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78 @ 20200304 論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與無產階級資本家

[00:00:04] 主持人：今天想要跟您請教關於龍騎兵地區的劃界。之前您就說過，武漢肺炎可以看作是一次對貴匪基層控制力的壓力測試。但是您也說過，其實各個GDP利益集團的地盤是非常分散破碎的，地理上也未必連續。這樣說來，在現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中，真正要形成連續的龍騎兵地區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基層組織和上層政治的變化？

[00:00:37] 劉仲敬：肯定是沿著交通樞紐展開的。物流和運輸能夠到的地方，車隊能夠開進去的地方，就是龍騎兵地區。停電停水的地方就是張獻忠地區。兩者之間有可能出現自組織的地方就是敘利亞地區。比如說像十堰那樣的地方就是典型的張獻忠地區，因為它現在就已經開始排隊用水桶提水了，像是以前沒有通自來水的那種地方一樣。武漢肯定是龍騎兵地區，因為它是一個交通樞紐，是鐵路、公路和軍隊經過的地方。

[00:01:24] 主持人：原來在這個地方的地理位置上存在的這些所謂的GDP利益集團，他們會怎麼被歸類呢？

[00:01:32] 劉仲敬：基本上都會死掉。他們自身是極其脆弱的，是一個臨時性的分利組合。他們的資源很容易被佔用，而且他們也不大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資源。而且，有些資源根本就是泡沫式的。只要相應的上游和下游發生一點動盪的話，就像是九十年代公安局開的那些歌舞廳一樣，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00:01:58] 主持人：您之前幾天(24 Feb 2020)曾經說過：“美國是持槍公民的總和，貴國是幹部的總和。”有人就問，為什麼說是“幹部”呢？我的想法是，如果您是說“幹部的總和”而不是說“黨員的總和”，那麼是不是在暗示，在中國十幾億的人口當中，真正具有政治能動性的其實只是占黨員總數很小的一部分，可能甚至不到一百萬？

[00:02:28] 劉仲敬：大多數黨員應該是不管用的。現在跟以前不一樣，現在僅僅從黨員人數有九千萬來看，黨員就已經是很不值錢了。經常是，大學還沒有畢業，大學生就要全員入黨。高中還沒有畢業，高中生就要全員入團。而且，九十年代以後的情況跟八十年代和以前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如果換在1930年代，那麼黨員就是真正的黨員。如果換在1980年代，極少數的非黨員還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那都跟歷史原因有點關係。1990年代以後，大學整個無產階級化以後，所有無產階級出身的大學生都會把入黨這件事情看成是上進的一個途徑，不再會有過去的歷史恩怨或者意識形態糾紛。這樣一來，他們加入了這個黨，充當了這個黨員，就是一個無意義的贅肉。党的擴張主要是江澤民時代搞出來的東西，其本意是薄熙來所諷刺的那種大資產階級專政，就是把改革開放以後重新搞起來的無產階級資本家整合入黨內，確保所有有資源的人都在黨內。但是與此同時造成的附帶後果是，太多人進入了黨內，以至於黨員本身變得不值錢了，它本身不再能夠發揮一個特權階級的作用。所以，只有幹部才是值錢的。如果入黨而不當幹部的話，其實你反而是吃虧的，因為你還要額外交黨費，幹諸如此類的事情，比一般群眾還不如。當然，這對黨來說是一個最不利的因素。我一般不提這一點，因為料敵從寬，我不大願意把這方面的弱點說出來，其實黨最大的弱點就在這方面。你要想重新整頓黨的話，就要把這些多餘的黨員踢出去才行，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是你想要減少科舉人士和候補官員的人數一樣。這些人永遠是越來越多，能夠減少他們的方式只能是大屠殺。只要他們還在的話，黨就不可能恢復它的力量和效率。

[00:05:05] 主持人：幹部這個集團，就您所知大概占中國人口的多大比例？

[00:05:14] 劉仲敬：這個標準是不一定的，因為幹部和幹部也是不一樣的。在有些地方，純粹的機關幹部可能已經變成純粹的官僚了。可能還有另外一些情況，像劉漢這樣的黑手黨那種情況，雖然並非是黨員，也沒有被整合起來，他還是地方上的土豪。我認為，所謂的“天下”，就是武則天時代經常所謂的“天下如何如何”的“天下”，它的數目是相當穩定的，大概就只有幾十萬人左右。這就是說，所謂“天下都不直（不信任）武則天或者說是都懷念長孫無忌”的“天下”（注：海瑞《治安疏》：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它指的就是在職的官員、地方上有資格對政治發言的豪強和退休士大夫諸如此類的人，加起來有幾十萬人，就可以概括進去。帝國的政治人口可能始終保持在幾十萬人的規模上。黨變得更加臃腫了，只不過是使大部分黨員變得沒有用處了。

[00:06:22] 主持人：您前幾天(29 Feb 2020)說過：“全球化就是說世界是平的，平就是高風險脆弱社會。”這樣說來，在漫長的十九世紀，大英帝國主導的全球化不斷擴張，再加上歐洲各國內部的大眾民主化，是不是也同時帶來了更加脆弱的政治和社會？這可以說是一戰的遠因嗎？

[00:06:46] 劉仲敬：脆弱的社會跟大眾民主本身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脆弱的社會跟高學歷和教育普及倒是關係比較大。“大眾民主”是一個很浮泛的詞，可以容納很多性質不同的小的社會組織。但是像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說的那種脆弱社會，確實是跟那種受過高等教育、然後只能從事文職人員的那個社會階級關係甚大。

