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學問，最傷生

世上書籍甚多，說起來當然開卷有益，但誰也讀不完、讀不好。所以「如何讀書」的問題，竟似與書共生，自從有書出現，就有同時有了這個惱人的疑難。

大學者往往不喜歡告訴我們他的答案，故元遺山詩云：「鴛鴦繡出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夜靜人稀時，沙子龍也還要仔細關好小門，一氣把五虎斷魂槍六十四槍刺下來；而後，拄著槍，望著天上的群星，想起當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風。嘆一口氣，用手指慢慢摸著涼滑的槍身，又微微一笑，「不傳！不傳！」

偶獲教導的人，又多只能讚歎刺繡鴛鴦之巧，而不知巧不在鴛鴦而在針法。 — — 許多事，覺得難、做不成，是因不曉其法；若知之，不唯點石可以成金，甚且可以見道悟道。

即使傳授方法，也老是神秘兮兮，或曰法不傳六耳，或曰傳子不傳女，或夜半傳衣、或三更授記，非人不傳、非時不傳、非地不傳。傳時還要用隱語歌訣，燃指咒誓等方式來增飾其神奇與莊重。以致書法家的筆法訣要，竟要如鍾繇那般去盜蔡邕的墓才能獲得，而佛教道教的公案歌訣更如天書，學者懸揣萬端，莫名其妙。

反對如此這般神秘其說的人，則認為治學哪有什麼秘訣，所謂方法，不過就是老老實實地讀書罷了。盈科而後進、學不躐等、一書不讀畢不讀他書，剛日讀經、柔日讀史等等就是方法。「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事實上也不需要什麼方法。

但這講的不是方法，而是「功力」。以為只要把書翻來覆去讀熟了，學問便已成就，殊不知死讀書的呆子實在比比皆是啊！

清末學制改革以後，教育與西方接軌，形成全新的格局、出現許多新學科。這些新知識領域到底要如何進入，是新式學子的集體困惑。

胡適提倡「科學方法」，給了這個集體困惑一個突破口。科學方法，本來是針對「整理國故」而發的，但隨即形成了普遍的方法熱，所有學科都開始探究方法的問題，產生了方法意識。

因為胡適既強調方法在治學過程中居關鍵地位，又言明其運用之步驟與程序，還有許多舉例示範，表現了研究社會人文問題也可以如自然科學一般清晰、客觀、準確。自然大受歡迎，風靡一時。

不過，胡適的講法，從思想史上看，只是一種過渡式的。其所謂科學方法即西洋十九世紀以來之自然科學方法，但找了一位中國親戚，說清代的樸學考據也用此法。

這種論述，乃是想在中國講西學的一個傳統策略。

早在明末徐光啟譯《幾何原本》時，就說中國上古本有此學，只是後來失傳了，西方的幾何學正與上古之學相似。同治中興大倡西學以降，此類論述更是層出不窮，目的就是消除人們對西學的敵意，強化學習西法的正當性。

其次，科學方法，既是由研究自然科學而來，則將它運用於「整理國故」這種人文學術上，適用嗎？拉上乾嘉樸學的本國文史考據傳統來做西洋近代自然科學的親戚，自然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清代考據家既與西方自然科學家用著同一套方法，咱們現在當然亦可放心使用。

這同時也虛化了自然科學方法的內涵，不談實驗、數學模型、概念分析、推理邏輯、抽象思維等，僅將之概括為「尊重證據」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以利於在人文學科的應用。

可是這其實是個悖論：若清朝已採用了科學方法，現在還需你提倡嗎？悖論之出現，顯示了胡適想要從傳統治學方法過渡到西洋自然科學方法的用心，旨不在恢復清儒之緒，而是要讓大家接上西學之統。

一旦接上，清儒這位舊親戚，其實便可拋去了。故此後論方法，大家都徑自從西方自然科學取徑，不必仍由清儒講下來，胡適乃因此終究只是個過渡。

其說另有一盲點：他直接把自然科學方法視為西洋自然學科和中國文史考證所共有的普遍方法，未考慮到人文學與自然科學之材料與旨趣均有差異。

在〈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中，他已反省到：「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有絕大的不同」。

