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緝特朗普，伊朗為何明知無效也要做？

6月29日，伊朗宣佈對擊斃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的相關36人發出逮捕令，同時請求國際刑警組織協助調查，針對若干人等發佈“紅色通緝令”，其中包括被控“頭號殺手”的美國總統川普，罪名是“謀殺與恐怖主義”，國際刑警組織則在同日公開回應，表示為求政治中立，不會考慮伊朗的請求。

綜觀國際輿論，各界多視伊朗此舉為宣傳大過實效的政治操作，既不認為美國會認真看待此事，也不相信伊朗能真正逮捕、起訴任一官員。然而伊朗被國際孤立多年，對此自也了然於心。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伊朗此時發難，打的多是國內政治的算盤。

當蘇萊曼尼成為烈士

首先，蘇萊曼尼之死並非單純的官員身亡，而是起帶有“殉難”色彩的政治事件，並在時空背景催化下，化為伊朗近年罕見的烈士政治符碼。政府如今舊事重提，並非真要逮捕特朗普，而是有意藉蘇萊曼尼的“悲劇英雄”敘事，召喚國內“一致反美”的團結情緒，進而複製年初的逆轉模式。

1月3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降落伊拉克，卻隨即在巴格達國際機場內遭遇空襲，命喪火海。美國事後坦承動手，理由是蘇萊曼尼疑似計畫“攻擊駐伊拉克美軍”。這種莫須有的說辭不僅無法服眾，也令伊朗民族情緒一路飆升，達到近年的罕見高峰。

彼時的伊朗剛鎮壓完反油價調漲示威，死於槍下的亡魂，至今仍是未知數，人潮散去後的街頭，溢滿了反政府的血腥味，國際甚至期盼一場伊朗版顏色革命再臨。但當美國導彈轟向蘇萊曼尼，一切悄然逆轉：原先盤據街頭的怒火仍在，卻幾乎全被紀念烈士的話語所襲奪；神權政府原本岌岌可危，卻在宿敵的惡意下獲得救贖。蘇萊曼尼之死就像場殘酷的羽化，以肉身煉出伊朗的反美氛圍，既成就了自己的不朽，也暫緩了國家動盪。

綜觀伊朗歷史，蘇萊曼尼並非成全烈士敘事的唯一角色，而要能動員民眾集體哀悼，甚至暫忘仇恨擁護政權，除了個人崇拜與民族情緒外，伊朗尚有一得天獨厚的政治傳統，那便是根植于什葉派信仰深處的烈士情結。

西元680年，穆罕默德外孫、什葉派領袖侯賽因·伊本·阿里（Husayn ibn Ali）於卡爾巴拉戰役中陣亡，遜尼派的主導地位由此確立；被迫成為少數的什葉派則銘記此役，並在世世代代的口傳記誦中，發展出一套獨特的代表敘事，將侯賽因的慈愛虔誠、追隨者的忠心不二、遜尼將領葉齊德（Yazid I）的殘忍狡詐等，加以抽象概念化，由此建構出什葉派的“被壓迫者”身分，並在此基礎上樹立了哀悼、自苦、至卡爾巴拉朝聖與紀念殉教者的傳統。

這般特殊的信仰實踐代代相傳，延續至今。放眼中東各國的什葉社群，常可見信徒于侯賽因殉難的阿舒拉日（Ashura）當天集體哭泣，並且自我責打、鞭笞，甚至以刀具自殘至鮮血淋漓，為的便是銘記侯賽因等烈士經歷的苦難，以及透過對苦難的體驗，尋求精神與信仰的超越。

從伊朗革命到兩伊戰爭

當伊朗於1979年爆發伊蘭革命後，這種以侯賽因崇拜為核心的宗教實踐便迅速政治化。早在革命前，荷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支持者便將沙阿（伊朗國王）描繪為亞茲迪，將荷梅尼塑造為拯萬民於水火的當代侯賽因，故在荷梅尼被捕後，許多群眾紛紛以白布裹身，表示願作荷梅尼的烈士；革命之後，掌權的教士壟斷了烈士敘事，並將其挪用為政治意識形態，開始了無數的動員，最著名的案例便是兩伊戰爭。

這場戰爭起於伊朗與伊拉克間的長年矛盾，最後導致了近百萬人的犧牲。戰火之下，伊朗政府建構了三層次的烈士話語，即與伊拉克的戰鬥是為守護國家、捍衛革命與保存什葉信仰，故人人都是烈士，日日皆為阿舒拉，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則接棒沙阿，擔起“當代亞茲迪”的身份，成了伊朗眾人的討伐目標。