[00:07:50] 主持人：有很多臺灣的所謂進步小清新喜歡拿北歐社會當標杆。我們當然可以說現在的北歐社會富裕又包容，但是那是因為它們幸運地躲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損耗，又在二戰之後讓美國承擔了安全支出。除此之外，您認為北歐模式的歷史脈絡是怎麼樣的？它是一個歷史的偶然嗎，還是說它背後有獨特的脈絡？所謂的北歐模式，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成功嗎？

[00:08:17] 劉仲敬：是不是有“北歐模式”這件事情是很成問題的。瑞典和芬蘭跟丹麥和挪威也不是同一回事。丹麥和挪威不像是瑞典那樣有自己穩定的君主國，是很容易被算成是德國的一部分的。它有自己的民族發明學和民粹法西斯的那一面，這一面在十九世紀末期是非常明顯的。瑞典則在十九世紀末期的時候看上去一度像是英法的政治殖民地。而且那時候他們自己都談不上有什麼福利性質。他們解決十九世紀人口爆炸的方式是使大量的人口移民到美國。這使得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有一點像蘇格蘭，只是蘇格蘭算是英國的一部分而他們不是。但是實際上他們跟蘇格蘭人一樣，都是靠英國的海外帝國和英國殖民地進入近代社會的。芬蘭的情況比較特殊。芬蘭的近代化，實際上是民族發明以後和反共戰爭以後，在外敵威脅之下強調內部和諧所達成的一個階級協議。如果沒有1919年的事情和冬季戰爭(Winter War, 1939~1940)的話，芬蘭本身在它工業化的過程當中是很容易形成階級分裂的。瑞典社會民主黨的突起，則是在瑞典王國基本上沒有武裝的情況下，瑞典社會民主黨在一戰以後跟布爾什維克打准內戰的結果。這個過程跟芬蘭的過程一樣，本身也是充滿血腥的。福利國家也不是北歐的獨創。它們加入這個福利國家的體系，也是五十年代以後英國和西歐國家開始推行福利制度以後，它們才加以模仿的。只不過後來又有石油收入和缺少負擔的因素，因此它們的福利國家反而不像那些負擔過重的英國工黨的政體那樣顯得承受了極大壓力。但是從五十年代的角度來講，基本上沒有幾個社會民主黨會認為挪威或者瑞典能夠算是福利國家的典型。那時候看福利國家的典型，肯定是看英國。

[00:10:49] 主持人：您上禮拜提到牛爺爺（推特：牛白 @niubai）可能是出自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人。我們外人對於這個組織的瞭解非常少。我查維百科知道，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這個東西竟然是一個超過兩百萬人的龐然大物。您有空可以幫我們講講，這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來龍去脈？在這裡面工作的人，例如您當時(1 Mar 2020)諷刺牛爺爺說，他認為川普是包工頭，就跟他說自己是基督徒以及炸博士（推特：zmt @zmt0516）是上海人其實是同樣的概念。您認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群體？它現在代表中國人和華人中的哪個階級地位？

[00:11:35] 劉仲敬：它是一個階級地位不斷下降的群體，跟明代軍戶地位的不斷下降是非常相似的。按照朱元璋原先的設想，軍戶應該是永久存在的。但是實際上，軍戶和農戶相比出路更窄。軍戶的軍官是朱元璋的開國將領，而普通人始終是又要種地又要打仗的士兵。這樣一來，他跟普通的編戶齊民比起來就要有雙重負擔。軍戶的存在，使普通的編戶齊民不再需要打仗了。而且，編戶齊民可以參加科舉，而軍戶卻沒有辦法參加科舉。僅僅是這兩項，就足以使軍戶處在不利地位，因此他們會不斷地逃亡。而軍官對軍戶的管理又比地方官士大夫對編戶齊民的管理更嚴密，因為它可以實施軍事紀律。它可以冒餉，冒餉的秘訣就是人數越少越好。餉額是固定的，人越少，在中間他可以貪污的差額就越多。因此軍官方面也希望軍戶不斷逃亡，所以軍戶最後就變成了空架子。將領最精銳的部隊是自己私人的家丁。這其實是朱元璋本人不學無術而沒有領悟到的：不同政體存在著法的精神的衝突，不可能並存。就像是，他又要搞中央集權，又要分封諸王，這就是自相矛盾。最後搞出來的結果是，永樂皇帝和他的繼承人不得不廢掉諸王，然後還得花大錢來養他們。結果是，恢復到官僚體制，又比一般的官僚體制的負擔要重得多。軍戶的存在和編戶齊民的存在也是類似的矛盾。

