有關中國配偶的爭議言論在社群平台上不斷擴散，網路上出現大量與中國配偶相關的負面標籤。如同〈我的媽媽來自中國，但我們是台灣人：標記與排斥之間，中國新住民子女想跟台灣社會說的話〉文章中所說，「台灣社會瀰漫著一股對中國的恐懼。這股無處宣洩的恐懼，逐漸轉化為一種對內尋找「替罪羔羊」的社會現象。」
時至今日，在社群媒體上，只要有些人擁有負面行為或言語，就會看見「那個中國陸配真的很搞事……」、「那個人一定是陸配」等留言出現，那些帶有標籤化的留言屢見不鮮，甚至有人用「牠」來形容人身。再飄遠一點，也可能牽扯到外省二代等族群。雖然社會整體中仍存在對新住民群體的善意與支持，然而當「中國配偶」與「陸配」逐漸成為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代名詞，此類現象便不容忽視。
身為新住民新二代，同時也是中國配偶子女的筆者，難以將此視為一般網路的酸言酸語、發洩情緒悄悄帶過——因為這背後，不僅反映中國籍配偶於台灣社會所面臨之複雜處境，也是台灣社會長期對新住民族群存在的污名化與誤解。在社會缺乏卻新住民充分認識與理解的情況下，污名標籤得以於輿論與制度空隙中持續滋長、蔓延，進而形塑對該群體的單一化、刻板印象。
本篇文章，希望以亞亞事件為切入點，探討台灣社會對中國籍配偶污名化現象的生成機制，並結合個人生命經驗，以及質性研究的口訪身為新移民的母親，反思新住民第二代的身分認同處境與文化張力。
「新移民」從何處來？
在台灣，跨國婚姻移民有各種稱呼，早期普遍使用「外籍配偶」、「外籍新娘」，因為「外籍」這個詞較具有排他性，所以稱呼跨國婚姻的新娘、新郎們，則正名為「新移民」。不過根據內政部《新住民基本法》，目前新移民的定義廣泛「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無國籍人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其配偶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皆為新移民。不過本篇文章針對中國籍女性配偶進行討論。
其實在「新移民」這個詞，大約是在1990年代以後出現的，因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互動頻繁，在台灣又積極推動投資政策，甚至出現專業的婚姻仲介公司，所以很多的台灣男性，會透過婚仲公司，認識東南亞的女性，與其結婚，使東南亞女性移居到台灣，成為當時所謂的「外籍新娘」。其中，中國籍配偶因為地緣、語言關係，也會嫁至台灣成為新移民。依據內政部移民署在2025年5月的最新統計顯示，大陸、港澳地區配偶占外籍配偶人數的64.02％，約39萬人，其中大陸地區的外籍配偶就占了60.24％，約37萬人。以上數據顯示，中國配偶占全部外籍配偶的一半以上，為最大宗，但在社會上不論是報導、書籍，數量、關注度皆比東南亞外籍配偶稀少許多。
對新移民的認識，從兒童讀物開始
兒童、青少年讀物，是一個孩子教育啟蒙的重要來源之一。大約從2000年代，台灣兒童讀物開始出現許多關於新移民，或者是以新移民為主題的書籍，如康軒的《我的小寶貝：一個越南媽媽的心情故事（2009）、《我的越南媽媽》（2011）、《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2010）等，雖然新移民議題的書籍仍占少數，但大多數仍圍繞在東南亞籍的配偶上，對中國配偶的關注始終缺席，或僅停留於邊緣化、刻板化的再現。
大約是2009-2014年，筆者當時就讀小學時期，第一次閱讀《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書裡描寫的是一位嫁來台灣的越南母親，如何在異地生活，並與台灣家庭慢慢磨合、相互理解的故事。那時年紀還小的筆者，以為所有的外籍母親在台灣都是這樣溫柔、包容、委屈求全的形象，也以為阿嬤會像書中的婆婆一樣，對異國媳婦特別嚴厲，沒想到結果卻完全相反。阿嬤對伯母（長媳）頗為嚴苛，唯獨對媽媽——小玲（後文皆以「小玲」稱呼媽媽）出奇地好，這讓筆者從小就對「家內階序」與「族群想像」有了模糊卻真實的感受。但或許也參雜著其他因素，例如小玲的丈夫是家中老么，又晚婚老來得子；小玲也是嫁過來時就已懷孕，所以小玲的婆婆相對來說比較緩和。
除了處境與大多數當時的新移民兒童讀物不同，小玲更不像書中那些總是隱忍、逆來順受的角色。她來自中國海線的廣東，確實生長在廣闊的山林之中，身為家中長女，底下還有五個妹妹、一個老么弟弟，從學生時代就離鄉到深圳、廣州工作，個性強悍、獨立，闖蕩職場，憑著一股不服輸與「要賺大錢」的執念，選擇到陌生的「寶島」，與丈夫能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她從不把自己看作弱勢，也不願輕易示弱。這樣的成長經歷，不是書中被單一「溫柔受苦」的形象定義住，而是有個個體鮮明且具有主體性的女性形象。
