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安心成家，為何成了下一場賣房悲劇？制度風險的歷史輪迴

歷史不重演，卻總押韻——土地易手與房產割讓，都是風險管理失靈、政策失能與制度安排偏差的產物。

一、古代豪族與現代資本：不同名稱，相同邏輯

古代豪族坐擁千頃田地，風雨不驚；小農一遇歉收，債務纍纍、土地易手。制度沒有保險、沒有救助，風險全部壓在弱者身上。這是制度安排的結果，也是歷史經濟學家長期觀察到的社會財富集中現象。

現代社會雖然名字換了：房地產、投資組合、股市、企業兼併，但邏輯依舊相同。裁員、失業、通膨、醫療費、教育費，都是現代天災；中產現金流斷裂時，房子被迫出售，資本流向強者。工具更精緻、名目更高尚，悲劇依然如影隨形。

古代小農遇歉收仍需繳稅，現代中產遇收入下降仍須支付房貸、保險費與稅負。經濟學理論中，這可視為逆向風險轉移（Adverse Selection / Moral Hazard）：弱者承擔所有風險，而強者因財務能力而安全。這與金融風險管理中的「弱者風險集中」概念高度相似。

古代農民向地主借糧，債務還不上土地易手；現代家庭向銀行借貸，收入斷裂房產被拍賣。金融理論中，這是典型的流動性陷阱與槓桿風險。制度安排不是保護弱者，而是確保資產最終流向強者。

古代豪族與小農的矛盾，部分原因在於政府制度無力調節風險。均田制、里甲制、攤丁入畝等政策表面公平，卻未提供災後補償、糧食儲備、低利貸款。弱者仍被迫賣田，資產流向強者。

現代亦然：房市管控、稅制優惠、補貼政策，如果不處理金融風險與現金流問題，弱者仍被迫賣房、退場、承受損失。政策若流於表面，悲劇只會換個名字重演。

失業保險不足、災害補助有限、低利貸款門檻高、醫療支援缺位，都是現代中產流動性斷裂的現實原因。公共政策理論中，這是政策失能（Policy Failure / Government Failure）的典型案例：政策目標與實際效果脫節。

政府在房市與金融市場的介入往往偏向資產擁有者：稅制優惠、補貼、貸款利率偏向已擁有房產的人。結果，中產家庭在遭遇裁員、通膨或突發支出時，承受巨大風險，資產自動流向能承擔風險的強者。

歷史上的豪族收田，今天的資本收割，背後共通邏輯是制度與政策未能保護弱者。

古代一場旱災，農民的田地被迫賣給豪族；現代一張裁員公告，中產的房產被迫出售給投資客。人類痛苦模式千年不變，只是名字不同、舞台不同。

財富集中從來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與政策讓弱者承擔風險，讓強者享受收益的結果。古人叫「賣田求生」，今人叫「割肉保命」。制度不改，弱者永遠只能成為資產流轉的犧牲品。

古代農民，糧食與田地就是現金流；現代中產，房子與投資組合就是現金流。流動性斷裂時，資產失去價值保障。制度若不提供現金流緩衝，弱者的資產就會自動流向能承擔風險的人。古代叫「豪族收田」，現代叫「資本收割」。

制度從來不是公平的裁判，而是權力的產物。擁有資本的人設計制度，保障自身利益；弱者無力改變，只能被選擇。正如 Acemoglu & Robinson 所說，政治權力決定制度安排的永恆定律。

制度與政策的設計若不考慮風險分配理論（Risk Distribution Theory）與財務流動性，弱者永遠是資本集中過程的犧牲品。

政府推出「青年安心成家貸款」的初衷是協助青年購屋，但實際上，資金規模有限、利率條件嚴格，對收入不穩定或受通膨衝擊的青年來說，仍然是一種高風險負擔。收入下降、裁員或房價波動，青年可能反而陷入被迫賣房的困境。

另一方面，打房政策若過於激進，抑制市場供給，會讓中產和弱勢群體的現金流更加緊繃。房價不漲對投資客有效，但對剛踏入市場的青年或手握小額首付者，反而可能導致負擔過重、流動性陷阱加深。這正是政策失能與制度盲點在現代的投影。

金融經濟理論提醒我們，政策干預如果沒有考慮市場流動性與個體現金流緩衝能力，反而可能加劇財富集中與制度不平等。

制度改革不在於重新分配財產，而在於重新分配風險。弱者需要：

沒有這些，財產再公平也無用。古代農民賣田，現代人賣房——只要政策和制度不保護弱者，悲劇就會一直上演。這與現代公共政策分析的「弱者風險未分散」理論完全吻合。

藉古嘲今，不只是感嘆歷史，也提醒現代社會：制度與公共政策的盲點與權力傾斜，決定了誰能生存，誰必敗北。資產流向最能承受風險的人，而不是最努力的人。

古人賣田求生，今人賣房保命，制度不改，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