[00:13:18] 生產建設兵團的本意是安置退伍軍人。同時，要把退伍軍人安置在像石河子這樣的戰略要地。石河子是這樣一個地方：在陶峙岳擔任警備司令的那個時候，敵軍逼近了瑪納斯河，離迪化只有一河之隔，在迪化和瑪納斯河之間已經沒有任何屏障。這時，由於蘇聯的干涉，戰爭才沒有直接打到城下。國軍在伊犁和精河的失敗，實際上已經消滅了國軍在新疆的駐軍主力。迪化是一座空城，馬步芳從青海派來的援兵還沒有抵達。按照當時的城市分佈，在精河和今天的烏魯木齊之間是一馬平川，完全沒有任何屏障。所以，等到投降的國軍——陶峙嶽的部隊需要退伍的時候，就把他們安置在今天石河子這個地方（當時是一片荒地），以他們為“國之西門”，用來填在這個地方。在未來，歷史可能重演的時候，他們可以在這裡充當一個要塞。這是第一個生產建設兵團。以後，它的各個分支機搆就不完全是退伍軍人了。而是，以各種方式徵集來的移民，1960年逃荒的難民，遍及整個毛澤東時代的、出於經濟原因而試圖出關討生活的、在張作霖時代可能去滿洲開荒的各種流民，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強迫搞出去的下鄉知青或者諸如此類的人物，統統都擠進了兵團。

[00:15:14] 然後，類似於軍戶的經濟機制就開始起作用了，他們的地位還不如普通的農戶。開始的時候，他們有特殊的津貼。在全國都是計劃經濟的情況下，他們的津貼是特別高的，所以顯得比內地沒有這些津貼或者津貼低的地方，在經濟上享有優越地位。但是改革開放以後，物價和生活水準不斷上漲，而你的津貼是不上漲或者上漲速度很慢的。大多數人的收入不再依靠津貼的時候，優勢就轉而變成了劣勢，人口流入就會變成人口流出。而各方面的條件還不如普通編戶齊民，因為管得松，利用各種條件還有一定的發財機會。因此，青年人口大量地外流。同時，兵團正如明代的軍戶一樣，是特別黑的地方。兵團幹部享有的權力比普通的地方官享有的權力要大，因為他可以實施軍事紀律。他要種鴉片或者欺淩兵團的農戶的話，也會更容易一些。所以，就更加刺激了人口的外流和兵團的空心化。這方面的問題，就是要找當地的土著來填這些空。所以南疆、天山以南的很多兵團，到二十一世紀初，可能八、九成人口已經變成當地的土著了。

[00:16:43] 兵團唯一得利的就是軍官。軍官是世襲的，他不像是科舉官員那樣要接受各種壓力，而是固定的、僵化的一個結構。比如說，明代的軍官始終是朱元璋的開國功臣的後代，但是朝廷上大臣早就換了N多了，大部分是新上來的士大夫。開國功臣的後代面對著這些做題家，是一點優勢也沒有的。但是他們如果留在軍戶裡面的話，沒有人能跟他們搶位置。兵團的結構也是這樣的，所以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一個極其保守封閉、改革開放幹部插不進去的地方。所以，兵團的普通人是沒有上升管道的。而他們生活在的地方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個殘餘標本。在改革開放時代，其他地方的思想和經濟都已經搞活的情況下，他們就像是一個國內的小朝鮮，一個近在咫尺的小朝鮮，極其窮困，思想極左，行為乖戾。無論他們的祖先是誰，在這個時候他們已經被他們附近的人看作是鄉巴佬和農民了，變成歧視的物件了。這個就是在區區幾十年時間內發生的。這就是為什麼比如說上海知青一定要返回上海的原因。如果你不返回上海的話，在階級的運動當中，你的相對地位會不斷降低。兵團人就是這個相對地位不斷降低的典範。而且，那時候還不是最糟糕的。現在的話，兵團全都被武裝起來變成民兵，準備讓他們去承擔軍事任務。而他們像明朝後期的軍戶一樣，實際上早已經是一撥老弱病殘，沒有任何戰鬥力了。我想，現在才是他們最慘的時候。

[00:18:38] 兵團人想要逃離兵團，那就跟八十年代的流行電影中農村青年想要進城一樣，是很困難的。像炸博士想要弄一個上海戶口一樣，一般是不可能的，經常是需要靠走後門的。例如高加林和劉巧珍的故事就是，高加林自以為是鄉下的優秀分子，為了進城而拋棄了他在鄉下的女朋友劉巧珍，而後者並沒有對不起他的地方。這樣的階級鬥爭的故事是極其常見的。而真正混進來的人，只有極少數是通過所謂的正當途徑，比如說大學畢業或重新分配的時候得到一個好的地方。一般認為是改變戶口的人，如果沒有這樣的特殊原因，一般是走後門或者採取了不正當手段。你從事的又是包工頭這樣的社會邊緣體系。八十年代開始發財的第一批人，往往就是幹了在體制內有穩定地位的人不願意幹的活。要幹這種事情，很容易被認為是政策違法而被送進監獄的。但是改革開放釋放出了很多這樣的機會，於是就有不怕死的人去幹這種事情。也可能幹了以後就掛掉了，也可能就此發了財，得到了第一桶金。所謂的“民企的原罪”，指的就是這一行為。當時他們的社會地位是極低的，因為階級地位取決於你得到的保障。你在體制內的地位越高，保障就越多。沒有戶口和戶籍的社會上的流民，所謂的盲流（盲流就是盲目流動，什麼叫盲目流動？不按照國家指導或者國家安排的流動就叫盲目流動），可能做任何事情，經常是犯罪分子，但是也經常可以發一筆橫財諸如此類的。這種人雖然往往極其有錢，但是社會地位卻是極低的，而且在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准中產社會看來是絕對不能把女兒嫁給他的那些危險的江湖浪人。

