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曾跟菲律賓一樣貪腐,今天人均GDP卻差了十倍?

鄭紹鈺-avatar-img
發佈於金融 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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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57年,世界銀行出版的報告裡曾提到:「如果世界上有第二個國家可以像日本一樣高速成長的話,那個國家便是菲律賓。」



同時期,臺灣跟南韓都不被世界銀行認為有發展潛力。此時期菲律賓的工業產出倍於南韓,人均識字率與已開發國家接近,基建程度甚高,與歐美列強有自由貿易,民主選舉正常運行。半世紀過去了,2025年的今天,南韓人均GDP接近三萬五千美元,而菲律賓則差不多四千二百鎂。


儘管是2002年出版的書,南加大的康燦雄(David Kang)以博論為基礎改寫的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一書,仍有值得參考的地方,今天就是來評介這本書。中文譯本叫《貪瀆者:韓國奇蹟與菲律賓經驗》,不過我沒看過中文譯本,我是看電子書原文版本,所以我不保證譯本的品質。


大學唸人類系的康燦雄,在柏克萊師承國際政治領域的大家Vinod Aggarwal,不過更有趣的是他的指導教授委員會裡,還包括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Oliver Williamson,而這本書談南韓奇蹟的分析,看得出來深受Williamson的影響。


這本書有幾個明確的貢獻。早先的研究多半認為,菲律賓會發展得比南韓差,是因為兩個因素,第一個是南韓的官員素質好,第二個跟第一個有關,就是南韓的官僚體系不貪腐。然而,1997亞洲金融危機,便把南韓整個從「從根爛到頂」的貪腐系統揭露出來,作者認為大規模的貪腐才是南韓的常態。


書中舉了很多貪腐的例子:包括南韓的政府標案多半是圖利廠商,有一堆豆腐渣工程,朴將軍搞「新村運動」時主張共同富裕,財閥紛紛捐了大筆錢回應政府,而現代財團的創辦人曾經說過,一年裡用來打點總統人馬的經費,在民主化後漲到朴將軍時期的十倍(名目上,未考慮通膨)等等。


這本書的第一個貢獻,便是指出了南韓跟菲律賓其實在貪腐、搞關係這方面差不了多少,菲律賓貪腐、南韓也貪腐。另一方面,南韓官僚是頂大出身的,其實菲律賓也是頂大出身的(甚至多為留美)。也就是說,南韓跟菲律賓都一樣,都是群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但也有一批素質不錯的官僚。


藉此,這本書針對包含Evans的「鑲嵌自主性」提出了補充跟批判。我今年曾經撰文寫過,我認為Peter Evans講臺灣的部份基本上曲解了臺灣經濟史,沒想到早在2002年,康燦雄這本書基本上就是講Peter Evans超譯了南韓歷史。


他用了大量的事例說明,官員沒什麼自主性可言,一方面被獨裁者控制,一方面有有財閥送房子、送錢跟威脅的壓力,很多政策說到底,其實是南韓財閥跟獨裁者先開了需求,官員想辦法擬出方案的。從這角度來看,其實跟菲律賓豪族-財團影響經濟政策非常類似的。


之於常見的「南韓政府會用補貼等方式扶植厲害的廠商,而廠商則以傑出表現來回報」(如Amsden),康燦雄認為這本書補充了這「挑選贏家/練蠱」的過程是怎麼發生的,康燦雄認為這背後是一個「金權政治(money politics)」的結果,南韓政治人物需要龐大的經費來選舉、維持黨政、控制地方政壇(臺灣人應該不陌生)。


財閥出錢幫政客,政客則在政策上讓利,給予優惠,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是挑選贏家,底子裡是挑選能塞最多錢的資本家 — 不過通常能塞最多錢的廠商,都是現役檯面上最有本事的財閥,像是三星、現代等集團。