當年的動員相當成功，伊朗可謂舉國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狂熱中。彼時西方普遍認為戰事將導致革命衛隊撤出大城，進而令民間的反伊斯蘭革命勢力再起，最終推翻神權政府；沒想到結果完全不如預期，絕大部份民眾不僅團結一致，甚至加入政府籌組的民兵組織巴斯基（Basij），成為前線人海戰術的一員，犧牲性命排除地雷、吸引敵方炮火。政府也趁此期間掃除了民間左翼、反戰學生勢力，令統治基礎更加穩固。

而在愛國激情外，烈士政治也需要美學的土壤烘托化育，故在八年兩伊戰爭期間，伊朗街頭湧現了無數烈士壁畫。這些作品由伊朗革命衛隊、烈士基金會、伊斯蘭指導部、庫姆神學院宣傳辦公室等單位直接贊助，後者甚至規範了一套完整的繪畫範式，要求畫家務必遵照，以準確表現烈士精神。

壁畫的用意，在於向民眾傳遞此一訊息：烈士們的肉體已經消亡，但精神將永遠存在。此一現象，既象徵烈士敘事對戰爭記憶的宰製，也意味著神權政府對符號的完全掌控。故這些年來，除了兩伊戰爭的陣亡軍民外，凡是政府意欲標舉的“愛國亡者”，便會以烈士之姿出現在建築牆面上，例如對發展核技術有功的已故科學家、命喪恐襲的記者與官員，甚至是策畫暗殺總統薩達特（Anwar Sadat）的埃及軍官哈立德·伊斯蘭巴里（Khaled Eslamboli）等。蘇萊曼尼也不例外，自其身故起，伊朗政府便委託藝術家為其繪製紀念海報與壁畫，並聚焦在其與侯賽因相會的場景上，透過互聯網廣為發佈。

然而隨著兩伊戰爭的記憶逐漸遠去，加上伊朗近年深陷經濟與階級結構困境，烈士政治這張牌，顯然不再如過往管用，就算蘇萊曼尼本人的確亡於美帝陰謀，此事的動員力度也已難達80年代規模。

被階級割裂的革命現代性

根據伊朗神權政府的歷史敘事，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解放了位處底層的“被壓迫群眾”（mostazafan），就現實發展觀之，也的確如此。神權政府在80年代力行福利計畫與社會政策，既擴大社會支出建設貧困區，也普及中等教育，讓伊朗的國民識字率上升到了98％。而革命以降的一系列政治動員，則提高了中下階層群眾的“賦權感”與“主體意識”，尤其是兩伊戰爭期間，即便伊朗傷亡慘重，仍以鮮血沃出了革命的現代性。

然而這般意識，隨後卻走上了吊詭的分裂之路，並導致了烈士政治話語的部分失能。首先，石油經濟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美國日漸嚴峻的制裁更令伊朗市場急遽萎縮，由此催生出了一群赤貧的底層階級，包括工人、巴扎（市集）小販、蝸居市郊者等。而其生活雖苦，卻多為意識型態上的保守派、神權政府的擁護者，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就是清真寺。

此外，革命造就了富商、革命衛隊與技術官僚的崛起。在國際多年制裁下，革命衛隊已從初期的軍事部門茁壯為巨大的經濟集團，不僅經營建築公司，壟斷大型建設和基礎設施項目，也控制港口與邊界，管理進入伊朗的貨物；技術官僚則透過自身專業，發展裙帶關係。此一階層者，內心未必有虔誠的信仰，也未必讓下一代留在伊朗本土發展，但往往傾向維護神權政府的話語權，支持現有秩序。於是極富與極貧者，原本看似為兩世界的居民，卻在支持烈士話語上意外契合。

然而，在經歷長年的政治動員後，伊朗社會也湧現一批具有“自主意識”的中產階級，其追求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認為高壓的宗教紀律已無法響應當代伊朗的社會需求，故對神權政府千篇一律的反美反帝、烈士敘事相當不耐，期盼伊朗能走上改革進程。

在此一群體中，年輕人的比例尤其高，如今許多人至清真寺往往是為拍美照上傳社群媒體，而非作禮拜，平日消遣也大多是前往美術館、購物中心乃至美式速食店；有些人家中更裝有衛星電視，能收看海外伊朗人經營的電視頻道，甚至私下釀酒、購酒。其與極貧極富者的政治光譜歧異極大，對烈士政治的話語也是普遍疏離、厭惡，是為革命後的另一種現代性圖景。

