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從思辨開始：五十年前的瑞典歷史教科書
我的先生是瑞典高中的歷史和數學老師（在瑞典通常一位高中老師教兩個科目）。有天，我先生在家改歷史考卷，突然哈哈大笑了起來。題目是兩段新約聖經裡的關於耶穌治療病人事蹟的記載，一段從馬可福音中擷取，一段則是馬太福音的片段。
題目說：「根據研究指出，這兩段記載都是在耶穌受難後完成，而馬太福音又比馬可福音晚了約30年。現在請以這個研究結果為出發點，用史料分析的『時間原則』來解釋這兩段記述的異同。」如果學生們理解史料分析原則，應該能以歷史記載的時間點來論述這兩段耶穌事蹟的可信度、相互依賴性、和撰寫人的傾向。
比方說，比較晚寫成的史料雖然離實際歷史事件較遠，但經常有更仔細或誇大的情況，從此可以判斷出撰寫人的目的傾向等等。而有位天兵同學沒好好聽課，最後大概是急了，在考卷上寫了斗大的幾個字：「耶穌怎麼有時間做那麼多事？！」
我笑完以後，不禁感嘆地說，瑞典的歷史教育大概比台灣進步了一光年有吧。我先生聽了，說我給你看個東西。他翻箱倒櫃，找出了幾本泛黃的歷史教科書。原來那是我婆婆50年前上高中時用的歷史課本，裡面還夾著幾張考卷。我看了那些課文和考題，一個個帝王偉人和戰事的排列，一道道條約和年代的填充題，和我在台灣學的歷史課風格大同小異。
五零年代後半是瑞典歷史教育改革開始向中學滲透的時期。我婆婆上大學後主修歷史，她記得一次在課堂上，教授一邊發回她們的歷史報告，一邊發火大罵瑞典高中的歷史教育，把瑞典公民教成了愣頭愣腦的書呆子。那是一個青黃不接的時代，學界開始提倡改革，但是接受傳統教育，已經使用傳統教學多年的高中教師們還在舒適圈徘徊。那位發火的教授召集了其他學者們擬定了一套課綱，還編了一套歷史教科書，那套新的教科書問世後好幾年都沒被歷史教師協會採用。
但是，這個滲透的力量不容小覷。當新一代的教育決策者和歷史教師慢慢被育成，改革的風氣很快就席捲了瑞典中學。才事隔一代，我先生看著他媽媽學過的歷史課本，都覺得不可置信。
瑞典中學的課堂實驗
教育是台灣人心中的痛。我永遠忘不了自己青春正盛的那幾年，一天天過著補習考試枯燥的日子，唯一提醒我一週又過去的信號就是抽屜裡又滿出來的考卷。這種教育從我爸媽那一代開始，經過我們，現在眼睜睜看著我們的下一代也排著隊走進這條不歸路，相信為人父母長輩的都為他們感到無奈和心疼。那些為了改善聯考壓力的教改政策，不但沒有改善學生的壓力，甚至更助長了填鴨和補教產業的欣欣向榮。
對於台灣升學壓力的來源和結構，我認為有必要做更深入的分析。其實在歐美的學校裡，那些想要追求學術卓越的孩子們，也承擔了不小的壓力。為了進入競爭較激烈的大學科系，瑞典的高中生也必須挑燈夜讀。我先生說在他工作的學校，每次舉行全國考試，一定至少會有一位學生考到一半開始啜泣，還有一位會吐在考卷上。所以考試壓力，在世界上每一個學校都是不可避免的。台灣教育的問題癥結，就我個人的淺見，是在於兩點：第一，追求學術卓越的壓力被普遍施加於每一位學生，一個孩子的價值完全被其學術表現所左右；第二，教學內容的僵化和脫節。我想試著以我對瑞典高中教育的一些瞭解，反思台灣教育的這兩個問題。
首先，我想從教學內容談起。現在台灣的教改把重心放在升學制度，對真正應該大改特改的教學內容和方式卻換湯不換藥，導致我們的學子每天花費漫長寶貴的時間記誦演算，但思辯批判能力仍然低落。其實這點我不是不能理解，在台灣，無論家長、老師、教育決策者都已經在填鴨式教育的舒適圈裡面待了幾個世代，就像五十年前的瑞典歷史老師一樣，要走出來真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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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瑞典以前，只聽說西方的教育和台灣很不一樣，但是怎麼不一樣，我沒有概念，連描繪一個想像圖都很難。所以我想藉這個機會，給大家說幾個瑞典中等教育有趣的例子，希望能大致呈現思辯性教學從理論到實踐，從實踐到成果的全貌。
