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新加坡的政治與選舉制度
我們是新加坡公民， 誓願不分種族、言語、宗教，團結一致， 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 並為實現國家之幸福、繁榮與進步，共同努力。
新加坡中小學在早上升旗集會的時候，學生都需要朗讀以上的“國家信約”，建設民主社會，乃是新加坡的立國之時的願景。
那些對新加坡政治理解停留在“李家坡”的人也很喜歡引用李光耀1992年在香港大學回答“末代港督”彭定康提問時講：
我從不相信民主會帶來進步；我認為民主只會帶來退步。
但他們卻往往忽略了他在當時的回答中也在總結時也提到：
需要的是經濟的發展進步，和大批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這樣才可以支撐維系起一個民主社會。當你有六七成的民眾受過良好教育；他們知道什麽可行什麽不可行；那一人一票是有意義的。
李光耀是相信民主，並致力於將新加坡建設成為有成功的民主社會；而新加坡社會已經通過2011，2015，2020連續這三屆選舉，逐步證明了新加坡在穩健的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
新加坡選舉制度
新加坡實行的是一套非常獨特，並不斷調整、革新的選舉制度，堪稱與時俱進。
民主制度的一個核心觀點，是認為政權來自於人民賦予，政府是因為人民通過選票賦予的委托，才能獲得權力，這一授權、委托便是英文的mandate。
為了避免投票率低下，或沈默的大多數的問題，新加坡公民投票是法定義務，合資格選民若無正當理由而缺席投票，投票權便會自動被剝奪。
新加坡有兩種全民選舉：
- 總統選舉
- 議會選舉
新加坡總統 李光耀、李顯龍均是新加坡的總理，而不是總統；總理這一職位，實際上是由總統根據議會選舉結果委任，而非民眾直選。
為什麽總統可以委任總理？因為總統是經過全國選民一人一票直選出來的，總統有民意的委托/授權/mandate。
不同政治制度對於政權受任性的來源有不同的回答，習慣了非民主制度，可能會對民主制度所強調的mandate感到困惑；而習慣了民主制度的mandate，再去看非民主制度，同樣很容易感到不解。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移民國家，它很多政治乃至行政管理政策都會考量種族問題，總統是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征，華裔占人口的75%+，全民選舉，一人一票，那只要有華人候選人參選，那麽自然很容易贏得總統選舉，那麽怎麽顧及馬來裔、印度裔的感受？
新加坡在2016年修改憲法，新規定：
新加坡總統一職在30年內（即五個總統任期內）都沒有由某一個種族的合資格人士擔任的話，那下一屆的總統選舉將只會給那個種族的合資格人士參加。
這使得2017年的新加坡總統選舉，只能由馬來裔候選人參加，當年只有哈莉瑪·雅各布合資格參選，她作為唯一一名候選人自動當選，成為新加坡第二位馬來裔總統，以及第一位女總統。
新加坡第一位馬來裔總統是開國總統尤索夫·伊薩，也就是鈔票上印的這位： 
新加坡對於總統候選人參選資格的規定非常嚴格，門檻極高並且很有意思，其中有兩條是：
- 提名日時不是任何政黨成員
- 截止選舉令狀頒布之時，滿足在公共部門或者私營部門的服務要求（曾擔任高級公共職務或一家私營企業的“最高執行級人物”，企業的股東權益必須達到至少5億元新幣）
無黨派的要求自然是為了政治考量，曾掌管5億元（約107億元新臺幣）的部門或企業這點則就是非常符合新加坡所謂的“精英主義”，這高門檻有時甚至使得只有一名候選人自動當選，新加坡任期最久的印度裔總統納丹，便也是在無人競爭的情況下，連續自動當選兩屆共12年。
但這條高標準也符合新加坡總統為數不多的職責要求：掌管國庫。
新加坡的國庫，即National Reserves國家儲備金，相比較起別的國家財政總是赤字，新加坡政府則是常年有盈余，2016-2018三年財政盈余就達200億新幣，這些盈余結算之後是便存放國庫，常年累積下來，外界估計新加坡國庫儲備金總額至少是以千億新幣為單位。
而這筆錢如果政府想動用，就需要總統批準；像今年對了應對新冠疫情，保障經濟，新加坡政府就連續公布了四個預算案，總共砸了一千億新幣，其中520億來自於國家儲備金，這部分的動用，便全部需要現任女總統哈莉瑪的批準。
連5億都沒管過的話，簽字批準520億的資金，會是什麽感覺？
我感覺新加坡總統跟總理就像是某些企業裏面董事長與CEO的關系；董事長平時不管事，員工接觸的都是CEO；但如果CEO想要“變賣公司資產”，那可得要董事長點頭才行。
假設未來有個新加坡總理想要迎合選民，大開國庫派福利“買選票”；那麽，時任總統，便可以動用否決權。
新加坡議會 最近舉辦的2020新加坡大選，實際上是新加坡的議會選舉。
選民根據自己所屬的選區，投票選舉議員。
