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選舉備受兩岸關注，從政黨的提名結果、候選人的選舉策略、選民的投票傾向，到選後的政治版圖變更，皆為各方觀察重點。在此過程中，「制度設計」扮演了重要角色，台灣何以形成藍綠兩黨獨大的政黨體系，又為何出現「配票」、「棄保」的選舉策略，實與制度更迭高度相關。對此議題，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於4月13日舉辦「連震東先生紀念講座演講」，邀請到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王業立，以「台灣選舉制度的政治影響」為題，分析制度對台灣政黨、選舉的深度影響。此為系列報導第一篇（共二篇）。
系列報導第二篇：看懂台灣選舉·下｜配票、棄保與派系：勝選才是目的
選舉制度影響政治運作
王業立指出，從「新制度論」的研究視角出發，目前的制度論研究可分為上游、中游與下游，上游聚焦制度的選擇與設計；中游研究制度如何運作，例如半總統制下，總理與國會如何展開互動；下游則研究制度如何變遷與影響行為者的行為，例如在既有選制下，政黨該如何提名、候選人該如何競選等。而不同選舉制度，反映了不同的功能與價值選擇。王業立表示，哈佛大學教授諾里斯（Pipa Norris）曾提出四個分析選舉制度的指標：政府的有效統治，例如多數決容易形成兩黨體系，也就是容易產生議會席次過半的執政黨，如此一來政策推動相對穩定；責任政治，也就是能使表現不好的政黨下台；對小黨的公平性，例如比例代表制下，小黨的生存率能大幅上升獲得支持；社會代表性，比例代表制下，弱勢的社會團體也相對容易進入政壇，表達其訴求。
王業立補充，沒有任何選舉制度，可以同時滿足上述四種標準，故選擇何種選舉制度，就反映了政體的「優先偏好」。王業立舉例，台灣的立法委員（簡稱立委）選舉於2008年後，正式改為「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但113席的總席次中，區域席次多達73席，占了65%，不分區只占30%，其他則是原住民代表席次。這種設計導致台灣容易走向兩黨制，小黨雖有生存空間，但不容易跨過5%的政黨門檻，故可以看出來，當初設計選制時，是希望強化政府的有效統治，避免小黨林立，降低政策推行效率。
王業立接著表示，選舉制度既會影響政府組成，也會影響選民服務與投票率。王業立舉例，例如採取比例代表制的以色列，全國席次都是比例代表制，沒有區域席次，議員便不太有選區服務的需要。而在投票率部份，採取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其投票率往往會高於多數決制的國家，因為選民會認為，在投給政黨的比例代表制下，自己的票較不會被浪費。
台灣的三種選舉制度
而針對台灣現行選舉制度，王業立指出，在公職人員選舉上，台灣如今有三種選制並行。
首先，在各級行政首長選舉制度上，台灣採取「相對多數決制」（plurality），也就是「領先者當選制」（first-past-the-post system）。以2000年的台灣總統大選為例，5個候選人中，陳水扁的得票率是39.3%，其實沒有過半，但因其為最高票，所以能當選。但近日登場的法國總統大選，就是「絕對多數決制」，也就是候選人得票率必須過半，才算勝選，如果第一輪無人能過半，就必須進入第二輪投票。而台灣除了總統外，從縣市長到村里長，也都是「相對多數決制」。
第二種選舉制度，則是「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NTV）。所謂「複數選區」，是指應選名額不只一位；「單記」意味每張選票只能圈選1位候選人；「非讓渡投票」，意指此一候選人的票數突破當選門檻後，也不能將多餘的選票轉讓給其他黨內同志，與日本相同；但在諸如愛爾蘭、馬爾他等地，便是「可讓渡投票」，也就是候選人多出的選票可以轉讓。
王業立舉例，1992年趙少康以無黨籍身分參選台北縣立委，一人拿下了23萬票，足足多出第二名2倍以上，並可讓7位候選人當選，但因台灣選制是「非讓渡投票」，趙少康的票便無法轉讓，故實際上打擊了其他泛藍候選人的選情。
王業立指出，過去的台灣民意代表選舉，主要採取「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在這個制度下，小黨的存活率高，能夠反映少數的主張，但這一制度也因每位候選人的當選票數門檻不高，而容易導致同黨同志操戈、派系政治嚴重、黑金（幫派與賄選）介入選舉、候選人主張激進化、因無黨籍政治精英過多而侵蝕政黨政治等現象。
王業立分析，人們大抵認為，此一制度缺點大於優點，故在2008年正式修法改革，將立委選舉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即為台灣公職人員選舉的第三種制度：「單一選區」意指每個選區選出一名，選區劃分需每10年檢討重劃；「兩票制」，則代表每個選民手握兩票，一票投政黨，一票投給心儀的候選人。此次改革還有一最大差異，就是立委席次由225席降為113席，可謂減半。