不過一樣搞群帶資本主義,一樣搞貪腐,但為什麼南韓可以不斷發展,但菲律賓卻陷入衰退?回答這問題便是本書的第二個貢獻,這本書認為官僚就是資本家與政府要能夠「互相傷害」(書中是用互相脅持,Mutual Hostage),而非有一邊可以完全控制另一邊。書中並未講的很清楚,但這思維顯然是來自Oliver Williamson。


Oliver Williamson的「資產特殊性(Asset Specificity)」跟「機會主義行為(Opportunism)」有關的經濟理論幫助他拿到了諾貝爾獎,他的經濟分析非常複雜,但說白了卻很簡單:誰完全依賴誰,誰就會被敲竹槓(Hold-up)。


怎麼理解這複雜的理論呢?想像Apple給兩間廠商大單,一間臺廠、一間中國廠,兩間廠都專門為了Apple製造一個小零件,這零件沒有別家手機能用,為了這小零件,臺廠跟中國廠要專門買一些特殊的機台。如果蘋果突然轉單,這些特殊的機台擺著就會失去經濟價值,這就是所謂的資產特殊性,給定這情況,Apple當然給臺廠、中國廠砍價砍到「毛三到四」,這便是敲竹槓。


預期到這情況,臺廠跟中國廠當然不敢貿然去購買這些機台,所以資產特殊性可能會導致投資減少的問題。那要怎麼解決這困境呢?Oliver Williamson的理論指引出一種情況:互相傷害。


假設有一間科技公司叫GG,會生產先進製程的晶片,大客戶是Apple,而Apple要買高等的晶片也只能找GG,在這種情況之下,GG有誘因去提升先進製程的良率,Apple也不敢隨便搞GG,Apple得以使用高級晶片、GG也會得到超額利潤,這便是「互相傷害」帶來的較佳均衡。


我個人不是Williamson的信徒,但康燦雄把這「互相傷害會避免減少投資」的觀點用來分析政客跟財團。如果財團完全凌駕政府,那政府單純就是財團的尋租工具。如果政府凌駕財團,那就會把經濟都榨取得乾淨,變成所謂的Predatory State。康燦雄認為菲律賓在馬可仕戒嚴前,就是前者,財團治國,戒嚴後則變成後者,馬可仕把社會榨取得一乾二淨。


至於南韓呢?康燦雄認為在民主化以前,便是「互相傷害」的情況,威權政府可以把財閥的領導人抓去關,而財閥可以提供南韓政府面臨外患不得不準備的資本跟軍工產品(錢、鋼鐵、船、汽車等),而南韓在民主化之後,這天坪倒向了財團這一邊,所以才有了亞洲金融危機時南韓的情形。


那菲律賓跟南韓不一樣的起因為何呢?這本書的第三個貢獻便是試著把歷史因素帶回到分析當中,扣掉上述的分析部份,這本書大部份的內容其實都圍繞著兩國不同的歷史成因,雖然都講的不是很深,但至少是個嘗試。


第一個差異是外來威脅:南韓有可能被北韓消滅的陰影,菲律賓在美軍的保護傘之下,外在軍事威脅從來不是政治上的議題。因此,朴正熙有提升生產力的需求,馬可仕則無。


第二個差異則來自於不同的殖民歷史,作者認為美國的殖民雖然有許多開明的建設,但傾向強化西班牙殖民時的菁英階層 — 那些擁有莊園、會講西班牙文的「啟蒙士紳」階級(Ilustrado,意思是the enlightened),並不曾轉化過菲律賓的社會,而日本朝鮮總督府在朝鮮的作為,卻鬥爭了朝鮮傳統的菁英階層,作者在書中沒有仔細的講,但其實就是指朝鮮總督府取消了兩班(양반)的特權,甚至沒收了許多兩班的財產。在這基礎上,南韓戰後進行了土改,而菲律賓卻未進行過認真的土改,因此菲律賓的統治階層長期是鐵板一塊。