新加坡合資格選民的最低年齡也是21歲，而不是常見的18歲。李光耀當年甚至考慮過讓有家庭的中年人可以投兩票，礙於無法落實才作罷；其背後的考量是希望選民投票時能夠顧及現實後果，而不是光憑“一腔熱血”。21歲，那麽應該是不僅是思想成熟，並且也進入了社會，有了社會實踐，甚至經受“社會毒打”之後，投票的考量應該會有所不同。
各個選區選出的議員若過半屬於某一個政黨，那麽該政黨便可以成為執政黨組建政府，總理，黨內自行確定，再經過總統任命即可；各部長等，也是由總理推薦，再由總統任命。
不過，按我理解，這裏的總統任命也是屬於流程性的，執政黨不管推薦誰當總理、部長，總統都會任命；要是總統拒絕委任，不知道是不是就得發動全民公投，去決定一下是不是得把現任總統幹掉，又或者重新舉行議會選舉？
新加坡議會選舉是大概五年一次，之所以說是大概，是因為憲法只規定了一界政府任期最長是5年，但執政黨可以選擇提前舉行；只要執政黨覺得時間差不多了，那麽就可以跟總統申請解散內閣，然後進行選舉。
這樣的制度可以帶來一些靈活性，比方說，像這次新冠疫情，人民行動黨便是選擇在了疫情開始受控的7月，迅速開始選舉，免得疫情明年出現反復，而5年界限卻逼近，那就很尷尬。
當然，也有人認為因為大選時間是由執政黨確定，他們可以選擇在自己有利的時機進行選舉，這樣對在野黨不公平。
針對這樣的質疑，我想，李光耀只會笑笑說，全世界的政治都是不公平的，沒有一個執政黨會去幫助在野黨競選；在我看來，提前大選對於執政黨來說也是有成本的，好不容易贏了一屆大選，原本是可以做滿5年，但提前，比方說2015跟2011年便只隔了4年，那麽這對於上一屆選舉贏得的“授權”而言，實際上是打了8折。
要論新加坡選舉制度的“不公平”，恐怕最不公平的還是其獨特的集選區制度。
集選區制度 要進行大選的話，選舉局的選區範圍檢討委員會（Electoral Boundaries Review Committee，簡稱EBRC）也會隨之公布所謂的“選區範圍檢討報告”，向社會告知本次大選的選區是否有變更。
像2020年這次大選，便新增了四個國會議席、一個集選區GRC跟一個單選區SMC，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增加了盛港集選區。
這種制度按照李光耀的說法，是因為需要考慮人口分布變化，以盛港為例，它是新加坡快速發展的新居民區，居住人口多了，那麽就需要有相應的議員代表。
而在在野黨看來，這種制度目的則是在於削弱在野黨贏得選舉的機會，即通過選區劃分，把支持在野黨選民集中的區域劃分成為多個，選民不集中，那麽就難以贏得選舉。此種作法，英文術語是gerrymandering；當然，人民行動黨會否認這點，而這次選舉結果，似乎也證明了人民行動黨沒撒謊，因為此次贏得新劃分出來的盛港集選區的是：工人黨。
在野黨要贏得集選區選舉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它是需要4-5個人的團隊參選，而這選舉團隊還必須包括少數族裔的候選人。
也就是說，在野黨是完全無法通過推出某一“明星候選人”，靠他本人魅力去演講，然後贏得選票；這個套路只能用在單選區，想要贏得集選區，不好意思，你需要團隊，並且你的團隊還得是跨族裔的！
工人黨在過去，長期以來便是依賴於黨魁劉程強的作為潮州怒漢的個人魅力去贏得後港單選區的單個席位。
後港有很多潮州人居住，因此劉程強在選舉演講時也會采用潮州話來演講。“膠己人”，那當然是得投票。
集選區制度給在野黨“制造”的門檻還不僅於此，選區議員贏得集選區選舉的話，還需要管理市鎮，解決民生問題。拿香港做比較的話，新加坡選區議員的角色是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 區議員兩者結合，你不僅需要去議會做漂亮演講，還得實實在在的去經營一個市鎮，街坊鄰居吵架說不定都得去協調。
在野黨一窮二白勢單力薄，怎麽競選集選區？因此，也會有人認為人民行動黨是通過控制集選區的數量，來確保自己的執政地位，因此，抗議選舉制度不公平。
李光耀，同樣也是笑笑：“全世界的政治都是不公平的，沒有一個執政黨會去幫助在野黨競選。”不過，針對集選區制度，他還補充道：
集选区制度是给在野党很好的锻炼，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市政管理能力；因为，要是当他们赢得大选，他们需要管理的就是整个新加坡。
我是非常認同李光耀這樣的說法，政治，絕非只是演講，是需要實實在在的施政能力，這也完全不是公平與否的問題，如果把集選區制度等門檻視為不公平的話，那麽新加坡作為一個小紅點，在國際上需要面對的“不公平”就更多；執政，不僅需要處理好內政，也還包括外交。如果連參加集選區選舉這樣的門檻都邁不過去，那談何治理整個國家？
非選區議員 人民行動黨長期在新加坡占據壟斷優勢，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數次贏得議會所有議席的情況，近年內整體得票率雖然降低到60~70%左右，但依舊占據議會的絕對多數即supermajority。
在野黨即便是通過單選區，所能贏得的席位也是非常有限，為了確保議會中有在野黨議員的聲音，新加坡在1984年便引入了的“非選區議員”，即政府邀請在選舉中落敗的在野黨議員擔任，他們無需管理市鎮，而僅需在議會“發聲”。
