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裡的聲音 --淺談「喬。伊拉克希的鏡花園」之參展人座談

2015.6.8/本文發表於台大婦女研究室婦研縱橫102期

鏡子裡面到底可以傳出什麼聲音呢？或是直視鏡子的我們會看見、可以看見怎樣的容顏？除了格林童話裡面最知名的白雪公主中的魔鏡可以與皇后產生對話外，鏡子到底能傳遞出什麼聲音與影像？

2014年的初冬時分，台北城某個特別的地下室空間裡，悄悄地展開了一場極為罕見的藝術展演，參展者雖有部分是專業藝術家、藝術行政、劇團導演與作家，但近乎一半的參展人均非藝術領域出身，然而，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身分—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女兒，是這樣的一種特殊境遇的身分把這七位參展人在茫茫人海中拉在一起，帶給大家一個不同的歷史與藝術視野。

這場特殊的展演--「喬。伊拉克希的鏡花園」（Joy Luck’s Mirror Garden）命名來自於經典電影喜福會的譯音。既然來自於喜福會，自然不難理解在這樣的展演中處處充斥著母女情結、關係情結的試圖闡述，以及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女兒所承受的國家暴力之陰霾與影響。這樣複雜的身分所聚集而成的展出，不只罕見，其實是台灣歷史上頭一回以受難者女兒的面向自我揭露於世。尤其，這是一次自我的展演，無關乎政府的希望與企圖，也無礙於民間團體對於白色恐怖的各種解讀，這就是一場以女性為主體，以自我揭露為手段試圖走向自我療癒，甚或是提供白色恐怖歷史一片一直被忽略與遺忘的拼圖。

白色恐怖不單只有影響到受難者，還有許多周邊的人事物，整個社會的噤聲肅殺氛圍恐怕是已屆不惑以上的人記憶中相當鮮明的圖像，那麼，身為受難者家屬又如何可能自絕於外呢？更多的是不能說不敢說，甚或是被忽略的一群。於是這些受難者的女兒們到底是如何在苦難時獨撐，在民主時被遺忘的情況下成長至今？況且在約莫一半的參展人皆非藝術領域出身的狀況下，願意創作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共同展出又是什麼樣的機緣？難能可貴的是在這場展演中，不只第二代憑藉著作品開始說話，也有第三代的參與，如揚碧的女兒陳玫君一起製作素材、蔡海如的兒子貢獻了自己的家具、郎亞玲的女兒劉小菲與母親共同主演開幕劇還有施又熙的女兒王芃一起創作完整了現場作品。

展演開幕當天的座談會聚集了策展人藝術家蔡海如（蔡意誠之女）、參展人董芳蘭（董登源之女）、劇團導演郎亞玲（郎俊之女）、本次展覽擔任國際公關王瑜君（王春長之女）、作家施又熙（施明德之女）、代表楊碧（楊逵之女）前來的女兒陳玫君、未參加展出的林由里（林恩魁之女）以及第三代女兒劉小菲（郎亞玲之女）、王芃（施又熙之女）、楊翠（董芳蘭之女）甚至也有第四代的到場如楊翠之子魏揚等，在這樣豐富的與談人名單中，我們聽見許多有意義的對話。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中顛撲前進，我們總是努力地找尋著讓自己仍然可以生存下去的勇氣，有時候是一種心境、有時候是藉由藝術與文學創作或各種生活的昇華，總是在人生旅途中一層又一層地掩蓋自我又試圖掀開這模糊難辨的外在面向。一直以藝術創作來讓自己前進與宣洩這許多不解謎題情緒的蔡海如提到，許多過往的種種，她所不解的或自以為了解的，在她成為母親之後重新有了再定義的必要，到底這一切是怎麼回事？從白色恐怖以來，她從小的經歷，她必須以埋身藝術創作的模式才得以存活至今的一切，在同樣有這樣經驗的其他女兒們是怎麼處理自身的？當這群從小受到壓迫的女兒轉而成為另一個個體的母親時，她們是如何面對這一切的掙扎或內化？她渴望找到答案，於是透過文史工作者的介紹，除了原本的舊識，擔任藝術行政多年的林小雲（林傑鋼之女）之外，聯繫上郎亞玲、義大利文老師顏司音（顏大樹之女）以及作家施又熙。這五位女子即是蔡海如最早形成的聊天會團體成員，於2014年的五月首次聚會於蔡海如家裡的大餐桌上，原本怯生生的相聚，那長久以來被鍛鍊出來的與他人保持距離的習慣，在第一次大家開口聊起自己的那一刻全然崩解。