[00:20:57] 兵團是戶口管制極其嚴格的地方，因為人口特別容易流失，不嚴管會流失得更快。越是流失得厲害，人口就越要嚴管。離開兵團去做包工頭這樣的職業，這裡面的問題就是極大的。比如說，你是一個兵團出來的大學生，畢業以後多半是從哪裡來就到哪裡去。不是說不讓你佔便宜，你讀完大學以後回到兵團就業，肯定是當幹部或者醫藥師這樣的職業，不會讓你去種地的。但是你很可能不滿意：TMD，為什麼我的同學去上海了？答案是，因為他老人家的戶口本來就是上海的。你要想跟他一起去上海的話，你多半要走點後門或者是幹其他事情。但是你如果真的走後門成功，或者是你特別優秀、符合上海的什麼指標，到了上海，你從事的也一般是幹部、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文職人員諸如此類的職位，不會說是自己去創業的，沒有這一說。

[00:22:07] 創業在當時是一個冒險家才肯幹的事情。第一你離開了兵團，第二你去做了包工頭或者諸如此類的職業，那麼這裡面的黑幕就是不可問的。按照八、九十年代的規矩的話，這種社會當中的成功者和勝利者不做這種事情，一般是走投無路、想要做冒險家的人才會做這種事情。而且，做這種事情的人當中一多半都掛掉了，變成了某種性質的犯罪分子而莫名其妙地被做掉了。成功的人一般來說要依靠當地的黑官，比如說公安局長之類的人，從事一些可以幫助他們撈黑錢的專案，所以你才能夠在體制外的邊緣倖存下來。把大部分的利潤給他，你自己也可以賺一些錢。再過N年，在江澤民悶聲發大財的時代，實行三個代表的時代，你就可能突然洗白。現在企業家變得很光榮了，比大學生還要光榮。這些企業家很可能在八、九十年代是人下之人，而大學生是人上之人。然後突然憑著他們發的財而一下子洗白。你甚至還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比如說憑你有錢來出國。而大學生當了國家幹部以後，一般來說多半還出不了國。你必須是一個很有力量的貪官，貪了很多錢送到國外去，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國外去，自己還不一定能出去。

[00:23:38] 這就是一個赤裸裸的階級顛倒，是只有在階級鬥爭極其混亂、社會動盪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的。但是這樣的人一般來說，他的身份是社會浪人，他的階級地位必然是不鞏固的。按照歷史規律，要想獲得穩定的階級地位，那麼他必須重新為自己發明一套歷史。比如說像馬克思的祖父或者父親，作為猶太人商人發了財，但是在普魯士王國並沒有什麼地位。按照當時的說法來說，基督教是猶太人進入歐洲文明的一張昂貴的門票，於是他們就變成了基督徒，然後就可以獲得普魯士王國的公民身份。歷史上是沒有新鮮事的。對於國內來說的話，他們所提倡的就是怎樣把共產黨改造成一個皮諾切特式的右翼獨裁政權，在他們參與的情況下進行轉型，諸如此類的。但是他們有一個嚴重的弱點，這是一個階級性的弱點，就是說他們實際上是出身浪人的無產階級，按照任何社會的行為標準來講都是不正當的。

[00:24:57] 什麼叫行為正當不正當？就是說，你跟周圍有固定的利益聯結的話，你在做事情的時候是必須要考慮他人的感受的。但是如果你是浪人的話，在所有其他人看來，你做出來的所有事情都是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而這個階級習慣是很難改的，這個階級習慣是妨礙他們在任何體制中站住的因素，儘管從數字上講他們拿的錢相當多。你完全可以找一批sb出來論證，有這些錢，完全可以作為資產階級力量了。但是他們肯定不會具備任何地方新興資產階級原有的社會規範和社會約束，彼此之間也像浪人和浪人相對一樣沒有什麼團結和同情的。所以，為他們鼓吹的那些人只紅了極少的時間，在習近平統治時期又重新垮下來，這一點並不令人意外。他們像是向忠發當了中國共產黨書記一樣。儘管共產黨理論上是無產階級政黨，但是這個政黨的領導權卻最終落到了一批知識份子的手裡面。真正的流氓無產階級，因為自己的行為極其缺乏責任感，所以在領導人的地位上始終是做不下去的。有點責任感、能夠負責任的人多半是舊式的儒家士大夫階級的子弟，像周恩來這種人。他們的階級習慣使他們還能夠承擔管理職務，而工人階級出身的人往往是根本承擔不了管理職務。

[00:26:25] 同樣，為什麼我還管他們叫“無產階級資本家”？從組織系統的角度來講，是因為他們是共產黨的控制物件。從階級習慣的角度來講，他們確實是無產階級，並不因為有了錢就變成資產階級了。他們的無產階級習慣使他們沒有辦法建立階級傳統，哪怕是僅僅在自己一生的時間線內保住自己的財產。例如，八、九十年代的那些老牌的大學生沒有他們有錢，但是看待他們的眼光肯定就像是共產黨內的士大夫後裔（像周恩來這種人）看待向忠發一樣。從理論上講，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周恩來一個官僚士大夫的兒子應該夾起尾巴做人。但是實際上肯定是周恩來和康生這樣的人把向忠發玩兒得團團亂轉，而且骨子裡面肯定是瞧不起向忠發的。同樣，理論上講資產階級應該是馬雲和馬化騰他們，但是自由派的大學生和知識份子肯定是看不上他們的。而且看不上他們的理由，跟周恩來在共產黨內的系統看不上真正的工人階級的理由是完全相同的。這個社會當中有一點階級習慣的人好像還是士大夫一類的人。無論是按照錢劃分的無產階級還是按照錢劃分的資產階級，都是有名無實的。他們沒有能夠維持他們階級的無形資產或者說是產生規範和秩序的相應能力。