2016年更是修憲，將“非選區議員”的席位從9個增加到12個，並且非選區議員對法案有同等的表決權力。對此，支持的人說，它確保了在野黨在議會中也有聲音。
反對的人則說，這實質上是在削弱在野黨，因為選民會認為反正在野黨輸了也可以有席位，那麽就放心投票給人民行動黨就好了。
不過，隨著工人黨這次選舉的壯大，直接靠實力贏下了10個席位，非選區議員的相關制度，恐怕無需再爭論，而是直接成為歷史。
2020年新加坡大選
人們也經常講述李光耀“打壓反對黨”的故事；但實際上，他不懈打壓的是會對新加坡造成破壞的“反對黨”；那些人，往往是嚴重缺乏辦事能力（incapable），甚至分辨事實的能力，李光耀確信喊著空洞口號，為了“反對而反對”的這些人若然掌握權力，勢必將新加坡引向災難。
對於能力強悍（capable）的“反對黨”，他是喜聞樂見的。
在2006年4月12日他參加與新加坡年輕人對話的電話節目時，他甚至直接給年輕人們，講述“如果我是反對黨，我會怎麽做？”
讓我闡明，如果我是反對黨，我會做的事情。我會競選單選區並取勝，這完全是有可能的。
林孝諄試過，蔣才正試過，還有詹時中和劉程強。我在1955年也試過。從那單選區開始，我拓展了自己的勢力，我在工會裏贏得支持；我在國會裏的講話，贏得全國上下的支持，我所持的立場證明必當時的總理所持的更好。贏了席位後，我會物色四或五位和我旗鼓相當的搭檔，然後我會遴選一個集選區，讓選民比較我們的人選和他們的人選。
我們也知道新加坡選民渴望要反對黨……但是（目前反對黨議員們）的演講內容實質何在？就像美國人說的那樣，“牛肉（幹貨）在哪裏？”偶爾他們提出一兩點策略性的問題，但是我們要的是可供選擇（具有可執行性）的政策……我從來沒有講過，並且也永遠不會說（反對黨對新加坡沒有正面意義），我說的是我們現有的反對黨水準還是差強人意。
https://www.facebook.com/TheNewEraSingapore/videos/1593139464157982
李光耀本人也是從弱小的反對黨開始，一步步通過選舉，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打造成為“壟斷”新加坡政壇的執政黨；而工人黨的劉程強，儼然也是在讓工人黨朝著這麽一條路在走。
工人黨的劉程強在1991年便贏得了後港單選區，進入國會；多年以來，他被李光耀“嘲諷”不敢參選集選區；但這一切在2011年，劉程強帶領團隊參選阿裕尼集選區所打破！
2011年的新加坡大選，劉程強的工人黨團隊對陣的人民行動黨團隊是由當時的外交部長楊榮文所帶領。楊榮文是民望極高的部長，甚至被視為是新加坡下任總理候選人之一；2011年的敗選，直接使得他退出新加坡政壇；而工人黨則成為新加坡首個贏得集選區選舉的在野黨。
這是歷史的轉捩點。
2015年選舉，即便在李光耀逝世的“光環下”，工人黨成功在阿裕尼集選區連任；2020年選舉，工人黨不僅再次捍衛住了阿裕尼集選區，甚至還再次突破贏得了第二個集選區：盛港；再加上大本營後港單選區共10個席位。
阿裕尼市鎮理事會已經在工人黨的管理下發展了近十年，應該沒有任何人可以在質疑他們的市政管理能力，說他們“水準還是差強人意”。
而在我看來，對於工人黨來說，更加重要的是其元老劉程強已經交棒給了新黨魁畢丹星，“潮州怒漢”將接力棒叫給了“印度壯漢”：
若無“集選區”這樣的選舉制度門檻，新加坡的在野黨恐怕會有非常不同的發展。
制度，是會對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
在野黨的意義 就目前而言，新加坡有十余個在野黨，但目前情況還是屬於工人黨與其它，工人黨是唯一一個能夠贏得選區議員席位的在野黨。
此次選舉，接受另外兩個非選區議員席位的是2019年才新成立的新加坡前進黨，但我認為前進黨太過依賴其創辦人陳清木，陳清木已經80歲，前進黨能否像工人黨那樣發展出“團隊”，並完成“交棒”，會是很大的疑問。
有的人認為在野黨的意義就在於“反對”，作為反對黨opposition，職責便是去監督、制衡乃至反對執政黨；但我會認為，這樣的觀點不僅膚淺，更是危險。
這樣的觀點的代表是實際上是一種”屁股思維“，即讓自己的腦袋被屁股所決定，整天講反對、反對，執政黨所堅持的，就要堅決反對，而不去關心具體政策。抱這樣思路的反對黨若是坐大，那麽新加坡就很容易陷入到”政黨惡鬥“當中去，然後彼此為了選票，而無所不用其極。
就目前而言，新加坡政壇並不沒有呈現這樣的態勢，相反，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政黨對彼此的相互肯定。
就好像，在此次選舉中，代表人民行動黨的外交部長維文醫生，便在電視辯論中對工人黨的網紅新秀林誌蔚說：“坦白的說，工人黨的競選綱領非常優秀，它甚至可以成為人民行動黨的綱領，只是它更加左傾了一點”。
這可能是政治人物的“覺悟”，但我更加相信這是新加坡選民素質提升的表現，新加坡的選民，並不認可政黨惡鬥比爛或者是光靠嘴炮的反對黨。
這次選舉中，工人黨的候選人辣玉莎被揭發曾經2018年在臉書上發表了措辭不當的種族言論，從結果上看，新加坡選民對於這樣“翻舊賬”的行文更加憤怒，而辣玉莎與經濟學家林誌蔚所在的工人黨團隊也最終贏得了盛港的選舉。