王業立補充，雖說台灣的立委選舉改為新制，但包括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等其他民意代表選舉，採用的仍是SNTV的舊制。其他無涉公職人員的人民團體選舉，則多採用「連記投票法」，例如農會、政黨選舉等。以國民黨中央委員選舉為例，其採用二分之一限制連記投票，也就是每人可投不超過應選名額1/2的票數，這種制度設計就極易導致買票、灌票、配票的情況。
藍綠對決與小黨求生
王業立接著分析，根據杜瓦傑法則（Duverger’s Law），多數決制容易產生兩黨制，比例代表制則容易走向多黨制，但台灣的情況，這個法則彷彿只說對了一半。在台灣的縣市首長、總統選舉場域，確實出現藍綠兩黨對決的現象；但到了鄉鎮基層選舉，兩黨對決便似乎效力不彰，候選人更多是比試動員能力、服務能力、所屬派系。
王業立指出，回顧台灣總統、縣市長選舉歷史，兩黨對決堪稱主旋律。1994年趙少康代表新黨參選台北市長，獲得30.17%的選票，算是藍綠對決的例外，但當年陳水扁也因泛藍陣營分裂，以43.67%的得票率當選台北市長；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宋楚瑜以無黨籍身分拿到了36.84%的票，也算例外，但那年陳水扁的得票率也不高，僅有39.3%，之所以能勝出，就是因為宋楚瑜這個例外。
但王業立表示，如果觀察台灣的基層選舉，也就是鄉鎮市長、村里長的選舉，得票最多的往往都是無黨籍人士，且比例一年比一年高，這其實有悖於政黨政治的發展。以2018年村里長選舉為例，無黨籍人士得票率高達77.5%；而民進黨已經執政，同年的村里長基層選舉卻只有5.31%的得票率。王業立也補充，當然許多基層的「無黨籍人士」並非真的無黨，其背後往往都有藍綠任一勢力的支持，但其畢竟不願意掛上政黨，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此外王業立表示，2008年的選制改革，大幅改變了台灣的政黨體系。在2004年區域立委選舉中，小黨尚有生存空間，親民黨在225席中拿到了34席，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也有12席；2008年，國民黨在113席中拿到81席，民進黨則有27席，小黨在區域立委的當選席次可謂沒有，親民黨、新黨、台聯無一例外。因為選制改變，政黨之間的不比例性變得嚴重。
王業立再舉例，以台灣2020年的立委選舉為例，區域席次部分，除了藍綠兩黨外，基本上小黨都沒辦法勝選。例外就是台中二選區的陳柏惟，為台灣基進拿下1席，另有5席無黨籍人士，其實也並非真的無黨籍，而是泛藍與泛綠的延伸，泛綠陣營就是林昶佐等3席，是在民進黨禮讓、且全力輔選下勝出；泛藍的則是傅崐萁、高金素梅這2席。
王業立表示，2008年台灣選制改革後，無黨籍與小黨只能力拼縣市議員等基層選舉，因為其仍採用SNTV制，其餘選舉便基本上沒有耕耘空間。故2022年11月26日的基層選舉，可以看到諸如台灣民眾黨等小黨都卯足全力，希望拿下席次後，可以在各縣市成立黨團，為日後進軍立委做準備。
王業立指出，選舉制度不只影響台灣的政黨體系，更會影響候選人的競選策略、選民的投票行為。例如因為行政首長採取「相對多數決制」，多數選舉人的主張與立場，都會盡量「向中間靠」，以爭取多數選民的認同，也就是所謂淺藍、淺綠、中間選民。王業立舉例，此次國民黨可能推出的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就提出「中正紀念堂改名方案」，雖是為爭取淺藍乃至中間選民支持，卻激起了深藍選民的不滿；正如陳水扁擔任總統時，其也採取相對「向中間靠」的路線，令不少深綠台獨選民非常不滿。
王業立補充，在台灣可以觀察到，其實候選人「越向中間靠」，越容易被兩邊夾殺，但綠營支持者往往會「含淚投票」，藍營支持者則反會「含淚不投票」，這種差異導致了兩黨的得票數差距。如此說法雖然還有待理論驗證，卻可以觀察到這種現象。例如2006年陳菊與黃俊英對決高雄時，藍營票區的票便沒有開出來，由此開始了陳菊與民進黨在高雄的長期執政。
但王業立進而分析，若在縣市議員等採用SNTV制的基層選舉中，便能觀察到候選人「激進化」的現象，而非「向中間靠」。因為在這個制度下，候選人主要是與黨內同志博弈，黨內競爭勝過黨際競爭，故往往出現同志反目、兄弟鬩牆、每次選舉都在喊搶救的怪象，人人都抱怨同志不擇手段挖自己的票。
王業立指出，這種情形導致了嚴重的派系政治，且派系利益往往高於政黨利益，因為派系選票或許更能確保候選人勝出，例如台中的紅派、黑派，以及台灣南部非常強大的派系政治等。近期的高雄市議員初選，藍綠兩黨便皆出現激烈的派系鬥爭現象。
原文發表於2022/4/17《多維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