[00:28:04] 我在年輕的時候倒是民主小清新，年紀越大越主張階級鬥爭。這是根據經驗判斷的。我大體上來講是不相信，你自己的祖先和前半生都是無產階級，而你現在能夠比無產階級好得了多少。而你自己暴露出來的又是如此這般的人生軌跡，所以我肯定要設想，你就是這種鑽空子鑽出來的、一生以顛倒階級地位為宗旨的這個美華團體的一部分。而美華之所以跟比如說在美國的古巴人、波蘭人或者其他什麼人不一樣，就是因為你骨子裡面的階級本色連淪陷區的正牌大學生都還不如。你就是跟國內那些無產階級資本家差不多，只不過是混到加拿大的無產階級資本家。而這樣的人充當華社的主力，他必然比過去的三合會、三點會、安樂堂那些黑社會主持的唐人街的社會資本都還不如。也就是在全球化這個極其短暫的時間內暫時混進來，而且不大跟白人社會相接觸，暫時捧起來一個空殼子。形勢一旦變化的話，你是撐不住的。而且，你既然是這樣的人，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你給當地社會和當地社會真正有力量的人留下的印象必然也是極差的。有些事情就是這樣的。一個單位在擴張時期可以用大量臨時工，一旦到收縮時期就表現出誰是真正的自己人了。擴張時期，臨時工可能以為自己跟其他人一樣，甚至比其他人要高；收縮時期肯定就會發現，就憑誰被踢出去這件事情，就可以表明誰是內圈人誰是外圈人。因為有他們的存在，以及原有的、在他們以前的華人社會本身也不是很高明，所以他們很容易導致被全部拉下水的後果。

[00:30:12] 這也是有歷史先例的。像在希特勒那個時代，以前東歐的日爾曼人（不能說是德國人，因為他們移民到東歐的時候地球上還沒有一個叫“德國”的東西）移民的時候是以薩克森人或者其他什麼人的身份過去的，但是凡爾賽以後的民族恥辱和希特勒的海外機構漸漸把他們都控制進去了。“你們是優秀的日爾曼。你看，羅馬尼亞人和烏克蘭人能跟你們相比嗎？你們多麼優秀，他們多麼低賤。而他們發明民族以後反而要排擠你們，是可忍孰不可忍。”這是一種馬華的感覺。“誰能為你們撐腰呢？腐敗的、喪權辱國的魏瑪共和國是絕不會這麼做的，只有元首才會替你們做。你們不接受元首的領導還是個人嗎？”你們接受元首領導的結果就是，蘇聯人一路打過來實行總清算的時候，就把你們統統清算了。也不管你們是後來的納粹還是中世紀時期的薩克森人，反正把你們統統殺光就是了，或者統統抓到西伯利亞去挖煤挖礦，一勞永逸地替東歐各國解決了當地的民族問題。照我看，華人很容易得到這樣的下場。你要想想，大清國時代移民過來的那些華人跟薩克森王國移民過去的德國人比，逼格能相比嗎？很顯然，那些日爾曼人比你們不知道強到哪裡去了。他們都可以被拖下水，你們這點資本算什麼。

[00:31:43] 作為風口上的豬而起家的無產階級，像向忠發之所以能當總書記，是因為蘇聯得出了一個隔靴搔癢的結論：“TMD，之所以中國共產黨這麼不爭氣，一而再再而三地浪費我們的大筆盧布，搞得一塌糊塗，是因為階級路線沒有抓好。顯然是混進黨內的官僚士大夫的子弟太TMD多了。我們要好好重用一下真正的無產階級，才能夠扭轉這種局面。這不都是鮑羅廷這些右派分子搞出來的嗎？我們先把鮑羅廷做掉，還有他的那些萬惡的同夥。現在實行正確的階級路線。”正確的階級路線就是選出向忠發這種人，他叛變起來比官僚士大夫的子弟還要快五倍，所以後來蘇聯人也就歎了一口氣不說話了。這種風口上的豬的典型做法是什麼呢？就是把他們的運氣當作自己的能力。而且，設計的所有計劃都有兩個特點：第一，全都是對自己有利而損害其他人的；第二，都是不用很累很麻煩就能成功的。照他自己的經驗，他自己就是這樣來的。其實，這只是一個小概率現象。跟他同階級的人處在同樣的情況下，喀嚓一聲就落進水裡面被做掉了，但是他完全不知道。這是一個倖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而他們自己是被人揀選出來的。他以為憑這一套就能夠成功，其實那是扶他起來的人的力量，而不是他自己的力量，但他自己完全不知道。