李光耀：”當你有六七成的民眾受過良好教育；他們知道什麽可行什麽不可行；那一人一票是有意義的。“
新加坡當然也是有通過操弄民粹議題，只為反對的反對黨，其中典型便是”人民之聲 People's Voice“，其黨魁林鼎常年通過YouTube等網絡渠道發布視頻，宣揚反移民等民粹課題；參選的結果是什麽呢？
林鼎本人常駐並參選的Jalan Besar惹蘭勿剎集選區，人民之聲獲得了34.63%的選票；而人民之聲參選的另一個集選區Pasir Ris–Punggol巴西立-榜鵝集選區，因為有三個政黨參選，人民之聲的得票率立刻跌倒12.18%，因為達不到12.5%的底線，人民之聲的五個候選人選舉前交的1萬3500新幣 * 5共6萬7500元新幣櫃金會被沒收。
針對這樣的結果，我認為，新加坡選民中，可能有20%~30%的人投票給在野黨，其實不是有多麽認可在野黨，而純粹是不希望人民行動黨一家獨大；而大多數人，則會更加全面的考慮眼前的政黨，是否值得自己的一票。
我在朋友討論新加坡政治時，大家的意見基本都不會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我們考量的是，類似這樣的問題：
人民行動黨是新加坡的“體制”，即便人民行動黨一直在致力於獲取不同背景的候選人，但經由它體制所篩選出來的候選人，最終還是會呈現出某種“單一性”；缺乏多元化的單一政治，可能會導致新加坡在面對未知挑戰的時候，缺乏韌性。新加坡需要有“體制外”的政治力量來跟人民行動黨形成互補，最終提升新加坡整個國家的競爭力與堅韌性。
我們並不是對人民行動黨不滿意，我們更加擔心的是過去帶領新加坡走向成功的“公式”已經過時，走向新的成功所需要的“公式”是什麽？沒有人知道，那麽，我們需要更多不同、有才幹的人投身其中，“百家爭鳴”才能探討出一個更有保障的“公式”；我們並不期望有“天降偉人”來給社會指出明路。
工人黨的黨魁畢丹星在此次選舉前曾這麽說：
最喜歡的中國古代著作是老子的《道德經》，當中的陰陽論讓他看到了在政治層面的延伸。華人哲理中的陰陽描述了對立的力量能如何互補調和。
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則在選舉後總結到：
選民清楚表達了他們希望國會能夠更加多元化：雖然希望人民行動黨執政，但一部分人，尤其時年輕選民，希望看到國會有更多反對的聲音。這裏，要恭喜工人黨在阿裕尼，後港和盛港取得不錯的表現，接下來我希望他們的議員能夠在國會做出貢獻，一起建立一個更強韌的社會。 沒有投行動黨一票的選民，也希望你們跟我們一起合作，共同應對眼前的危機，因為這是我們的新加坡，這裏是屬於大家的家園。
我想，不管新加坡社會如何發展，不管有多少資料來介紹新加坡的政治，依舊還是會有很多人將新加坡理解成為“李家坡”；過去如此，未來也應該還是如此。畢竟，新加坡太小了，並不值得外國人去了解花時間去仔細了解它，能夠使用“李家坡”來嘲諷新加坡，娛樂一下，而不是以為新加坡是屬於中國的一個縣，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Majulah Singapura
最近舉辦的2020新加坡大選，實際上是新加坡的議會選舉。
選民根據自己所屬的選區，投票選舉議員。
新加坡合資格選民的最低年齡也是21歲，而不是常見的18歲。李光耀當年甚至考慮過讓有家庭的中年人可以投兩票，礙於無法落實才作罷；其背後的考量是希望選民投票時能夠顧及現實後果，而不是光憑“一腔熱血”。21歲，那麽應該是不僅是思想成熟，並且也進入了社會，有了社會實踐，甚至經受“社會毒打”之後，投票的考量應該會有所不同。
各個選區選出的議員若過半屬於某一個政黨，那麽該政黨便可以成為執政黨組建政府，總理，黨內自行確定，再經過總統任命即可；各部長等，也是由總理推薦，再由總統任命。
不過，按我理解，這裏的總統任命也是屬於流程性的，執政黨不管推薦誰當總理、部長，總統都會任命；要是總統拒絕委任，不知道是不是就得發動全民公投，去決定一下是不是得把現任總統幹掉，又或者重新舉行議會選舉？
新加坡議會選舉是大概五年一次，之所以說是大概，是因為憲法只規定了一界政府任期最長是5年，但執政黨可以選擇提前舉行；只要執政黨覺得時間差不多了，那麽就可以跟總統申請解散內閣，然後進行選舉。
這樣的制度可以帶來一些靈活性，比方說，像這次新冠疫情，人民行動黨便是選擇在了疫情開始受控的7月，迅速開始選舉，免得疫情明年出現反復，而5年界限卻逼近，那就很尷尬。
當然，也有人認為因為大選時間是由執政黨確定，他們可以選擇在自己有利的時機進行選舉，這樣對在野黨不公平。
針對這樣的質疑，我想，李光耀只會笑笑說，全世界的政治都是不公平的，沒有一個執政黨會去幫助在野黨競選；在我看來，提前大選對於執政黨來說也是有成本的，好不容易贏了一屆大選，原本是可以做滿5年，但提前，比方說2015跟2011年便只隔了4年，那麽這對於上一屆選舉贏得的“授權”而言，實際上是打了8折。
要論新加坡選舉制度的“不公平”，恐怕最不公平的還是其獨特的集選區制度。
集選區制度 要進行大選的話，選舉局的選區範圍檢討委員會（Electoral Boundaries Review Committee，簡稱EBRC）也會隨之公布所謂的“選區範圍檢討報告”，向社會告知本次大選的選區是否有變更。