這些年，台灣坊間陸續有不少與新移民議題相關的書籍，不論是寫給孩子的圖文故事、新移民與新移民及其子女的散文書寫，或是成人閱讀的報導與紀實作品，但當筆者細細翻找，發現與中國籍配偶的相關著作少之又少。無論是學術研究、大眾敘事，還是出版市場，大多集中在東南亞新住民身上，鮮少有人願意觸碰「中國配偶」——這個在台灣社會中高度敏感、充滿政治與情感複雜性的族群。
這樣的缺席，無形中也加深了外界對陸配的誤解與單一化想像，缺乏多元聲音與真實故事，才更容易讓污名在空白裡滋長。
若隱若現的文化與口音差異
儘管中國與台灣地理位置相近，然而中國領土遼闊，省與省之間在飲食文化、語言方言與生活習俗等層面，仍存在顯著差異。
筆者家庭日常飲食以台灣傳統家常菜為主，推測此為小玲為配合台灣當地食材取得便利、丈夫之飲食偏好及子女挑食習性，而調整原生家鄉飲食習慣之結果。然而，即使飲食形式在移居地有所調整，飲食細節中仍保留著原鄉文化的象徵性元素，形構出具有文化延續意涵的家庭飲食記憶。所以，小玲在飲食的細節中，還是隱藏著從家鄉帶來的飲食文化……
例如，家庭餐桌上只要由小玲掌廚，必定出現一鍋湯品，無論為蘿蔔排骨湯、藥膳雞湯或紫菜蛋花湯，小鈴都會在吃飯前先喝一碗湯潤喉，再開始用餐。筆者一開始不理解為什麼要先喝湯、再吃飯，總覺得小玲與我們的生活習慣有所不同——台灣人似乎較多走先吃飯、再喝湯的習慣。但當跟著小玲回到廣東老家時，一桌子的親戚朋友，每位一上桌，都先喝完清湯，完事了才能吃飯。畢竟入境隨俗，久了筆者也被這個習慣給影響，因此還變本加厲——吃飯一定要有喝的，不論是水或湯，不然會吃不下飯。
筆者家還有一個特別的習慣，就是很喜歡吃港式飲茶。廣東人與香港人一般，都是說著粵語（也可稱廣東話、香港話），地理位置鄰近，彼此的生活習慣也會有所影響。所以連帶者飲茶習慣，小玲也從廣東，跨海帶到了台灣，成為筆者家宵夜、吃茶的習慣。
語言方面，小玲很早就到廣州、深圳等都市工作，也因此「普通話」比一般人說得流利。來到台灣時，也沒有語言溝通不良的問題，但潛在的腔調，仍會被別人給聽出來，詢問是否來自香港，抑或是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反映著因為口語、口腔的原因，形成一種「標籤化」，透過口音而認定來自哪裡的社會刻板印象。有趣的是，從來沒有人直接詢問是否來自中國，似乎來自「中國」是一個不能輕易碰觸的敏感地帶。
透過飲食與語言雙重文化實踐，筆者家庭所經歷的，正是移民族群於跨文化情境中，進行的文化適應與文化認同重構的過程。即便外顯行為隨在地社會脈絡能進行調整，但內在的文化記憶與情感認同，仍在日常生活細節中持續存續與轉譯，形成獨特的家庭文化樣貌。
背後隱藏的孤獨思鄉
相較於多數中國籍配偶能定期返鄉探親，小玲因家庭責任與在台灣經營事業的限制，鮮少有機會返鄉。尤以其家鄉位處廣東內陸地區，交通往返不便，從深圳坐客運過去需花費一整天的時間，每次探親需耗時至少一週，難以兼顧家庭與事業需求。這種地理與時間上的距離，使小玲長年處於典型的跨國家庭情境，身體與親屬網絡分隔兩地，無法隨時履行家庭互助與照顧功能。
其實，移民女性常在親屬與移居家庭間，承受雙重的壓力，尤其在於處於母職時，因為需要照顧孩子，而無法成為自己，擁有自己的空間。小玲雖於台灣擁有婚姻與子女，然在異鄉生存，情感支持體系薄弱，即便有家人陪伴，仍難以消弭他鄉孤立感，感覺自己仍是獨自一人。雖能透過通訊科技與情感寄託維繫親屬關係，但無法取代面對面陪伴所帶來的情感支持與安慰。
因此，對小玲而言，「血」濃於水的家人，在台灣僅剩筆者與弟弟妹妹，這層血緣與母職連結，成為小玲情感寄託與生活重心。如此，在筆者的記憶中，從小只要小玲有心事，就會跟家中排行最大的筆者傾訴，尋求認同感與歸屬感，試圖在異鄉生活中尋求情感出口與心靈支持。
制度盲區下，陸配始終是「備查」的對象
近年來，許多中國配偶被移民署要求三個月內，補交經過公證的「喪失原籍證明」（大陸戶籍註銷證明），需經過海基會驗證確認，否則可能面臨撤銷定居許可及戶籍登記。然而許多在2000年以前來台的中國配偶，因無法查證其在中國的身分「存亡」。
表面上，台灣對新住民有多種照顧與支持政策，但針對中國籍配偶的制度始終懷有不信任的預設。2023年底內政部要求數萬名陸配補交「中國除籍證明」，否則恐失去戶籍，引發強烈爭議。BBC 中文報導中指出，許多陸配根本無法補件，卻因此可能失去長年努力建立的生活根基。這不只是行政問題，更暴露出台灣對陸配長年難以消除的政治懷疑與制度歧視。
別讓一個案件，掩蓋一群人的複雜人生
亞亞事件雖值得公共討論與政策檢討，但不應將整體社會焦點轉化為對「中國籍配偶」群體的集體責難。作為新住民第二代，筆者深知這些新移民母親在跨國婚姻與異地生活中所經歷的文化適應困境、社會排除，以及孤立與身份協商的日常掙扎。亦目睹無數家庭在結構性壓力與社會偏見下，仍努力維繫家庭關係與文化連結。
中國籍配偶的處境，無法也不應被單一事件或污名化標籤所涵蓋。她們與子女的生活經驗，不僅是國族政治與社會想像的交匯點，更是移民社會多元性與包容度的試金石。
期盼台灣社會能在面對兩岸關係與新住民議題時，超越恐懼與標籤化思維，正視她們作為個體與家庭成員的複雜處境，賦予更多理解與同理空間，讓多元社會的理念得以真正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