[00:33:22] 這種不用很累很麻煩就能成功的策略，典型的做法就是誇大輿論的力量。風口上的豬都是這個樣子的。別的不說，最大的一個標本就是中國近代史。比如說，北伐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廣大知識份子投奔革命、一路上做了宣傳、使民眾擁護北伐軍的結果。例如，解放戰爭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廣大知識份子在抗戰時期紛紛投奔延安、使得社會輿論支持共產黨而反對國民黨腐敗的緣故。你一看就知道，這是那些屁用也沒有、毛澤東根本不會放在眼裡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自己編出來的，因為他們自己就是投奔廣州和投奔延安的那些人。但是毛澤東是怎樣對付他們的呢？首先給你來一次整風運動。意思就是，TMD，你跟工農出身的紅軍比起來屁功勞也沒有，屁用處也沒有，還要指天畫地，不但要指揮紅軍，而且還要指揮我毛主席，說我毛主席這也做得不對那也做得不對。TMD，你行你上啊。我讓你接受一下工農兵的再教育，讓你知道自己是老幾。從毛澤東自己的角度來講，你們這些只會浪費糧食的混蛋，我沒有殺掉你們而只是再教育你們，已經是夠仁慈的了。但是廣大知識份子因為筆桿子掌握在自己手裡面的緣故，就堅決地告訴後來自己的階級同類，也就是說除了讀書以外什麼也不會幹的那些人：一切都是我們的功勞，一切錯誤都是因為毛澤東沒有聽我們的話的結果。當然，真實的情況恐怕是相反的。

[00:34:58] 北伐也是這樣一種情況。北伐的真正力量當然是蘇聯的飛機和大炮，這是使用舊式武器的北洋軍閥沒有的。但是上竄下跳的知識份子們堅持說，就像拉封丹的寓言所說的那樣，馬車之所以前進，是因為我這個蒼蠅在馬車上嗡嗡嗡地叫。而真正出力的那些人，他們是不能夠停下自己的工作到大街上去喊我是怎麼出力的。而且他們還要掩蓋自己，我不能讓全世界都知道我蘇聯出了多大力氣，這樣引起列強干涉怎麼辦，所以我真正出了力還要掩飾。而這正好方便了那些本來屁用也沒有的知識份子，一天到晚嚷嚷著這都是我的力量。這樣造成的流風餘韻就是，比如說，八十年代的那批所謂的啟蒙者和民運，包括現在的何清漣他們那種人，信以為真地以為：“TMD，原來就是這樣啊！這回我們不宣傳什麼革命了，我們來宣傳一下民主，不是也可以發揮同樣的效果嗎？”然後鄧小平就教育了他們一下子，讓他們看看他們的效果到底有多大。現在像李碩他們可能還在打這種主意，他們高估了輿論操縱者的力量。輿論操縱者是只能順風借勢的，自己沒有真實的力量。

[00:36:17] 但是這就有一個好處，像所有的科舉參加者都打的那個主意一樣：做生意會賠本是不是，科舉可是不會賠本的，我至多考不上對不對。科舉是一種不會賠本的生意，要麼你賺，要麼你不賠。地球上任何一件事情，比如說你當兵打仗，這個賠的可就多了，指不定你把你自己的腦袋都賠進去了。做生意的人至少也會賠掉自己的錢。天下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賠，只有讀書做官這一行有賺無賠。這就是為什麼士大夫階級專政的國家一定很糟糕的原因。但是士大夫階級專政的國家有一個很大的特長：他們可以運用歷史編纂權，至少能夠忽悠住比較年輕的學生。等年輕的學生混成了老官僚、看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以後，由於他自己已經是老官僚了，而且自己年齡已經大了，他已經不可能從頭開始了，他不能戳破這個謊言。他還要反過來利用這個謊言去騙下一代的年輕人，以便維持自己的利益。我非常清楚這一點，因為我現在的感覺就是這樣的。TMD，如果我在二十歲的時候早知道我現在知道的這些東西的話，我的人生肯定跟現在不一樣，但是現在已經晚了。

[00:37:40] 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士大夫階級編纂的中國歷史會給人以極其荒謬的印象。比如說：“眾多賢臣為什麼會鬥不過一些流民和張獻忠，一些微不足道、行為卑鄙、酗酒好色的各種亂七八糟的小小的蠻族頭領？龐大帝國如何如何，你們又是如此的英明。原因只是因為皇帝昏庸，沒有聽你們這些士大夫說的話。而且，你們寫的文章這麼好，奸臣都分不清楚好壞。”這裡面其實內在的邏輯矛盾實在是非常明顯。你之所以會相信，僅僅是因為你自己就是候補士大夫階級的緣故。而廣大貧下中農其實並不像他們假裝出來的那麼相信。他們對待你們，其實像是女人經常對待男人那樣：TMD，我明明知道你是一個sb，但是我也知道你們男人是不肯承認自己是sb的，我為了世界和諧起見，還要隨時捧你兩句，但是我其實知道你們全是sb。但是如果你們士大夫階級倒了黴、落到貧下中農手裡面的時候，他們覺得也沒必要再保持原有的虛偽了。那時候你就會驚訝地發現，居然我們並沒有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但是那時候已經是為時太晚了。他們採取的策略就是這種諸如此類的不用付成本的策略。