但他不去探討人文學可能要有另一種方法、另一套與自然科學不同的邏輯。而是倒過來說：你看，同樣的方法，我們只用在文獻材料上，考來考去；人家西方人卻用在科學實驗室裡，自然界的實物上，所以成果大不相同。並以此奉勸年輕人勿再鑽故紙堆，趕快去「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是條活路」。

這，豈不是用自然科學來徹底否定人文學的價值了嗎？

胡適以後，學術的發展當然超越了胡適。一方面，大家都明白了治學要重方法，方法意識業已普遍醒覺。另一方面，不只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更廣泛運用自然科學之法去建設各個人文與社會學科。人文學稱為人文科學、社會學稱為社會科學，均以自然科學為仿擬對象。

至今學界對於這樣科學化已稍有反省，但尚不普遍。連我自己在台灣辦南華大學社會學院時，同仁們都非要改成社會科學院不可。覺得用「科學」一詞才顯得較有學問，我也只好聽之。

兩岸間，台灣的國家科學委員會總理自然、人文、社會之學術發展事務，大陸也以社科基金等為之。科學院之外，人文社會學科則均置於社科院內，可見此一格局至今猶未能破。

因此，諸家論治學方法，第一個特點就是自然科學化，有科學主義的氣味。

這當然是西化使然。

但西化也可分兩部份說。一是人文與社會「科學」在西方也是十九世紀以後才逐漸仿自然科學建立的，所以法律學之脫離玄學時代，成為科學的一支，時間其實遲至一九〇三年狄驥（Duguit）《國家論》刊行以後。民俗學，一八四六年才由英國人頓姆斯（W. J. Thomas）創立，更是新興學科了。這類學科，當時引進，都是要與西方接軌。

另外一些學科，雖是研究中國事物，但亦要移植西方，包括整個學科模型和方法。

如馮友蘭論〈怎樣研究中國哲學〉，不但說：「西洋哲學之形式上的系統，實是整理中國哲學之模範」，更謂研究中國哲學之方法有六，而第一項就是須鑽研西洋哲學。具體操作，更常以西方經驗論和理性論兩大系統來論。

現在批評當年西化太過，誠非難事；然新學科之建立，主要憑藉在此。再說，許多學術領域確實古代無有，不由西方引進又怎麼辦呢？

例如幼兒教育，古代只有家庭式幼教，現在這種幼兒園、托兒所型態，乃現代化變遷以後才出現的；在西方也是十九世紀之產物，因應現代家庭教育功能之喪失而生。

又如圖書館學，中國古代亦只有藏書樓而無圖書館，故無論圖書館之組織與管理、圖書之分類與使用，或圖書館之社教功能，均為新領域新問題，只能借鑑西方。

但這樣論方法，就有個方法論本身的問題。

任二北〈研究詞集之辦法〉中引了況周頤《蕙風詞話》一段話說：「讀詞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絕佳者，將此意境締構於吾想望中。然後澄思眇慮，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靈相浹而俱化，乃真實為吾有，而外物不能奪」。這種讀詞法，其實便是傳統的，科學方法絕不如此。

科學式研究法，可由確定材料、分文類、分文體、分主題地做研究，或編年表、或製目錄，或做卡片，或考察作者之遺傳、師友、生活交遊、環境等，總之都屬於主體不涉入的一種客觀性研究。

反之，況蕙風提倡的研究法，卻是主體涉入，與研究對象相浹俱化，於是詞中境界入我心靈，我之人格與精神狀態為之轉化，把自己成就為一詞人。

前者無實踐性，也無此義務，研究詞並不需成為詞人，也不必作詞。後者則有實踐性。

例如讀倫理學，前者知道倫理學有各派主張，由理論上論其是非即可，乃是知識性的，並不要求他本人倫理行為高尚。後者卻是要人在讀了倫理學之後，能在倫理抉擇上做出是非之判斷、在行為上體現出對倫理學有所認知之結果，因此它知行合一。