像2020年這次大選，便新增了四個國會議席、一個集選區GRC跟一個單選區SMC，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增加了盛港集選區。
這種制度按照李光耀的說法，是因為需要考慮人口分布變化，以盛港為例，它是新加坡快速發展的新居民區，居住人口多了，那麽就需要有相應的議員代表。
而在在野黨看來，這種制度目的則是在於削弱在野黨贏得選舉的機會，即通過選區劃分，把支持在野黨選民集中的區域劃分成為多個，選民不集中，那麽就難以贏得選舉。此種作法，英文術語是gerrymandering；當然，人民行動黨會否認這點，而這次選舉結果，似乎也證明了人民行動黨沒撒謊，因為此次贏得新劃分出來的盛港集選區的是：工人黨。
在野黨要贏得集選區選舉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它是需要4-5個人的團隊參選，而這選舉團隊還必須包括少數族裔的候選人。
也就是說，在野黨是完全無法通過推出某一“明星候選人”，靠他本人魅力去演講，然後贏得選票；這個套路只能用在單選區，想要贏得集選區，不好意思，你需要團隊，並且你的團隊還得是跨族裔的！
工人黨在過去，長期以來便是依賴於黨魁劉程強的作為潮州怒漢的個人魅力去贏得後港單選區的單個席位。
後港有很多潮州人居住，因此劉程強在選舉演講時也會采用潮州話來演講。“膠己人”，那當然是得投票。
集選區制度給在野黨“制造”的門檻還不僅於此，選區議員贏得集選區選舉的話，還需要管理市鎮，解決民生問題。拿香港做比較的話，新加坡選區議員的角色是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 區議員兩者結合，你不僅需要去議會做漂亮演講，還得實實在在的去經營一個市鎮，街坊鄰居吵架說不定都得去協調。
在野黨一窮二白勢單力薄，怎麽競選集選區？因此，也會有人認為人民行動黨是通過控制集選區的數量，來確保自己的執政地位，因此，抗議選舉制度不公平。
李光耀，同樣也是笑笑：“全世界的政治都是不公平的，沒有一個執政黨會去幫助在野黨競選。”不過，針對集選區制度，他還補充道：
集选区制度是给在野党很好的锻炼，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市政管理能力；因为，要是当他们赢得大选，他们需要管理的就是整个新加坡。
我是非常認同李光耀這樣的說法，政治，絕非只是演講，是需要實實在在的施政能力，這也完全不是公平與否的問題，如果把集選區制度等門檻視為不公平的話，那麽新加坡作為一個小紅點，在國際上需要面對的“不公平”就更多；執政，不僅需要處理好內政，也還包括外交。如果連參加集選區選舉這樣的門檻都邁不過去，那談何治理整個國家？
非選區議員 人民行動黨長期在新加坡占據壟斷優勢，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數次贏得議會所有議席的情況，近年內整體得票率雖然降低到60~70%左右，但依舊占據議會的絕對多數即supermajority。
在野黨即便是通過單選區，所能贏得的席位也是非常有限，為了確保議會中有在野黨議員的聲音，新加坡在1984年便引入了的“非選區議員”，即政府邀請在選舉中落敗的在野黨議員擔任，他們無需管理市鎮，而僅需在議會“發聲”。
2016年更是修憲，將“非選區議員”的席位從9個增加到12個，並且非選區議員對法案有同等的表決權力。對此，支持的人說，它確保了在野黨在議會中也有聲音。
反對的人則說，這實質上是在削弱在野黨，因為選民會認為反正在野黨輸了也可以有席位，那麽就放心投票給人民行動黨就好了。
不過，隨著工人黨這次選舉的壯大，直接靠實力贏下了10個席位，非選區議員的相關制度，恐怕無需再爭論，而是直接成為歷史。
2020年新加坡大選
人們也經常講述李光耀“打壓反對黨”的故事；但實際上，他不懈打壓的是會對新加坡造成破壞的“反對黨”；那些人，往往是嚴重缺乏辦事能力（incapable），甚至分辨事實的能力，李光耀確信喊著空洞口號，為了“反對而反對”的這些人若然掌握權力，勢必將新加坡引向災難。
對於能力強悍（capable）的“反對黨”，他是喜聞樂見的。
在2006年4月12日他參加與新加坡年輕人對話的電話節目時，他甚至直接給年輕人們，講述“如果我是反對黨，我會怎麽做？”
讓我闡明，如果我是反對黨，我會做的事情。我會競選單選區並取勝，這完全是有可能的。
林孝諄試過，蔣才正試過，還有詹時中和劉程強。我在1955年也試過。從那單選區開始，我拓展了自己的勢力，我在工會裏贏得支持；我在國會裏的講話，贏得全國上下的支持，我所持的立場證明必當時的總理所持的更好。贏了席位後，我會物色四或五位和我旗鼓相當的搭檔，然後我會遴選一個集選區，讓選民比較我們的人選和他們的人選。
我們也知道新加坡選民渴望要反對黨……但是（目前反對黨議員們）的演講內容實質何在？就像美國人說的那樣，“牛肉（幹貨）在哪裏？”偶爾他們提出一兩點策略性的問題，但是我們要的是可供選擇（具有可執行性）的政策……我從來沒有講過，並且也永遠不會說（反對黨對新加坡沒有正面意義），我說的是我們現有的反對黨水準還是差強人意。