[00:39:02] 第二個策略更加要命一些，就是說全都是損人利己的策略。真正有效的策略，必須是使所有的參加者多多少少都有一個共同利益，能夠撈到好處，而且在參加的過程中不會一直受到損失。你要別人受到淨損失，這個是互害社會的典型策略，是只有在強有力的外力支持下才能夠做到的。例如魯迅說左聯那些作家如此指手畫腳，他們說革命以後要殺你全家之類的，那當然是因為他們的資源是蘇聯來的，他們確實不在乎你支持不支持。但是如果你根本就是沒有這方面的資源，而你設計的方案又像是比如說你自己在做包工頭時做出的方案一樣，除了有利於公安局長以外，損害全社會，這種情況下，你只有作為依附者的時候，這種事情才能夠做得成功。被你損害的全社會要麼是分散的力量，不會集結起來，要麼就是弱勢集團，反對不了你。但是你如果用同樣的策略來反對既得權勢集團的話，你會在一分鐘之內徹底完蛋的。而九十年代以來秦暉他們一天到晚講的共識，共個妹的識。之所以永遠達不成任何共識，原因也就是因為這一點，就是因為沒有社會。有社會就有有機的聯繫。沒有社會就是，所有表面上的成功者不是真正的資產階級，他們只是臨時得勢的冒險家，全都是我坑了你一把而臨時得勢、隨時都可能被別人坑回去的那種人。他們實際上做的事情和他們提出的所有方案，都具有強烈的“希望你現在就自殺，在自殺之前寫一封遺書把你的財產給我，我覺得這個方案很好”的感覺。實際上，所有的人都是在涉及別人的事情上才會傻，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都不傻。這樣的方案實際上是只會使社會充滿仇恨，沒有任何真正可以實施的可能性。

[00:41:14] 這兩種策略加在一起，時間稍微長一點，就會使眼睛比較清楚的人看清，你其實是個只有空殼的廢物點心，完全無濟於事。而你手中卻拿著大量的資源，為什麼我不把你這些資源奪過來為自己所用呢？這就叫“完璧歸趙”，一切都要回到趙家人的手裡面。而你們根本不能夠進行任何有效的抵抗。為什麼會這樣？按照黔之驢的故事，本來有一撥知識份子在造勢，說是“資產階級專政註定會到來，資產階級在全世界都是強大的”，党國還有點害怕你。這就像是，貴州的老虎第一次看到驢的時候，看它叫得那麼響，以為它可能是一個猛獸，不大敢吃它。然後看你左一折騰右一折騰，TMD，原來就這兩下子，我咬你兩口試試看。咬你兩口以後，我發現誰也不來保護你，然後我就大口大口地咬下去，於是你就整個完蛋了。這些都是相互試探出來的。誰有真實的力量，誰沒有真實的力量，這個不是依靠文宣手段能夠輕易左右的。

[00:42:19] 如果你起家的時候的方式就完全是依附性的，靠鑽歷史的空子，得不到任何真正力量的幫助，那麼你在接下來的博弈中也保不住自己的利益。所以，在過去短短十幾年之內進行的博弈就引出了這樣的結果：由廣大農民工在超經濟剝削的過程中間創造出來的這批剩餘價值，現在像黔之驢的那頭驢子一樣，變成很輕而易舉就可以被一口吃下的獵物。顯然，能夠吃下它的人就是川普和習近平。一方面，“完璧歸趙”，全都歸趙家；一方面，在海外的資產肯定全都歸美國。而你所採取的那種做法，比如說“我是基督教保守派，民主黨是共產黨人，桑德斯是共產黨總書記”，你想依靠這些狗屁做法就能鬥倒當權的白左，然後騎到基督教保守派的尾巴上去一躍而變成統治階級，是這個意思嗎？向忠發當年憑著幾句無產階級的話，就覺得自己是天然的統治者，然後被軍統抓去以後，沒有經過任何嚴刑拷打就立刻什麼都招出來了。這一套套路玩兒出來的結果也就必然是這個樣子。

[00:43:46] 文革時期的、我經常所謂的三種人就是這個樣子的。毛主席對他們說：“現在黨內被走資派控制了，你們之所以處境悲慘，都是因為走資派害的。”於是他們就頓時開了竅：“就是嘛！我們讀書以來老師一直告訴我們，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怎麼我一工作以後，為什麼無產階級還是被壓在最底層呢？這裡面一定有什麼事情出了錯。現在我明白了，毛主席告訴我們了，是因為你們這些走資派沒有真正執行馬列主義的緣故，趕緊跳出來打倒你們這些走資派。”當然，毛的用意就是讓你們來打倒這些走資派。他們就到黨委書記的辦公室去責問他：“你憑什麼騎在我們工人階級的頭上？你書記是什麼待遇，我們工人是什麼待遇？是你為工人服務，還是工人為你服務？打倒你這個走資派。”

[00:44:37] 但是黨委書記是長征老幹部，黨內的人事任免（無論是劉少奇還是鄧小平）認的都是這一套：怎麼可能所有無產階級都做官？全國這麼多無產階級，人人都做官了以後，誰去幹活呢？那麼誰來做官呢？當然是長征老幹部或者留蘇老幹部這些人，當然還是得憑你參加革命的資格。你根本TMD沒有參加革命，等到革命勝利以後你跳出來說“我是無產階級，你們要為我服務”，天下哪有那麼便宜的事情？但是這話你不能說，說了以後政治不正確。按照社會主義國家的規矩來講，這確實是政治不正確。但是政治不正確的才是統治的秘訣和統治必須採取的手段。所以，我們也不說你是不是無產階級，我們說你是壞分子，我們說你是三種人，照樣把你打倒。你憑什麼呀？你不過是憑念了兩句毛澤東語錄，說了一聲我是無產階級。喊口號誰TMD不會啊？你以為我們不會喊口號嗎？我們告訴你，我們除了會喊口號以外還有很多資本呢，而你小子除了喊口號以外屁也沒有。