在人文學科裡，後者是不可避免的。一個人光會演算邏輯式子，而腦子毫無邏輯，就是笑話。一個人詩云子曰知道了一大堆，而貪財好貨、行己無恥，亦令人感到荒謬。

因此即使是在科學主義氣氛如此濃厚的那個時代，仍有人會回顧況蕙風的說法。

我自己對方法的反思，即由此開始，要尋找一種不同於科學方法的人文社會學方法。繼而往上檢討清儒的所謂樸學方法，最終參會於後現代思潮與科學哲學之發展。而貫穿其間的，則是方法意識。以形成一套自己的方法論。

二十至三十歲，可說是我建立自己一套方法論的摸索期。許多文章，都為檢討方法而做；也以方法論角度去批評別人方法拙劣、問題意識不清。解牛捉鬼，幾乎得罪了所有同行。

批評我的人都責我好勝。是的，誰不好勝呢？龔定庵嘗言：「傷生之事二，一曰好勝、一曰好色。好勝之事三，曰學問、曰憎怨、曰榮利。」又說：「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庸人心無力也肌無力，故不好勝、不好色。凡自以為不是庸人的，就都好色好勝。

而兩者又其實只是一，如男人好色，娶艷婦、多姬妾，自己受用快活嗎？不然，徒自受累耳。但為何樂此不彼？以驕人而已。女人塗飾妝粉、削骨整形、妖麗色相以媚富男靚仔，其門道也全在「爭奇鬥艷」四個字上。這不都是好勝嗎？因此好勝才是根本，兼貪、嗔、痴、色。做學問即是好勝之表現，或以好勝之心為底子。這一點，定庵說得很對。做學問，最傷生，他也看得很明白。

不過，他另以憎怨榮利與之並列，則無必要。治學就會起憎怨、就會生榮利、就是好色。怎麼說？陳後山詩曰：「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黃山谷謂其顧影徘徊，炫耀太甚。學者之炫耀知識，與才士炫文采、富豪炫奢侈、女子炫妖麗，有何不同？

而學問做得好了，榮利便來。或別人給你獎項獎金名銜，或生起榮利之心，自己去爭取。黃金屋啦、千鍾粟啦、顏如玉啦，盼個不了。政府也藉你這一點欲心，來推動所謂學術，如《漢志》所說：「祿利之途使然」。

做不好，則被人憎、被人罵、被人恥笑，自己又憎怨恥笑我憎嫌我的人，往復相煎，遂若寇仇。某次，我過杭州，逢江弱水。他甫由台灣返說：「呀，沒去台灣，還真不知你老兄影響這麼大！」我遜謝。他說：「不，我講的是你離開十幾年了，現在還有許多人談起來仍然咬牙切齒呢。」這就是怨毒。刻骨相思，比情人還惦念我吶！

學界本是讀書人的組合，似應最純皓、最具理想性，而其實到處都爭來鬥去，爭地盤、搶位子，黑函蜚語橫行。就因其中憎怨與榮利攪成一團，所以是最大的名利場與是非圈（當然，這也不是不好。政治圈、文人學者圈、影視名媛圈，是我們社會三大八卦圈。沒這些恩怨，就沒啥八卦可說了呀！故此中恩怨憎榮不了，正是：梧桐西風，喜添人間閒話無數）。日居其間，其不傷生者稀。就算你能免於自傷，自然會有人來傷你。

因此，談到做學問，我首先就要勸人莫做。因為顏之推早已說過：「若乏天才，勿強操筆」，絕大部份號稱做學問的人，只是徒勞。若真有點有天資，可以做學問，則再要問能否戒色、戒憎怨、戒榮利，轉學問傷生為「學以養心」。做不到或不願做，則幹啥都好，千萬不要治學。