https://www.facebook.com/TheNewEraSingapore/videos/1593139464157982
李光耀本人也是從弱小的反對黨開始，一步步通過選舉，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打造成為“壟斷”新加坡政壇的執政黨；而工人黨的劉程強，儼然也是在讓工人黨朝著這麽一條路在走。
工人黨的劉程強在1991年便贏得了後港單選區，進入國會；多年以來，他被李光耀“嘲諷”不敢參選集選區；但這一切在2011年，劉程強帶領團隊參選阿裕尼集選區所打破！
2011年的新加坡大選，劉程強的工人黨團隊對陣的人民行動黨團隊是由當時的外交部長楊榮文所帶領。楊榮文是民望極高的部長，甚至被視為是新加坡下任總理候選人之一；2011年的敗選，直接使得他退出新加坡政壇；而工人黨則成為新加坡首個贏得集選區選舉的在野黨。
這是歷史的轉捩點。
2015年選舉，即便在李光耀逝世的“光環下”，工人黨成功在阿裕尼集選區連任；2020年選舉，工人黨不僅再次捍衛住了阿裕尼集選區，甚至還再次突破贏得了第二個集選區：盛港；再加上大本營後港單選區共10個席位。
阿裕尼市鎮理事會已經在工人黨的管理下發展了近十年，應該沒有任何人可以在質疑他們的市政管理能力，說他們“水準還是差強人意”。
而在我看來，對於工人黨來說，更加重要的是其元老劉程強已經交棒給了新黨魁畢丹星，“潮州怒漢”將接力棒叫給了“印度壯漢”：
若無“集選區”這樣的選舉制度門檻，新加坡的在野黨恐怕會有非常不同的發展。
制度，是會對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
在野黨的意義 就目前而言，新加坡有十余個在野黨，但目前情況還是屬於工人黨與其它，工人黨是唯一一個能夠贏得選區議員席位的在野黨。
此次選舉，接受另外兩個非選區議員席位的是2019年才新成立的新加坡前進黨，但我認為前進黨太過依賴其創辦人陳清木，陳清木已經80歲，前進黨能否像工人黨那樣發展出“團隊”，並完成“交棒”，會是很大的疑問。
有的人認為在野黨的意義就在於“反對”，作為反對黨opposition，職責便是去監督、制衡乃至反對執政黨；但我會認為，這樣的觀點不僅膚淺，更是危險。
這樣的觀點的代表是實際上是一種”屁股思維“，即讓自己的腦袋被屁股所決定，整天講反對、反對，執政黨所堅持的，就要堅決反對，而不去關心具體政策。抱這樣思路的反對黨若是坐大，那麽新加坡就很容易陷入到”政黨惡鬥“當中去，然後彼此為了選票，而無所不用其極。
就目前而言，新加坡政壇並不沒有呈現這樣的態勢，相反，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政黨對彼此的相互肯定。
就好像，在此次選舉中，代表人民行動黨的外交部長維文醫生，便在電視辯論中對工人黨的網紅新秀林誌蔚說：“坦白的說，工人黨的競選綱領非常優秀，它甚至可以成為人民行動黨的綱領，只是它更加左傾了一點”。
這可能是政治人物的“覺悟”，但我更加相信這是新加坡選民素質提升的表現，新加坡的選民，並不認可政黨惡鬥比爛或者是光靠嘴炮的反對黨。
這次選舉中，工人黨的候選人辣玉莎被揭發曾經2018年在臉書上發表了措辭不當的種族言論，從結果上看，新加坡選民對於這樣“翻舊賬”的行文更加憤怒，而辣玉莎與經濟學家林誌蔚所在的工人黨團隊也最終贏得了盛港的選舉。
李光耀：”當你有六七成的民眾受過良好教育；他們知道什麽可行什麽不可行；那一人一票是有意義的。“
新加坡當然也是有通過操弄民粹議題，只為反對的反對黨，其中典型便是”人民之聲 People's Voice“，其黨魁林鼎常年通過YouTube等網絡渠道發布視頻，宣揚反移民等民粹課題；參選的結果是什麽呢？
林鼎本人常駐並參選的Jalan Besar惹蘭勿剎集選區，人民之聲獲得了34.63%的選票；而人民之聲參選的另一個集選區Pasir Ris–Punggol巴西立-榜鵝集選區，因為有三個政黨參選，人民之聲的得票率立刻跌倒12.18%，因為達不到12.5%的底線，人民之聲的五個候選人選舉前交的1萬3500新幣 * 5共6萬7500元新幣櫃金會被沒收。
針對這樣的結果，我認為，新加坡選民中，可能有20%~30%的人投票給在野黨，其實不是有多麽認可在野黨，而純粹是不希望人民行動黨一家獨大；而大多數人，則會更加全面的考慮眼前的政黨，是否值得自己的一票。
我在朋友討論新加坡政治時，大家的意見基本都不會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我們考量的是，類似這樣的問題：
人民行動黨是新加坡的“體制”，即便人民行動黨一直在致力於獲取不同背景的候選人，但經由它體制所篩選出來的候選人，最終還是會呈現出某種“單一性”；缺乏多元化的單一政治，可能會導致新加坡在面對未知挑戰的時候，缺乏韌性。新加坡需要有“體制外”的政治力量來跟人民行動黨形成互補，最終提升新加坡整個國家的競爭力與堅韌性。
我們並不是對人民行動黨不滿意，我們更加擔心的是過去帶領新加坡走向成功的“公式”已經過時，走向新的成功所需要的“公式”是什麽？沒有人知道，那麽，我們需要更多不同、有才幹的人投身其中，“百家爭鳴”才能探討出一個更有保障的“公式”；我們並不期望有“天降偉人”來給社會指出明路。
