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家的腳色?
不用說,必定是現實主義者,只是現實主義這四個字常常被曲解,甚至是汙名化到很誇張的程度。標準政治哲學上的定義先不論,在戰略研究中的現實主義者,通常有幾個共通點,在共通點之外的特質屬於不同研究者個人特性,我們這邊就不予討論太多。
戰略家的現實主義者身分,通常建築在幾個大前提上。
第一個,就是承認人性的負面。雖然多數學者認定現實主義者在戰略研究中,比較偏向「霍布斯」所謂的原始衝動,諸如人性中有侵略性、破壞性與自私的特質。而且我們可以從歷史中見諸各種衝突、暴力與邪惡的特質反覆出現,但這並不表示我們要遵從人性去殺戮,也不是要發願消除世上所有的暴力。
基本上,戰略研究者承認人性就是如此,而殘酷人性的背後往往帶有實際的困境,例如國家的資源匱乏、經濟凋敝、人口壓力或是內部政治因素等等。所以,戰略研究中的現實主義,在於認清客觀的事實,了解我們研究對象的各種優勢、劣勢、機運與困境在哪。而且正因為如此
「戰略家承認衝突是一種凸顯或是解決問題的方案之一」
衝突不代表戰爭,而是一種讓大家面對問題的辦法之一,很多人會理解成現實主義者支持發動戰爭來解決問題,這是錯的。當衝突發生時,往往是可以檢視內在困境與解決之道的好辦法,戰略家要處理的是,極小化衝突、戰爭等造成的負面影響。
第二個,戰略研究會優先認定國際之間是處於無秩序狀態,除非有足夠多的證據表明現狀屬於有序。這個秩序也必定是屬於共識的一種,沒有太多強制力可言。但這不代表,戰略家會覺得國際永遠是叢林法則,這是極常出現的誤解,不管是研究者本人或是一般民眾。
因為國際間沒有一個至高權力者,地球還沒有一個統一政府出現,僅此而已。但若形成某一些國際組織、霸權國家,而且有一套實際運轉,大家也遵守的規則,那麼戰略家也會承認這種跨國權力的存在,並且優先的考慮霸權平衡的重要性。這是因為,根據第一個原則,我們傾向極小化負面影響,打破現有國際秩序,或是尋求激烈改變現狀的策略,大體上來說是反對的。
戰略研究不是不考慮任何前提的純手段,可以當作玩遊戲一樣,把殺了多少敵人當成分數計算。會有這種思考模式的,不是在研究戰略,只是愛玩遊戲而已,而現實不是遊戲,造成的破壞無法重置,除非別無選擇,不然我們不會把毀滅與殺戮當成必要手段。
第三個,是基於上兩個的綜合,戰略研究非常重視現有的國際組織,如果這個組織能充分發揮穩定的功效,但反過來說國際組織若喪失穩定的用途,或是變成只維持表象的和平,則戰略家會傾向找替代方案取代。戰略研究者會遵守國際法,更尊重長年累積的國際習慣。這不代表保守,更不代表支持帝國主義,只是我們希望儘可能不要為了短期利益,去造成混亂與破壞,困境要被提出解決,或是小規模的衝突就可以結束。任何學科的基本,包含戰略研究的最根本
「都不是希望人類社會的進步與文明要被毀滅」
但如果出現了莫名其妙的破壞者,或是寧可毀滅國際間累積的習慣與信任,也要替自己國家、社會、家族牟利?那麼戰略家就會考慮最極端的手段,來對付這個破壞者,避免姑息造成人類文明的更大破壞。
這是戰略家的現實主義者腳色,不是戰略家就是現實主義者,兩者差別很小但差很多,讀者需要留意之中的細微差異。
這三個基本概念,衍伸出很多對戰略研究,甚至是對戰略家的批評,一般來說有幾種主要的指責,諸如「只關注戰爭」、「不夠學術性」、「不在乎道德問題」、「太過以國家當作行動單位」。
在回應這些最常見的批評的同時,我們也可以順便檢視戰略研究,究竟在學術與現實上的定位如何。
只關注於衝突跟戰爭,以及怎樣使用軍隊跟武力,忽略其他面向,這是一般對戰略研究的看法。這其實是大錯特錯的誤解,專業的戰略家必定對其他議題也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單純只想研究衝突本身,跟軍隊的運用者,比較常出現在第一線的中下層軍官,高階軍官都不能只懂作戰本身。