我炫學爭勝，毛病最甚。幸而還有點自知之明，所以能由此反省起，漸漸轉出學以養心這一境。

學如何才能養心？一是不「做」學問。做，是製造、生產、勞動，如工匠做出個杯子。但人有腦子，自然會想；有眼睛，自然會看，何須造作？是鳥就該飛，故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習就是不斷地飛，盡其本能本份。大鵬鳥扶搖而上九萬里，鳩雀騰躍於榆枋，各盡其能，故亦各適其天，自樂其樂。不為什麼。既不為榮利，也不為往聖繼絕學、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

由這些話頭帶出來的念頭，正是生憎怨、求榮利之根。

因為「為往聖繼絕學」等等，乃學之終境而非始境。還沒學呢，如何便知絕學是啥？名墨兵農諸聖之學，絕者久矣，都要繼或選什麼繼？既已曠絕，又如何繼？此類好言語，非從學者所能藉口，徒成膚闊心、驕矜氣而已。

從學之際，但知眼能看便盡情看、腦能想便盡情想，遊知識海、乘智慧舟，有無關心之美感，生盡情盡興之愉悅，如此生命自得滋養。如小孩子搏沙戲水，誰不是這樣長養成人的？為何漸漸就失了這種本能，造作起來？

其次，治學之途，一是繼續上述盡興的辨法，我稱為「循性為學」。就像現今大學裡到處都是憎男怨女，因為讀的科系都不是自己才性適合或喜歡的，被父母及社會風氣強扭著來學，焉能學得好？只能勸他們解放出來，找到自己才性所適，然後循性為學。

但治學還有一種，是要反過來「矯性成聖」的。宋明理學家說為學在「變化氣質」即指此。

先天才性氣質各有所偏，所謂學，就是補偏救弊，讓人能漸漸合乎中道的過程。故善詠荊軻的人，淡泊起來才會成為陶淵明；性情寧靜的人，治事才能變成諸葛亮。

這是正反合的超越自我之路，所以「學問深時意氣平」，可以離苦得樂，得靜定大自在。

這樣做，顯然治學就不是知識啦、理論啦什麼的，工夫作用首先在於治己、養心、成就自己而不傷生。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道理在此。這一點做不到，所謂學問，都將如定庵所批評、如我所聞見。

我二十幾歲努力建立自己一套方法論時，太執著於法，還遠遠達不到這種靜定大自在。在寫博士論文期間，探討宋人說的「活法」問題，漸漸明白法活不活的關鍵在心，心活則法活；法活了，生命也才能圓成。然後才漸漸學可以養心。

但不執法還不夠，我畢竟還甚執相。因為我最初返校教書就教「讀書指導」課，喜談方法是與我職業黏合的。弄得寫文章總一副指導人家如何讀書的面孔，老是批評別人走錯了路：方法不對，用吸管吃肉餅。然後再對於該如何吃肉餅指點一二良方。

在我，自以為金針度予，別人都該感謝我。別人卻覺得是污辱。於是結怨四方，被批的人也不服氣，老說我只破不立（也就是成天罵人，不自己去好好寫書）。

後來我漸漸熟於世故，才明白論學不應如此。治學方法，有可推廣的，有不能也不必推廣的。

比如表演學，每個電影學院的學生都修過，所以誰都有演技。但誰能有章子怡的境遇呢？上來就當女主角、就得獎。說章子怡演技好，誠然。可是更多人只能由根本不適才不適性的角色慢慢摸爬打滾上來，好不容易熬到有大導演為他說戲、有好劇本為他量身訂做、有所謂演技可以發揮。然後才能把一種角色樹立了，然後人家才承認你是個「角兒」。

這種成學成角之路，顯然就跟章子怡周冬雨不一樣。推而廣之，亦可說人人都不同。這種方法，便非表演學那種通套可以涵括；光講表演學，也不能替代這舞台路上具體的表演方法。那是情境與之相生，具體演繹並摶成之法。要靠這，才能凝定一個人的角色和實際為學內容。

因此我現在雖仍講方法方法論，但已不再自認為能給人甚麼指導了，喝湯吃餅的方法，只能自己去找。包括我現在寫這篇文章，也沒有指導人治學之意，只是自述我的領會而已，諸君隨緣參悟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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