工人黨的黨魁畢丹星在此次選舉前曾這麽說：
最喜歡的中國古代著作是老子的《道德經》，當中的陰陽論讓他看到了在政治層面的延伸。華人哲理中的陰陽描述了對立的力量能如何互補調和。
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則在選舉後總結到：
選民清楚表達了他們希望國會能夠更加多元化：雖然希望人民行動黨執政，但一部分人，尤其時年輕選民，希望看到國會有更多反對的聲音。這裏，要恭喜工人黨在阿裕尼，後港和盛港取得不錯的表現，接下來我希望他們的議員能夠在國會做出貢獻，一起建立一個更強韌的社會。 沒有投行動黨一票的選民，也希望你們跟我們一起合作，共同應對眼前的危機，因為這是我們的新加坡，這裏是屬於大家的家園。
我想，不管新加坡社會如何發展，不管有多少資料來介紹新加坡的政治，依舊還是會有很多人將新加坡理解成為“李家坡”；過去如此，未來也應該還是如此。畢竟，新加坡太小了，並不值得外國人去了解花時間去仔細了解它，能夠使用“李家坡”來嘲諷新加坡，娛樂一下，而不是以為新加坡是屬於中國的一個縣，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Majulah Singapura
人民行動黨長期在新加坡占據壟斷優勢，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數次贏得議會所有議席的情況，近年內整體得票率雖然降低到60~70%左右，但依舊占據議會的絕對多數即supermajority。
在野黨即便是通過單選區，所能贏得的席位也是非常有限，為了確保議會中有在野黨議員的聲音，新加坡在1984年便引入了的“非選區議員”，即政府邀請在選舉中落敗的在野黨議員擔任，他們無需管理市鎮，而僅需在議會“發聲”。
2016年更是修憲，將“非選區議員”的席位從9個增加到12個，並且非選區議員對法案有同等的表決權力。對此，支持的人說，它確保了在野黨在議會中也有聲音。
反對的人則說，這實質上是在削弱在野黨，因為選民會認為反正在野黨輸了也可以有席位，那麽就放心投票給人民行動黨就好了。
不過，隨著工人黨這次選舉的壯大，直接靠實力贏下了10個席位，非選區議員的相關制度，恐怕無需再爭論，而是直接成為歷史。
2020年新加坡大選
人們也經常講述李光耀“打壓反對黨”的故事；但實際上，他不懈打壓的是會對新加坡造成破壞的“反對黨”；那些人，往往是嚴重缺乏辦事能力（incapable），甚至分辨事實的能力，李光耀確信喊著空洞口號，為了“反對而反對”的這些人若然掌握權力，勢必將新加坡引向災難。
對於能力強悍（capable）的“反對黨”，他是喜聞樂見的。
在2006年4月12日他參加與新加坡年輕人對話的電話節目時，他甚至直接給年輕人們，講述“如果我是反對黨，我會怎麽做？”
讓我闡明，如果我是反對黨，我會做的事情。我會競選單選區並取勝，這完全是有可能的。 林孝諄試過，蔣才正試過，還有詹時中和劉程強。我在1955年也試過。從那單選區開始，我拓展了自己的勢力，我在工會裏贏得支持；我在國會裏的講話，贏得全國上下的支持，我所持的立場證明必當時的總理所持的更好。贏了席位後，我會物色四或五位和我旗鼓相當的搭檔，然後我會遴選一個集選區，讓選民比較我們的人選和他們的人選。 我們也知道新加坡選民渴望要反對黨……但是（目前反對黨議員們）的演講內容實質何在？就像美國人說的那樣，“牛肉（幹貨）在哪裏？”偶爾他們提出一兩點策略性的問題，但是我們要的是可供選擇（具有可執行性）的政策……我從來沒有講過，並且也永遠不會說（反對黨對新加坡沒有正面意義），我說的是我們現有的反對黨水準還是差強人意。 https://www.facebook.com/TheNewEraSingapore/videos/1593139464157982
李光耀本人也是從弱小的反對黨開始，一步步通過選舉，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打造成為“壟斷”新加坡政壇的執政黨；而工人黨的劉程強，儼然也是在讓工人黨朝著這麽一條路在走。
工人黨的劉程強在1991年便贏得了後港單選區，進入國會；多年以來，他被李光耀“嘲諷”不敢參選集選區；但這一切在2011年，劉程強帶領團隊參選阿裕尼集選區所打破！
2011年的新加坡大選，劉程強的工人黨團隊對陣的人民行動黨團隊是由當時的外交部長楊榮文所帶領。楊榮文是民望極高的部長，甚至被視為是新加坡下任總理候選人之一；2011年的敗選，直接使得他退出新加坡政壇；而工人黨則成為新加坡首個贏得集選區選舉的在野黨。
這是歷史的轉捩點。
2015年選舉，即便在李光耀逝世的“光環下”，工人黨成功在阿裕尼集選區連任；2020年選舉，工人黨不僅再次捍衛住了阿裕尼集選區，甚至還再次突破贏得了第二個集選區：盛港；再加上大本營後港單選區共10個席位。
阿裕尼市鎮理事會已經在工人黨的管理下發展了近十年，應該沒有任何人可以在質疑他們的市政管理能力，說他們“水準還是差強人意”。
而在我看來，對於工人黨來說，更加重要的是其元老劉程強已經交棒給了新黨魁畢丹星，“潮州怒漢”將接力棒叫給了“印度壯漢”：