這本書還有許多精彩的地方,礙於篇幅,像他引用了大量數據幫李承晚的無能平反等等、親自訪問到南韓經濟起飛時的經濟官僚等等,本文無法一一交待,但以下是我個人對這本書一些比較批判的地方。


首先,是作者其實在書中有提到,菲律賓的馬可仕跟世界銀行的要人有「特殊關係」,所以他領導的官僚班子,只要能把帳面上的經濟數據,達到世界銀行開的要求,便能夠得到大量的金援,這似乎是東亞國家所沒有的,想想南韓在1997時,IMF給出的嚴苛條件,為何菲律賓(還有許多其他長年的發展中國家),可以一直從國際金融組織那邊輕鬆得到大筆鈔票,這似乎是不在任何國際金融組織裡的臺灣難以想像的,作者的指導教授是這議題的專家,他本人沒有往這方向發揮,是本書遺珠之憾。


第二個也是遺珠之憾的部份。作者在書中有提到,菲律賓獨立後「過早」跟美國簽FTA,也開放了許多「租界(concessions)」給美國大財團,但之於外資,作者卻沒有說明南韓跟菲律賓怎麼管理外資?作者的模型,始終都是預設「本地資本家」跟政府,然而無論是菲律賓的經濟部門,還是南韓的高速成長,都跟外資的角色有關,作者雖然提到外資,但上述「互相傷害」的分析其實根本沒用到。比方說,筆者正在進行的研究便發現,南韓對於外資相當嚴格,多半是透過要求「科技轉移」來進行投資。


另外,作者在分析馬可仕家族跟Lopez家族,提到他們鬥得很厲害,而兩邊都有控制大規模的糖廠,跟美國有深厚關係的「糖」,怎麼影響了菲律賓的政治經濟運作?可惜作者都只是一筆帶到。


除此之外,這本書主張要把歷史跟制度帶回到發展型國家的文獻當中,但之於日本朝鮮總督府、美國菲律賓總督府的歷史分析實在太淺。給定控制「糖」出口在菲律賓戰後政治鬥爭的重要性,當時菲律賓士紳怎麼跟美國合作?為什麼美國不消滅他們?跟美國主導開發的糖產業有什麼關係?作者這分面毫無提及,儘管文獻相當的多。


另一方面,作者的「菁英破壞論」跟南韓財閥的存在有所矛盾。如果日本單純是消滅朝鮮的地主菁英的話,為何會有大地主、大財主在戰後成為財閥呢?如同我一個韓國學長常講的:美國人裡眼裡的朝鮮社會只有兩班。事實上,就算日本鬥倒了兩班,卻仍然跟地主合作,才有了我所講的「米穀增產政策」下的「原始財閥」的形成,而金洛年的作品寫於1990年代,但這本書卻完全未提及。


最終,這本書最後提出「臺灣」的情況跟南韓非常接近,認為戰後的臺灣,在一黨專政下,「國民黨政權」因為國營企業可以幫助國民黨打點經濟需求,並不干涉人民經濟發展,然而我們光是回頭看李國鼎回憶錄、尹仲容的材料,或是王文淵等商業人士的很多素材,就知道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內部、或國民黨內部根本鬥得亂七八糟,資本家也被剝得很慘,只不過經濟政策成為了權力鬥爭裡「重要」的議題,才有了十大建設等等。至於國營企業牽涉到一堆問題,在臺灣也不是財政主力,甚至很多國營企業是負擔,從作者的分析看來他顯然是完全不知道。


作者其實應該知道,缺少財閥的臺灣,很難用他的「互相傷害」來解釋臺灣戰後發展,康燦雄的類比是「外省政治人物」跟「本省資本家」互相依賴,但把臺灣的政府-經濟兩部門用「外省-本省」一刀割,顯然對於臺灣戰後的歷史脈絡超譯得離譜。


整體來說,我還是推薦對於東亞經濟發展有興趣,特別是之於為何菲律賓經濟發展不好的朋友,可以找這本書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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