然而近年一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示威，卻讓上述幾種革命現代性意外駁雜，使得平日裡對宗教相對冷漠的中產青年們，運用了什葉派的烈士敘事來反政府，其便是2009年的綠色運動（جنبش سبز）。

當民間與國家競爭宗教話語

綠色運動起於民眾對選舉舞弊的不滿，在當時西方滿懷期望的凝視下，又被稱作綠色革命、波斯之春，以符合顏色革命與民主化的想像框架。然而若由伊朗本土視角觀之，在這場騷亂中，許多青年重複的，皆是1979年革命、乃至兩伊戰爭的烈士范式，只是此次的亞茲迪是神權政府，烈士則是死於槍下的犧牲者。

綜觀當年街頭，象徵伊斯蘭與侯賽因的綠色成了示威主題色，許多平日不怎麼關心宗教的青年，此刻都包上了具有宗教色彩的綠色頭巾，舉出綠色旗幟、橫幅，甚至畫上綠色眼影、指甲油，接著爬上高處大呼“真主至大”（Allahu Akbar）、“獨裁者下臺”等，1979年時，示威者的口號是“獨立、自由、伊斯蘭共和國”，這次則換成了“獨立、自由、伊朗共和國”。

在革命衛隊與巴斯基的槍口下，這場運動最後煙消雲散，但示威者們在城市多處留下了綠色標語及塗鴉，讓巴斯基清理時疲於奔命，其中有不少是1979年革命時出現的綠色手印與血手印，手印五指分別代表了先知穆罕默德、先知之女法蒂瑪、先知女婿阿里、阿里之子哈桑，以及阿里另一子、同時也是烈士政治的核心符碼：侯賽因。而命喪槍口的女示威者內達·阿格哈·索爾坦（Neda Agha-Soltan），則被反政府陣營封為烈士。

對中產青年而言，在這場運動中，其傳遞了心中最深層的憤怒：反對國家壟斷宗教話語，不論是對烈士的形象塑造，抑或是對宗教象徵主義的運用，並以此向大眾爭取政治合法性。在許多伊朗青年看來，信仰的實踐應當個人化，而非由國家以集體主義的形式灌輸，故其反對政府禁酒與強制包頭巾，對烈士政治的回應也充斥著類似情緒，認為這種場面庸俗又牽強。但許多人並非真對烈士的貢獻全然麻木，而是厭惡國家系統性地廣設烈士壁畫與符碼，連地鐵站與街角都不放過。

對許多青年而言，國家的宗教戒律已與政治權術工具無異，雖說其對自由民主的想像往往有過度浪漫的傾向，但這些人畢竟沒有參與1979年的革命，就連對兩伊戰爭的記憶也是從教育得來，與上一代相比，自然難有共鳴。

而神權政府其實對此並非毫無意識。自1979年革命以來，其能在西方無數次的預言、詛咒、攻訐中屹立不倒，靠的不僅僅是石油與革命衛隊，更有對國家記憶的編寫，意即將“伊斯蘭的生活形式”化育為新代伊朗思維，簡化過去、消除了歷史的辯證性，創造出一種強大的國家神話，將宣傳工作、伊斯蘭元素、對殉國者的追念巧妙地合拼，成了烈士政治話語。

這種敘述性勝利遇上兩伊戰爭後，彷佛國家主旋律遇上流行元素，兩者的效用皆被放大數倍。無情戰火為烈士政治提供了無數的素材，此後國家便竭盡全力要保持國民的戰爭記憶，好鞏固精英的統治力量。面對現下青年的“敬意衰退”，神權政府冀望能再有像兩伊戰爭那般的流行元素，卻遍尋不得，蘇萊曼尼遇刺可謂是近年罕見的天賜良機，故政府舉行了大規模的紀念與送葬活動，然而這些努力在革命衛隊承認誤擊客機後，便被憤怒的群眾拋諸腦後。如今政府再拾此事大作國際文章，為的便是團結疫後民心，但民眾是否買單，尚要視情況發展而定。

對伊朗政府而言，烈士政治是把多面刃，既受兩伊戰爭灌溉，也反哺了戰火，令人民為國家前仆後繼；既動員了無數群眾，也反噬了己身根基，令中產階級的“個人意識”崛起。如今伊朗國內經濟凋敝，民心思變，神權政府若無法主動在烈士政治上尋得與青年中產的共鳴，則崩解的裂縫將不斷加大，屆時或恐等不到下一個蘇萊曼尼，而是等來一場新革命。

本文由《觀察者網》於2020年7月6日首發，歡迎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