若無“集選區”這樣的選舉制度門檻，新加坡的在野黨恐怕會有非常不同的發展。
制度，是會對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
在野黨的意義 就目前而言，新加坡有十余個在野黨，但目前情況還是屬於工人黨與其它，工人黨是唯一一個能夠贏得選區議員席位的在野黨。
此次選舉，接受另外兩個非選區議員席位的是2019年才新成立的新加坡前進黨，但我認為前進黨太過依賴其創辦人陳清木，陳清木已經80歲，前進黨能否像工人黨那樣發展出“團隊”，並完成“交棒”，會是很大的疑問。
有的人認為在野黨的意義就在於“反對”，作為反對黨opposition，職責便是去監督、制衡乃至反對執政黨；但我會認為，這樣的觀點不僅膚淺，更是危險。
這樣的觀點的代表是實際上是一種”屁股思維“，即讓自己的腦袋被屁股所決定，整天講反對、反對，執政黨所堅持的，就要堅決反對，而不去關心具體政策。抱這樣思路的反對黨若是坐大，那麽新加坡就很容易陷入到”政黨惡鬥“當中去，然後彼此為了選票，而無所不用其極。
就目前而言，新加坡政壇並不沒有呈現這樣的態勢，相反，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政黨對彼此的相互肯定。
就好像，在此次選舉中，代表人民行動黨的外交部長維文醫生，便在電視辯論中對工人黨的網紅新秀林誌蔚說：“坦白的說，工人黨的競選綱領非常優秀，它甚至可以成為人民行動黨的綱領，只是它更加左傾了一點”。
這可能是政治人物的“覺悟”，但我更加相信這是新加坡選民素質提升的表現，新加坡的選民，並不認可政黨惡鬥比爛或者是光靠嘴炮的反對黨。
這次選舉中，工人黨的候選人辣玉莎被揭發曾經2018年在臉書上發表了措辭不當的種族言論，從結果上看，新加坡選民對於這樣“翻舊賬”的行文更加憤怒，而辣玉莎與經濟學家林誌蔚所在的工人黨團隊也最終贏得了盛港的選舉。
李光耀：”當你有六七成的民眾受過良好教育；他們知道什麽可行什麽不可行；那一人一票是有意義的。“
新加坡當然也是有通過操弄民粹議題，只為反對的反對黨，其中典型便是”人民之聲 People's Voice“，其黨魁林鼎常年通過YouTube等網絡渠道發布視頻，宣揚反移民等民粹課題；參選的結果是什麽呢？
林鼎本人常駐並參選的Jalan Besar惹蘭勿剎集選區，人民之聲獲得了34.63%的選票；而人民之聲參選的另一個集選區Pasir Ris–Punggol巴西立-榜鵝集選區，因為有三個政黨參選，人民之聲的得票率立刻跌倒12.18%，因為達不到12.5%的底線，人民之聲的五個候選人選舉前交的1萬3500新幣 * 5共6萬7500元新幣櫃金會被沒收。
針對這樣的結果，我認為，新加坡選民中，可能有20%~30%的人投票給在野黨，其實不是有多麽認可在野黨，而純粹是不希望人民行動黨一家獨大；而大多數人，則會更加全面的考慮眼前的政黨，是否值得自己的一票。
我在朋友討論新加坡政治時，大家的意見基本都不會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我們考量的是，類似這樣的問題：
人民行動黨是新加坡的“體制”，即便人民行動黨一直在致力於獲取不同背景的候選人，但經由它體制所篩選出來的候選人，最終還是會呈現出某種“單一性”；缺乏多元化的單一政治，可能會導致新加坡在面對未知挑戰的時候，缺乏韌性。新加坡需要有“體制外”的政治力量來跟人民行動黨形成互補，最終提升新加坡整個國家的競爭力與堅韌性。
我們並不是對人民行動黨不滿意，我們更加擔心的是過去帶領新加坡走向成功的“公式”已經過時，走向新的成功所需要的“公式”是什麽？沒有人知道，那麽，我們需要更多不同、有才幹的人投身其中，“百家爭鳴”才能探討出一個更有保障的“公式”；我們並不期望有“天降偉人”來給社會指出明路。
工人黨的黨魁畢丹星在此次選舉前曾這麽說：
最喜歡的中國古代著作是老子的《道德經》，當中的陰陽論讓他看到了在政治層面的延伸。華人哲理中的陰陽描述了對立的力量能如何互補調和。
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則在選舉後總結到：
選民清楚表達了他們希望國會能夠更加多元化：雖然希望人民行動黨執政，但一部分人，尤其時年輕選民，希望看到國會有更多反對的聲音。這裏，要恭喜工人黨在阿裕尼，後港和盛港取得不錯的表現，接下來我希望他們的議員能夠在國會做出貢獻，一起建立一個更強韌的社會。 沒有投行動黨一票的選民，也希望你們跟我們一起合作，共同應對眼前的危機，因為這是我們的新加坡，這裏是屬於大家的家園。
我想，不管新加坡社會如何發展，不管有多少資料來介紹新加坡的政治，依舊還是會有很多人將新加坡理解成為“李家坡”；過去如此，未來也應該還是如此。畢竟，新加坡太小了，並不值得外國人去了解花時間去仔細了解它，能夠使用“李家坡”來嘲諷新加坡，娛樂一下，而不是以為新加坡是屬於中國的一個縣，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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