戰略研究是否真的過度專注在戰爭本身?這問題就好比問「急症室醫生太過專注於傷患分級與急症處理」、「急症室難道都不處理社區安全來降低街頭鬥毆的比例嗎」。正常人都應該看的出來,跑去問「外科醫師只專注開刀,把其他責任丟給麻醉科、內科、復健科、護理人員,完全不負責任」,根本是討罵,但在戰略研究上卻有這種現象。
這比喻已經很鮮明的表示戰略研究者到底為何比較關心衝突與戰爭了,因為在學術界整體的狀況來說,戰略家的腳色真的很類似急診室醫師,不是不知道戰爭發生的前因後果,也不是不了解戰爭後怎樣處理會比較好,但在那個當下就是戰略家的專業,如何快速、有效的結束戰爭,讓戰後處理儘速進行,就跟急診室的任務類似。
平常的時候,戰略研究者會很常跟經濟、政治、人類學者,以及各行各業的專家與業者聯繫,大局觀是戰略家的基本,戰爭的發生與結束,通常象徵一個時代的開始與終結,想要研究戰略的人,都要很清楚的記住一件事
「人會死,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小規模衝突到大型戰爭的爆發,是兩個團體、國家之間的矛盾總整理,一定會有人死,對社會的負面影響跟後遺症,以及留下的仇恨簡直沒完沒了。做戰略研究的核心概念,就是要阻止這種大型戰爭的爆發,在戰爭爆發前,各種政治、經濟面的折衝,外交與談判的進行都是必要的,希望的就是降低戰爭爆發的機率。
但如果戰爭實在無可避免,那麼下一步應該是什麼?不是縮小規模的衝突,而是尋求較徹底的解決方案,不要留下太多未解的困境。所以,戰略研究者基於對人性的負面看法,以及最悲觀的預期與準備,往往會傾向提出「可以徹底解決問題」,而不是「儘可能縮小衝突規模」的方案。
也就是被指責「不在乎道德問題」的批評,這實在是很難避免的責難,而且基於一般人都不喜歡戰爭的狀況下,沒辦法正面去回應。戰略研究者找尋的是最善解,不是最短解,留下使用武力的選項,而不是為了表面的和平放棄武力,更能達成和平。但這邏輯很難解是給一般人聽,使得這類批評始終存在。
以國家當作行動單位,著重的是「最高性」,畢竟國家可以對內行使絕對的權力,國家之間並沒有。即使是霸權國,對其他小國也不是予取予求,必須建築在一定程度的「施與受」上。戰略研究會重視國際組織與條約,強調尊重國際習慣,以及培養出的信用,但也不會過度盲信跨國企業跟組織的能力。
會認為以國家作為主體的想法落伍,主要流行於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狀況,由於美利堅和平來得太快,自由市場的大門在許多國家打開,大家努力做貿易,軍事力量一時之間被視作沒有用處,跨國企業統治論盛行一時。而在九一一事件後,跨國恐怖主義被當作主要問題,從而使得國家之間的矛盾暫時被放下。
戰略研究者在當時就解釋過,這種看法是短暫的,除非單極霸權被完整確立,不然國際秩序仍仰賴國際組織跟國家信用。恐怖活動則一直被戰略家看成是非國家性的威脅,而且是一個長期戰役下的小部分。原因是千年歷史重複太多次,尚未穩定的霸權體系下,必定會有這種小型跟脫離政府掌控的恐怖活動。
而近年的發展,跨國企業在主權國家間屢被威脅,證明在大國之間,跨國企業遠不如想像中有力量。恐怖活動則在武裝介入來源地,實施綏靖後逐年降低,回頭去看,恐怖主義比較像是根植地緣政治的矛盾,短期間出現的過度產物,當教派、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高,就越沒有生產恐怖份子去襲擊幾乎無關的西方國家事件。這種批評,在這幾年已經被充分證明是沒有意義的。
綜整以上的特質跟對批評的詰問,也可以了解到,戰略研究很難被量化處理,要當作學術界的主流還是有困難。這點並不能否認,因為太多的資訊是機密,我們只能處理過去的資料,教授學生一些方法論跟概念。但也就因為太一般性,跟常人所認為的戰略研究有所差異,導致很難科普化。
目前,除了研究戰史、歸納戰例跟過去的外交、國際衝突,還有許多策略研究,跟現在主流的賽局理論,已經進入需要數學專業的時代。在台灣,戰略研究還是沒有被當作一門可以當作大一入門的科目,始終沒有專家願意將之歸納成科,實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