剛開始在瑞典的大學教中文的時候，學校給我60個小時上教學法課程。我那時候已經開始教課，心裡想，還不就是照著課本教，有什麼好上的？但這是學校規定，而且上課還可以領薪水，何樂而不為？我和其他同事拿著鉛筆盒和筆記本，又當起了學生。前半部課程我們先站在學習者的角度，去瞭解人類各種學習的機制，後半部課程我們才站在教師的角度，去討論我們在學校課堂的環境裡如何去促進最有效的學習。經過了這門課，我才瞭解教育這個領域的深度，也觀察到瑞典和歐洲同事對教育學的尊重和涉獵。相對於自己對教育學的無知和輕慢，讓我十分汗顏。
在教學法的第一堂課，教授就問我們，什麼是老師？什麼是教育？他問到我的時候，我馬上運用以前背得滾瓜爛熟的韓愈師說回答：「老師就是傳授學問的人。」這時候教授又問我，什麼是學問，學問在哪裡？我搖搖頭，答不上來。
上完這門課，我得到最大的體悟是：在傳統的教學理念中，教學是老師把學問灌輸給學生的過程，老師先把客觀世界都吸收轉化成了特定的知識，然後餵給嗷嗷待哺的學子，目的是讓學生更博學多聞。啟蒙時代以後的教育理念裡，老師並不是學問的載體，更像是一個引導人，老師和學生們一起站在客觀世界的前面，引導學生和世界接觸，產生激盪，藉以養成學生自主探索新事物的習慣，和培養能理性分析資訊的批判力。這個引導的過程看似放任輕鬆，其實需要很強的專業和教育知識為後盾，加上精心的設計和安排才能實現。
我們上最後一堂課的時候，教授說我們來玩個問答遊戲。他開始問我們「挪威的首都在哪裡？」「瑞典最長的河是哪一條？」「歐洲最高峰是哪一座山？」一問一答，大家都搶著在第一時間說出答案。最後他問「為什麼瑞典的首都在斯德哥爾摩？」這時整個教室突然安靜了下來，大家都半張著嘴，腦袋高速運轉著。教授笑著說：
請你們記住現在這個感覺。我們學了很多理論，討論了很多教學法的學術研究，希望你們以後慢慢吸收應用。但是從今天起你們可以開始落實的，就是記得剛剛那種一時半刻找不到正確答案的感覺，你們要讓學生常常處在那樣的狀態！
你們的教育聽起來「很便宜」
那天回到辦公室，我看著自己為中文課做的教案，突然看到了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就這樣，我在自己的課程裡進行了一個小小的教改。
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會覺得，引導學生和知識激盪，培養思辯能力的教育，聽起來很棒，但是這種教育在台灣實行的可行度有多大？培養這樣的學生對於台灣社會又有什麼實際的效用呢？
記得有天我和我先生的同事們聊到了不同國家的中學教育，我形容了我在台灣的經歷：一個老師教40位學生，教學以講課的方式為主，評量則多採取可以快速評分的選擇和填充題。一個瑞典老師聽了以後說：「你們的教育聽起來很便宜，可以替政府省不少錢。」我聽了一愣。我聽過很多描述台灣教育的形容詞，但是「便宜」這個詞，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後來我細想，可不是嗎？原來我們的教育，就是最省錢的那種！我以前曾經認為，注重考試是牽制台灣教育的主因，為了達到考試的公正性，我們不得不採用記憶性的、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的題目，這也導致了比較死板的教學內容。然而，看了歐洲幾個國家的考試題目以後我發現，思辯性的能力絕對可以用公正的考題來評量，只是這些考題的設計和批改都要花費十分龐大的資源和精力罷了。當過老師的都知道，出一道記憶性的題目只要20秒，但是出一道思辨性的題目，可能要花上幾個小時。
台灣一位中學老師要帶近40個學生，上課時要趕進度，幫學生準備考試，課間還要照顧輔導學生心理、家庭的種種問題，下班以後來自家長的叮嚀更讓他們不堪其擾。在這種條件下，要如何設計吃力又不討好的教案和考題？
學會如何去「質疑」
瑞典高中每次上課的學生人數大約是25人。另外每位老師會分配到大約20個「導師學生」，導師和學生定期見面，聊聊生活和學習上的種種。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導師察覺了更深刻的家庭、心理，或學習障礙問題，學校另有專業的青少年心理諮詢師、特教老師提供協助，也和社福機構緊密合作。
我先生前陣子把一個在家庭方面有很多煩惱的學生，交給了學校和藹的諮詢師。他的專業不在心理諮詢，幫不上忙，也沒人覺得他應該幫忙。相反的，他和另一位數學老師，每個禮拜一放學後在教室門口掛上「數學急診室」的布條，照顧那些因為數學而身心受創的孩子。那才是他想做，也真的有能力做的。
