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不是心理問題，而是權力結構的結果 Choice Is Not Psychological — It Is Structural
多數人談「選擇權」，談的是勇不勇敢、敢不敢拒絕、心夠不夠強。 但在國際倫理與社會科學裡，這是一個過於天真的理解。 真正決定一個人「能不能選擇」的，不是意志力，而是權力差距。 當關係中存在明顯的不對等—— 老闆與員工、醫師與病人、父母與孩子、國家與公民，甚至親密關係中由情緒或經濟主導的一方—— 所謂的「選擇」，往往只是被包裝過的服從。 When power is unequal, choice becomes conditional. 當權力不對等，選擇就不再是自由的，而是附帶條件的。 你可以選，但你要承擔後果； 你可以拒絕，但你要付出代價。 這不是選擇，這是交換。
--- 真正的選擇，必須包含「撤回權」 The Right to Withdraw Is Non-Negotiable 在國際研究倫理、醫療倫理與人權法中，有一個被視為底線的原則： Right to Withdraw — 撤回權。 意思很簡單： 一個人即使已經同意，也隨時保有中止、退出、反悔的權利，而且不應因此受到懲罰。 但現實是—— 學校不教、家庭不教、職場不教，社會甚至刻意忽略。 我們被教導的是： 「答應了就要撐完。」 「都決定了就不要後悔。」 「妳自己選的，怪誰？」 於是，無數人被困在無法撤回的承諾裡，身體在痛、心理在崩，卻還被要求負責到底。 A choice that cannot be withdrawn is not a real choice. 無法撤回的選擇，本質上不是選擇，而是綁定。 --- 提供選項，不等於具備選擇能力 Decision Capacity Matters 還有一個更殘酷、也更常被忽略的事實。 就算環境「看起來」給了選擇，人也未必具備做出選擇的能力。 在國際倫理中，這叫做： Decision-making Capacity（決策能力） 當一個人處於以下狀態時，決策能力會顯著下降： 極度疼痛、失血 剛經歷創傷或醫療事件 睡眠剝奪、腦霧、壓力過載 資訊不完整或被權威壓迫 長期處於被控制或不安全的關係 焦慮、憂鬱、ADHD 或其他身心狀態影響中 在這些情況下要求一個人「為自己的選擇負全責」，在倫理上本身就是一種暴力。 A choice is only meaningful when freedom and capacity coexist. 選擇，只有在「自由」與「能力」同時存在時，才有意義。 --- 七週墮胎、無假可請：一個人資親身經驗揭露的制度空洞 我是在懷孕七週時選擇藥物流產。 那不是「輕微不適」，而是一場徹底失控的醫療事件。 醒來時，我的身體忽冷忽熱，出血量大到我一坐起來，床單與地板瞬間染紅。 站起來的那一刻，我清楚感覺到血沿著小腿往下流，像身體在洩洪。 疼痛不是經痛，是從骨盆深處被往外撕扯的痛。 我無法清楚思考，只能抓著牆，一步一步移動。 但我不敢請假。 因為我是人資，我太清楚法律怎麼寫—— 有產假，有流產假，但條文模糊到幾乎沒有碰觸「七週內的自主醫療墮胎」。 診斷證明在我手上， 但法律沒有一句話站在我這邊。 --- 我在上班路上昏倒的那一刻 我走出家門沒多久，腹部突然像被電擊，視線開始模糊，耳鳴放大，世界的聲音被切掉。 最後的畫面，是地面在我眼前迅速放大。 我昏倒了。 醒來的第一個念頭不是「我還好嗎」， 而是——「快點起來，這樣很丟臉。」 我撐著發抖的腿站起來，回家的路上一路扶牆、一路流血。 那不是堅強，那是被制度逼出來的自我抹消。 --- 合法醫療，卻沒有合法休息 事後我重新檢視法規，才真正理解這個結構性問題有多荒謬： 醫療墮胎在法律上是合法的 但對應的假別卻沒有被清楚定義 診斷證明 ≠ 法定假別 企業無法給假，員工不敢請假 結果就是—— 人正在流血、暈倒、痛到站不住， 制度卻視而不見。 這不是個案，這是系統性失語。 --- 疼痛不該被道德分類 身體不會因為「自願」或「非自願」而選擇比較不痛。 子宮收縮不會因為法律用詞而降低強度。 當制度用「方式」來區分值不值得休息時，被犧牲的永遠是人。 --- 結語：這不是控訴，是修正現實的請求 我寫下這些，不是為了對立誰。 而是希望有一天，任何人面臨同樣的醫療狀況時—— 不必害怕請假 不必硬撐到昏倒 不必在疼痛中還要自我懷疑 女性的身體不該成為法律漏洞的填補物。 醫療需求不該被道德審查。 選擇，必須包含撤回與休息的權利。 這不是情緒訴求，這是制度該補上的一塊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