這種感覺竟是如此熟悉，不論去到哪裡內心都是局外人的五位女子聽著彼此的故事，一起笑一起流淚，知道原來在這個世界上，自己並非孤身一人，有著其他的姊妹跟自己一樣心靈流離，無論多麼努力伸手都抓不到可以支撐自己的那塊浮木，只能在人海中載浮載沉。施又熙在座談會中提到，首次的聊天會帶給大家的感動來自於大家都有著共同的心靈經驗，不用說完彼此也都心領神會，甚至是激動莫名，她引述從納粹集中營倖存的精神分析維也納第三學派意義治療大師維克多—法蘭可（Viktor E. Frankl）醫師的一段話。有些人在法蘭可醫師自集中營重獲自由之後問他，為何他從不訴說自己的集中營經驗呢？法蘭可醫師告訴這些人，「沒有相同經驗的人，說了他們也不懂；若有相同的經驗，不用說他們也明白。」這段話恰恰註解了這五位女子首次相遇之後的感受。

因著那個時代的悲劇，壓抑成為受難者家屬的一種習性，一種難以言喻的狀態，一種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麼回事的茫然。劇團導演郎亞玲在開幕當天首演了一齣二十分鐘的短劇，那是第一次，在她從事劇場工作將近三十年的歲月中講述自己的故事。郎亞玲悠悠地訴說著，略帶磁性的嗓音不疾不徐地在現場自我剖析，或許對她而言不是一部滿意的作品，卻深深地撼動了現場的來賓以及所有的參展人，就如同五月初夏的那個中午，大家坐在大餐桌上因著彼此的故事而觸動。郎亞玲開幕首演的戲未及三分鐘已然讓眾人落淚，而郎亞玲說，她要將這部戲獻給她的父親，儘管她的父親無法親臨現場。她說，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可以對眾人說出自己的故事。因著蔡海如的邀約與不死心地向參展者們發揮死纏爛打的招數，逼得大家必須要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呈現一次經典的展演，郎亞玲也在這樣的過程中重新審視自己，並且不得不面對自己長久以來的問題，如她自己所言，她一直都覺得自己有問題，問題在於無法與他人建立一個良好而長久的關係，她戲稱自己一直都是個難搞的人，也或者因為在她高中時期父親突然被抓走，一去七年，她的家庭一夕傾毀，青春歲月就此凍結，因此即便今時今日，她的外貌仍是年輕的，郎亞玲說：「因為我不甘願青春就此突然消失。」

青春在一刻之間終結，家庭在一瞬裡破滅，這樣的經驗幾乎是所有參展者的共同夢魘，無關乎年紀，這樣的歷程對誰都真實而殘酷。相對於蔡海如、郎亞玲、顏司音、林小雲或施又熙，參展者董芳蘭與楊碧是截然不同的年代，她們所面對的社會氛圍較之其他參展者來說又更為緊迫。開幕當天，楊碧因著時間上的錯記無法前往，而由她的女兒陳玫君代表前來，座談會裡我們聽見陳玫君緩緩而沈穩地說著對母親楊碧的感覺。對陳玫君而言，楊碧一直都是一位沈默的母親，所有的事情都藏在內心深處，總是忍讓著所有的衝突或是默默地讓許多人生的機會就此錯過。長期以來，陳玫君一直無法理解在母親瘦削的身影背後到底是什麼東西或事情在限制著她，直到她來到展出空間，看到顏司音的一幅小女孩坐在牆角的作品以及旁邊的圖說，在那一瞬間，陳玫君才理解母親的心情，走回到母親楊碧的展示區，儘管作品名稱是：嗨，妳好，我是楊碧但是牆面上斗大的，用紙花所排列出的一句話：「我怕人家會怕我們」，這不是陳玫君第一次看到，她們一起在家裡為這次的展出重新製作紙花，這句子陳玫君是看過的，但也只有在這個特殊的展演中，看到其他參展者的心聲，做為楊碧女兒的她真正地體會了楊碧六十幾年來的驚恐與心理的無依。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施又熙的女兒身上，當座談會進行到邀請第三代說話的時候，第三代的回饋形成引人注目的亮點，王芃紅著眼眶說到從小就覺得母親是憂鬱而沈默的，雖然也會有幽默搞笑的時候，但她總感覺到母親的不快樂，儘管兩母女感情甚篤，但是母親不曾說過童年的遭遇，然而坐在座談會會場聽見母親的分享，不禁覺得心痛，七歲應該是無憂無慮的年紀，可是母親卻已經受到這麼大的壓迫，讓她極為不捨。而同為第三代的劉小菲則較之王芃更早接觸白色恐怖的影響，由於郎亞玲在劇場三十年，儘管不說自己的故事，但是極為關切相關議題，也創作了不少主題劇本，而劉小菲就曾經主演過母親劇本楊逵與葉陶裡的童年角色，以及其他相關舞台劇的主角。劉小菲跟王芃都是單親的孩子，也在母親身邊一起成長，但是兩位母親內心總有一個角落是難以被觸及的，藉由這次的展演，幾位第三代得以藉由外圍的觀察與聆聽進一步理解親愛的母親內心深處的波瀾。