除了減低師生比，和讓老師能更專注於各科的教學之外，瑞典各機構也致力於協助老師設計教案和考題。比方說瑞典高中歷史第一級，有一個學習目標是習得歐洲歷史幾個重要的時代劃分，如佃農時代，海權時代，啟蒙時代等等，學生必須學習這些時代的特徵，並且理解各時代是用什麼視角去劃分的。最後，學生必須去「質疑」（Problematization）一個「時代」概念的形成。
就這一點，教育部提供了「維京時代」作為示範教案，建議老師可以問學生，對他們來說「維京」是什麼，他們覺不覺得自己是「維京人」？接著老師可以解釋，「維京時代」這個詞彙其實一直沒有很受重視，直到19世紀，那時德意志和義大利統一運動正如火如荼，斯堪地納維亞（Scandinavia）國家也產生了政治合作意向和尋找共同文化和歷史背景的需求，維京時代和文化突然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研究領域。
斯堪地納維亞。Photo source : 公有領域
這時老師可以請學生想一想，一個歷史用詞的生成，和當時的背景有什麼關係？從這個「質疑」的過程中，學生可以去思考歷史知識的人造性，以及歷史和建構「我們」和「他們」這種群體意識的緊密關係。如果對教學法研究有興趣，高中老師可以申請成為「創新老師」，學校給「創新老師」很多時間和空間去發展更好的教案，薪水也更高。
以上提到的這幾點，無論是協助設計教案和考題，確保小班制促進討論風氣，或是尊重老師的專業，讓老師能專注於各科教學等等作法，都勢必要國家不惜投入資源和經費。我查了一下不同國家在中等教育支出的經費，台灣中等學校「每生使用教育經費占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之比率」大約比OECD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少了25~30個百分點。台灣絕對不乏優秀的教育學者，願意求新求變的學校教師也不在少數；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我們總是念著國外教育的好處，想必台灣的教育者聽了也是很心酸。
台灣的教甄考題裡有一題是這樣的，現在台灣高中一個班級的平均學生人數是多少？答案是，目前公立學校每班平均為35個，私立為40個，而私立學校一班有比較多學生的原因是「更符合成本」。我也看過一個報導說，因為台灣少子化趨勢，將會造成老師市場的緊縮，導致老師失業。少子化在很多國家是步入小班制的契機，在台灣卻變成了老師的危機？說穿了，還是那一句：「要符合成本」。
所以，要促進教學內容的思辯化，提升教育品質，作法細節林林總總，但是最後一定都會回到資金問題來。總歸一句：便宜沒好貨，教育也不例外。那錢從哪裡來呢？經費的分配固然重要，但是在那之前，先讓我們增加台灣那和斯里蘭卡不相上下，少得可憐的稅基吧！一提到繳稅，想必很多人開始躊躇了。別擔心，台灣目前的稅收之所以會這麼低，問題不是出在我們全體人民繳的稅不夠，而是稅制的不公平。
台灣是世界上碩果僅存數一數二優待富人和資方的民主國家，我們不需要把眼光放到瑞典或德國，光是能趕上日韓水準，就是一大進步了。台灣的稅制怎麼會落得這般田地，那是往事已矣，今後積極改善才是正途。大選將近，「稅制改革」這四個字是最好的照妖鏡。在這面照妖鏡的法力下，藍藍綠綠，牛頭馬面，全部都無所遁形。希望為人父母師長的看清楚看仔細，為了台灣的下一代，投下明智的一票。
從不同視角詮釋的法國大革命
回到課綱和教案。為了達到學習目標，除了各機關提供的示範教案以外，每個老師也能配合自己設計的教案，用不同的視角去詮釋。比方說在教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其中一項學習目標是「理解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社會摒棄非理性傳統的風潮。思考這些革新的意義和成敗。」對於這點，一個很普遍的示範教案是讓學生討論傳統節日的存在意義，思考那時在法國為什麼很多人反對過聖誕節。
