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26|閱讀時間 ‧ 約 8 分鐘

中國的「後89一代」：凝視深淵，抑或忘記大象——（一）誰是「後89」？| 思樂書

這是一系列文章，關於中國的「後89一代」運動者。

引子

近年的許多研究和報導，將習近平政府的上台，認為是中國的社會運動空間從有限發展走向嚴酷打壓的分水嶺。然而筆者認為，將中國政府對民間社會的政策轉變，劃界於2008年奧運會後，或許更為合理，否則難以納入2009年劉曉波的重判、針對多家重要權利NGO的「稅案」打壓（不僅「公盟」，「傳知行」和「愛知行」也遭到嚴重挫傷），以及2011年的「茉莉花」大規模鎮壓。

如今看來，嚴厲鎮壓的態勢，在2008年後已逐漸浮現，但興奮中的民間社會不會立刻轉向悲觀，還維持著積極行動的慣性，因此在2014、2015年打壓深化後，才形成「大局既變」的一定程度的共識。

至於中共的社會管控政策，為何在奧運會後發生重大轉折，或許與中國本身的國力自信、西方金融危機、阿拉伯之春的刺激等均有聯繫，是另需專文討論的內容。此文按下不表。

回看2008年後的連續打壓，2009年對零八憲章簽署者的打壓，連帶2011年的「茉莉花」將異議知識份子聯盟邊緣化；2013年「南週獻詞」案、「新公民案」、2014年初打擊微博大V，重創國內話語場上活躍的「公知」群體；2014年、2015年，「傳知行案」、女權案背後針對「益仁平」的打壓、勞工NGO案，基本清理了權利型NGO；2015年「709案」、2016年「江天勇案」、2017年「余文生案」使維權律師和維權運動的能量也被全面壓制⋯⋯自此「泛89一代」主導的社会運動进入濒危状态，而「後89一代」的運動者尚鮮為人知。（為行文簡便，下文將以「後89」代替「後89一代運動者」、「泛89」代替「泛89一代運動者」，「後89」與「泛89」的概念區分將會在下文具體闡述。）

「後89」是誰？有著什麼特質？他們的運動呈現怎樣的形態？面臨哪些瓶頸？

筆者將根據自身多年的參與式觀察，嘗試描繪尚未成熟的「後89一代」及他們的運動，供關心中國民間社會運動者批評討論。

為保護「後89」運動者的安全，本文將不会為舉證而指出他們的名字，本文觀察的可信度和現實對應，全憑讀者自行判斷。  

一、關於「泛89」  

1989年之後，民間抗爭運動大致可分三類：首先是以1992、1998年籌建「自由民主黨」、「中國民主黨」為代表，以反對黨的具象化為目標的民主組黨運動；其次是以《零八憲章》為代表，以宣示理念和立場為主要方式的異見聯盟運動；最後是以「新公民運動」及「人權律師團」為代表，以法治維權配合街頭行動為主要方式的維權運動。  

民主組黨運動主要見於上世紀90年代，其激發與六四鎮壓有著直接關系，參與者以70年代末民主運動者秦永敏、徐文立等人和89學運積極分子胡石根、王天成、劉賢斌、陳衛、王有才等人為主。在1992、1999年兩次被重判20年至10年後進入低潮。

胡石根，因組黨被判刑20年，出獄後再因709案被判刑7年半

異見聯盟運動與維權抗爭運動是相互交融的，其成形和活躍既與2001年後中國申奧成功、加入WTO後公民社會的成長有關，也和互聯網在中國的普及密切相關，通過BBS和Twitter等工具，原本分散在各地的異議者得以相互識別並嘗試聯動，其中關鍵人物多是89一代，少數人89時雖是中學生，後來也與89一代發展出緊密的亦師亦友關系。  

異見聯盟運動以《零八憲章》為例，核心人物劉曉波、張祖樺，89運動時為青年學者，劉曉波更是著名的「廣場四君子」之一；中生代參與者王德邦、趙常青、野渡等人為89學生；溫克堅雖出生於1973年，但與前列諸君交往甚密。

維權抗爭運動長期有政治化和非政治化兩條路線之爭，其變革體制意義的主要倡論者範亞峰是89學生，滕彪雖是70後但深受89影響；非政治化路線的代表人物許志永、郭玉閃較為年輕，也將許多89一代如劉蘇里等引為良師摯友，在維權運動中崛起的人權律師中，亦有許多核心人物如浦志強、丁家喜、唐荊陵、隋牧青為89學生。  

對於以上三種抗爭運動，89學運都至少是其主要精神濫觴之一，有89經歷的人是其主要參與者，因此可以將它們稱為「泛89」的運動。民主組黨及異見聯盟運動與89學運的脈絡相承清晰可辨，維權抗爭運動在活躍分子構成，及與政治反對聯結上，仍有著難以忽視的89烙印，但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與89的疏離，呈現一定的過渡意味。  

在2009年到2017年的當局強勢對民間運動的強勢清場後，泛89一代們囚禁的囚禁、去國的去國，留在國內的動彈不得。當「泛89」主導的政治反抗似打擊殆盡，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後89」何在？    

二、誰是「後89」？

「後89」，是这样的一群人：在年龄上，主要是出生在1980-1995年代的青年人。（1995年後出生的年輕人本文暫不討論）89學運發生時，他們没有主体记忆，他們可能在成長過程的某個節點聽說過89學運，可能看過相關的紀錄片和網頁，但基本上89運動對於他們是個遙遠的名詞，似乎應該激起義憤，但情感上基本仍是漠然。

「後89」成長於市場經濟地位既定的時代，他們沒有經歷過80年代主流意識形態瀕臨崩潰的社會氛圍，沒有見證過體制撕扯搖擺的驚險一瞬，更沒有目睹過坦克碾過廣場和人民的肉體。對於他們，體制始終是一個虛偽、墮落卻強大的現實存在。  因此，「後89」們對體制並沒有多少信仰和期盼可言，卻也沒有「血債」帶來的不共戴天，沒有體制崩潰、政治大變的想像——簡單來說，他們不像「泛89」那麼政治化。

沒有受過80年代思潮洗禮的「後89」不見得會奉民主為圭臯，但較開放環境下讓他們與民主世界的隔閡更少，他們近乎常識地感知到這個國家和社會的不對勁，也大概明白「正常的世界」應該是怎樣的——政治民主，有法治和平等前提下的自由——以致不太必要在“啟蒙”上打圈圈。

「後89」的「去政治化」、「普世價值常識化」特質，對他們的運動形態，有決定性的影響，此內容將在下一節詳細展開。

正如《自由之夏》裏所展現的，在青年時期曾參與過社會運動的人更容易成為職業的、長期的運動者。大多數「泛89」在青年時被動經歷了一場席卷全國的浩大運動，這場時代事件為他們註入了反對的基因，但相比而言，「後89」缺乏運動參與的時代基因，他們中成長為運動者的人，往往有著個人化契機。  

「後89」中的絕大多數人，或有過志願服務、公民記者、參加自由化沙龍的經歷，或曾供職於NGO，或有著特殊的家庭出身和個人交往，比如有家人和老師是異議者。

相比「泛89」，「後89」的經歷和出身是相對同質的，具體為何，將在下下節展開。

（未完待續）

這是一系列文章，關於中國的「後89一代」運動者。

（一）誰是「後89」？（本文）

（二）「後89」怎樣做社運？

（三）成為運動者的路有多長？

（四）我們會死在冬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