在整場座談會裡另一個亮點是董芳蘭一家人整齊聚集，不但丈夫楊建（楊逵之子）到場，連同女兒楊翠與外孫魏揚、外孫女魏微也從台灣的四面八方一起來支持董芳蘭，這是相當令人稱羨的家庭，也是現場特別的亮點。誠如朗亞玲提到自己不容易與人建立長久的關係，施又熙也在現場談到一份來自中研院民族所的研究，父親是每位女性人生中第一位接觸到的異性，因此父親的長期缺席或忽略將會影響到女性與異性的相處以及親密關係建立的困難，參展者中也不乏離婚或單身的例子，因之如蔡海如的婚姻生活、楊碧的家庭以及董芳蘭如此令人稱羨的家庭凝聚力的確成為具有感染力的亮點。董芳蘭客氣又簡短地提到自己因著父親被逮捕，原本父親工作所提供的宿舍也被收回，母親只得帶著她與弟弟們返回鄉下，也因此她無法繼續升學，甚至為了生活而去學習理髮。在大家的慫恿下，董芳蘭笑著分享了自己與丈夫相識的經過，夫妻倆人一直調侃著都是被對方的父親算計了，他們一家人可愛的對話讓現場有點悲傷的氣氛得以稍稍轉換。

而擔任此次展出的國際公關王瑜君戲稱自己被家人保護的很好，父親的不幸遭遇都是在她出生之前的事情，因此在她成年之前對此一無所知，家中對她的保護讓她幾乎可以無憂無慮地成長，直到在美國求學的時候，才在一次意外中了解到家裡原來曾經發生如此劇變。她在座談會裡提出了自己求學美國與德國時看見的轉型正義經驗，沈重地呼籲希望下一次得見加害者的第二代出來參與，王瑜君表示加害者本人自然是不容易面對這些事情，但是藉由德國的經驗，唯有加害者的第二代也出面來參與，來告訴大家他們所了解的面向，和解才可能產生，因為如此巨大的苦難就像是一個黑洞，周圍的所有記憶都是扭曲的，被害者已經大聲疾呼了這麼多年，現在該是加害者第二代出面的時候了，這也是王瑜君在開幕座談會中對台灣轉型正義所許下的願望。

轉型正義或許在德國與南非都有著相當的成就，然而，在台灣仍然是一條極為漫長的道路，而轉型正義中所不能或缺的正是歷史的真相，但是歷史的真相到底在哪裡呢？近十多年來，台灣的史學家們積極地進行著二二八跟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歷史，這是珍貴的史料，面對同一事件，參與者的記憶都不容易一致，這也是需要口述歷史忠實記錄每一位參與者話語的原因，只有大家都說出記憶中的真相，才有機會拼湊出真正的真相。這是重要的歷史工作，也是林由里在座談會中特別強調的一點。由於父親是外科醫師，因此林由里深諳治療之道，她提到當我們面對一位受傷的人，需要提供治療，要敷藥，在一段時間之內需要每日換藥，直到醫師判斷痊癒為止，而她憂慮的是當訪談者工作結束隨即離去，只是讓受難者/受訪者為他們打開傷口卻沒有獲得一點點的治療，這樣對於受難者/受訪者是極度不公平也不理想的狀態，林由里希望的是在獲取歷史真相的同時，是否也能同時具備人文關懷的心，掀開了過去的傷口鮮血淋漓的同時也多給予受難者/受訪者一些關心與陪伴。

面對過去的苦難記憶對誰都是艱困的，然而不可諱言的，將悲傷說出口的確是療癒的開始，唯有開始訴說了，我們才有機會面對自己那些長久以來壓抑的、不想面對的種種淚水與不堪。因著社會的壓力，家庭的緊迫，參展的女兒們共同的另一個心情是在這些不得不的情境中失去了自己。不單整理歷史真相時沒有人關切這些一樣受難受苦的家屬，在失去丈夫後，做為妻子、母親要挑起幾乎破散的家庭而產生的情緒與痛苦往往也會忽略孩子的情緒，於是做為女兒的這群第二代也必須藏匿起自己真實心情地支持母親，隨著成長的歲月慢慢地再也看不見自己的存在。

鏡花園裡到底有什麼？當我們看著鏡子的時候，我們到底看見了什麼？是自己嗎？我們所看到的容顏，真的是自己嗎？我們，了解我們自己嗎？這是整場座談會中不時會被提出的話語。

而鏡子裡到底會發出什麼聲音？當魔鏡與皇后產生對話時，那不也是皇后與自己的對話嗎？魔鏡終究只是自我反映的一面普通鏡子，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與自己對話。

因為，唯有與自己開始對話，才是與自己人生苦難和解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