[00:45:43] 你以為你那點口號是具有魔力的，像胡平和何清漣他們在八十年代以為的那樣。“啊！原來民主是這樣的，我來教育一下你們。憑我的教育，我就具有魔力了。一方面是，你們這些什麼也不懂的屁民眾，我來啟蒙一下，在啟蒙的過程中你們就接受了我的領導對不對，是我教你們什麼叫民主的對不對。同時，你們共產黨人不民主，現在我證明給你們看，你們哪點哪點不民主。”當然，白區黨聽到這些話的時候肯定會覺得極其滑稽：“TMD，你們懂的那點ABC，初中畢業生的水準。我們對西方民主的瞭解比你們要清楚得多了，美國政府內部有我們安插的多少匪諜。我們對民主政權運作的方式，特別是內幕的運作方式，比你們這些只看外表的人要知道得多了。而你們居然還敢來教訓我？”結果必然就是這個樣子的。你想，牛爺爺他們的那種做法，“共產黨不好，民運也不好，提倡公費醫療是共產主義，美國民主黨是美國的共產黨”，諸如此類亂七八糟的這一套話術要達到什麼目的，這是一目了然的。而它實際上收到的效果就是，基督教保守派會認你嗎？全世界都有第三世界來的基督徒，印度、中東、伊朗、任何地方都有，你在他們當中是根本占不到什麼特殊地位的。第二，你實際上能夠影響的必然只是華社。你用這樣的手法，已經使華社所有可能的人都不可能再相信你或者支持你了。

[00:47:24] 當年孫文和梁啟超對大清國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對於美國來說他們真的什麼也不是。美國人會跑到唐人街來看你像黃飛鴻的電影裡面那樣舞獅，那是異國情調的表演，好像很好玩。還會來賭博，因為美國大多數地方（當時拉斯維加斯還不是賭城）是清教徒的作風很重，是不能亂喝酒亂賭博的，而唐人街什麼喝酒、賭博、妓院都有。但是孫文和梁啟超舉行講座的時候，收錢割韭菜的時候，從來沒有任何美國人對他們有過任何興趣。他們在大清國看來是極其可怕的危險人物，在美國人看來只比非法移民強一點。孫文和梁啟超本人還不是非法移民，但是聽他們講座的、給他們當敢死隊的、給他們交錢的人，98%以上是非法移民。一般來說他們只肯給點錢，給點錢的動機是跟現在的馬華一樣：“我們為什麼在美國總是受人歧視呢？我們需要找一個辦法。聽說孫先生很有辦法，先給點錢再說。”但是，要命的事情還是不大肯幹的。要命的事情什麼時候肯幹呢？美國政府發現你們的洗衣房全是非法移民，下了一道命令說是“六十天內給我出境”，而我十分不願意出境。這時孫文來了，說：“我現在正在招敢死隊，跟我回去，大家都做大官，現在大清皇帝的大官的位置給你們留著。”於是，他就跟著孫文去了。孫文的衛隊長馬湘就是這麼去的。他加入孫文隊伍的當時，就是剛好接到美國員警驅逐出境的通知。如果沒有這個通知的話，大概是不會跟著孫文的。

[00:49:06] 這是什麼？這就是歧視鏈，秩序輸出和秩序輸入的相對位置。無論你是誰，你都得先承認這個基本的階級地位才行。而你要是逆著這個階級地位，像李碩他們說的那樣，“黑人絕對不行，你們都要完了，只有接受我李碩的種族主義偉大理論才行。你們不是打不倒那些黑人嗎？我教你們毛澤東思想，你們就可以打倒他們了”，然後他會得到什麼人呢？因為美國社會是什麼人都有的，相信“中央情報局發明了愛滋病來消滅黑人”的人至今還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總可以找到一些人，在主流社會中我私下裡的種族主義觀點得不到認同，而且暴露出來以後還要遭到打壓，以後再也沒法升官升職了，現在突然聽到有人贊同我的觀點，於是我們就混在一起了。

[00:49:54] 但是實際上你得到的是什麼？那你就像是《幕府將軍》的那部小說裡面說的那樣。英國大副和英國船員到了日本，英國大副就跟武士混在一起，最後變成一個小領主，跟德川家康本人認識。這是根據歷史真實事件寫的。後來他發現他的同伴們居然跑到賤民區去了。理由是，賤民區有肉吃。日本正常社會是很少吃肉的，佛教思想是深入骨髓的，而且他們認為屠宰是一件很髒的事情。誰去幹這種很髒又造孽、很容易下地獄的行業呢？賤民去幹，賤民去負責屠宰業務，他們大口吃肉。這些人覺得，TMD，只有這些地方有肉吃，所以我們跟他們混在一起。後來大副找到他們的時候，驚訝地發現他們淪落到社會最底層，但是他們自己居然毫無發覺。他們根本不會日語，也根本不想學日語，他們只跟著肉的香味去行動，很開心地說：啊！我們總算找到了這個國家唯一可以大口吃肉的地方了。想要說服他們覺得他們的做法是錯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這個英國人在這個時候已經被日本文化和日本女人薰陶得極其愛乾淨，一旦看到有一點髒的東西，渾身都要起雞皮疙瘩。他當時最急迫的想法就是，“TMD，我趕緊擺脫這批髒人，回去洗個澡好不好”，因此他也不可能繼續說下去。於是，兩撥人就再也沒有辦法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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