身為數學老師，我先生則選擇了以公制單位的推行為例，來引導課堂的討論。法國大革命時期，有鑑於各種文化中傳統測量單位的非理性和不統一，法國科學家制定了現在大家熟知的公制單位，這種單位用地球從北極到赤道距離的千萬分之一為一公尺，並以水為基準，把長度計量和容量、重量等連結在一起。這個當時最「理性」「革新」的度量衡單位，除了美國等少數國家以外，幾乎被所有國家採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實那時候法國也推行了時間的十進制單位，一天為十小時，一小時為一百分鐘，但是這個革新在推行期間並沒有真正普及，而且幾年後就廢止了。
在課堂上，學生們爭著發言討論為什麼度量衡的革新被採用，時間的革新卻失敗了？有個學生說，一個小時一百分鐘，我光聽就累了。還有學生說，不知道時間的革新對鐘錶業的人來說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我自己在聽這些趣味橫生的歷史時，彷彿感受到了兩百多年前法國社會的氣象，對於他們積極審視傳統的那股傻勁，在莞爾的同時，也感到肅然起敬。平平是法國大革命，在瑞典課堂和在台灣課堂裡學到的，竟然可以如此不同。
法國七月革命。Photo source : wikipedia
剛好在數學第一級的課綱裡，也有一個學習目標是「質疑生活周遭數學單位的習慣用法，理解這些單位和歷史和物質環境的關係」。比方說世界上很多文化之所以採用十進位，不是因為十這個數字在數學上有特殊意義，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有十根手指頭。電腦沒有手指，它們只認得電路，所以我們用二進位或十六進位和它們溝通。法國大革命期間，人們覺得源自於腳掌大小或是石塊重量的傳統單位已經不合時宜，運用人類對地球和自然的新知識，整合出一套更簡便、更理性的度量，這個單位現在已經被大多國家的人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學生必須理解，所有的度量都是人造的，只是一種約定俗成，我們可以用巴比倫的十二進位，用英呎或公尺，那只是演算上的改變；而數學的本質，客觀物體的本質，並不會因此而改變。這個近乎哲理的學習目標，被安排在瑞典最初級的高中數學課綱裡；我雖然閉著眼睛都能解二次方程式，卻從來沒有思考過這些饒富趣味的問題。
綜觀瑞典高中的課綱安排，會發現他們每學完什麼，都一定要「質疑」一下；另外，他們傾向把比較抽象的、偏向哲理性的學習目標放在初級的課綱裡。我想這是因為很多科目的中級，高級課程並不是必修的。許多學生可能學不到進階的三角函數和微積分，但是，數學的意義、數學和人類生活的關係，是所有學生都應該試著去咀嚼和領略的。
瑞典高中文史科課綱的柔軟度，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與其規定老師必須要教哪些史實、哪些文學作品，課綱中的學習目標如以上舉的例子，更以培養解讀技能為主。在細節上，老師可以發揮一定的自由。這除了是那位發火的歷史教授改革的成果以外，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原因——瑞典的課綱，是國會中所有政黨一起審視和妥協而成的。
他們瞭解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對塑成一個人群體、政治意識有太大的影響力，所以最後妥協的方案，就是所有政黨都不要想主導歷史文化的代言權。取而代之的是授予學生解讀歷史、文本的工具和視角（perspective），讓學生能獨立判斷。因為這一點，瑞典也省得像台灣一樣，每逢改朝換代之際就要發生「課綱微調」的問題。
到底什麼是課綱？而什麼樣的課綱，是台灣最需要的呢？這就又回到了另一個主題：「我們不惜投入資源經費，讓引導式、思辯性的教育成為可能，到底對台灣社會能達到什麼實際影響和效用？」
另外，在台灣教育體系還偏僵化的現實下，身為現場教育者，可以開始做些什麼？台灣社會期待每一個孩子都去追求學術卓越的心理根源是什麼？又能如何改變呢？礙於篇幅，留待下次繼續。
封面圖片來源：wikipedia
編輯：熊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