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解析&心得｜語言區分的黑白與彩色世界

兩種顏色、兩層生活、兩個世界

《大佛普拉斯》的背景設定可大致切割為兩個世界觀，一組是以四處打零工奉養老母的菜脯、拾荒者肚財、喜歡四處遊蕩又寡言的釋迦和身兼網咖、雜貨店打雜的土豆組成，他們艱難地生活於階級底層，在微不足道的地方支撐著社會；另一組是由藝術中心董事長黃啟文、民意代表高委員和眾多以「情婦」身分在片中出現的女人們所構成，相較於前者求活的淒苦，這一組擁有求樂的餘裕。

電影的呈現方式本身就是個巨大的譬喻，多數時候採用黑白畫面，僅有行車紀錄器中，關乎啟文董和不同情婦活色生香的淫靡片段才轉為彩色，暗喻社會中下階層的人生是黑白的，與遙遠的花花世界產生對比。而行車紀錄器恰好是聯繫兩端的山洞，當鏡頭透過黑白世界看向繽紛的另一邊時，更顯落寞，頗有「人們的快樂立於他人的痛苦上」之感。

語言拉近天堂與地獄的距離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與啟文董廝混的女性雖橫跨不同年齡，卻從沒說過台語。這在通篇都是台語，連同啟文董多數時候講話，以及導演說旁白都是台語的對比之下，更顯格格不入。我認為這不僅是一種凸顯社會階級的方式，更多的是將這群女性暗喻為超脫這部電影之外的人──她們不屬於這個極度壓抑鬱悶的世界，這個世界更像是男人的故事。

此設定也使啟文董的定位變得有趣。身為歸國紮根、回饋鄉里的慈善家，竟沒有在故里找到歸屬，而需透過向不正當的快樂靠攏、向外人示好的方式，才能尋回自我。這樣的定位也為我們貢獻許多「溝通遷就理論」的例子，最明顯莫過於他和只說華語的女性相處時，便說華語；與想出國的大學生交談時，從原來的華語轉為英語；和師姐及高委員講話時，也說華語。三者皆屬於理論中的「向上聚合」層次。而類似的遷就也發生在他使用台語和菜脯說話，屬於「向下聚合」的層次。

換個語言才能搔到癢處

這部電影中含有不少「語碼轉換」的現象，多數出現在肚財的談話內容中，如「夾娃娃真療癒啊」、「內底敢有裝行車紀錄器」、「你是袂曉提記憶卡起來就好啊」。粗體字部分為華語，其餘皆為肚財的慣用語──台語，這部分的語碼轉換和啟文董要求菜脯去「seven」拿包裹、師姐稱讚「法相看起來足莊嚴」等例同樣屬於句內轉換，可能的原因有：說話者想強調部分內容，或是說話者認為更換語言較能清楚表達意思。

此外，這些被轉換語言的詞語大多是難以使用台語表達，或較少見的詞。以「療癒」來說，台語沒有同等的形容詞，也沒有挪用華語直譯的說法；而「行車紀錄器」和「記憶卡」等近代才出現的物品雖可直譯，但可能令台語的母語使用者說起來感到無法歸屬的不適，因而使用華語代替。

藏於不可察之處的語言階級現象

也許是題材與鄉土緊密相連，臺灣因歷史背景長期累積的雙言現象在此部電影顯露無遺。當代臺灣社會普遍認為華語屬於政府和正式文書所用的高階語言，而各族群的母語（閩、客或原民語等）屬於平時在家可習得的低階語言。現代常見華語和台語階級之分的例子，可見於警分局長和副議長說話時，一會兒用台語拉近距離，一會兒又改成華語，目的同樣是拉近距離。副議長洋洋灑灑罵人的大段語句都使用台語，警分局長卻為了安撫眼前的高官，直覺性轉換華語，顯示我們的潛意識中，也許早有語言階級之分：華語具有較高權威，也是屬於上層那色彩斑斕世界的語言。在此意識的前提下，回頭看警分局長的語言轉換，便多了幾分討好、奉承的意味。

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

你毋知影有錢人出來社會走傱是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喔！

肚財在觀賞啟文董的行車紀錄器之後，帶有幾分嘆息和厭世的語氣對菜脯說：「你毋知影有錢人出來社會走傱（tsông）是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喔！」深深引出底層人物對世界的控訴。令人沮喪的是，他們也只能控訴，因為在這個充滿階級、性別和政治權利不平等的荒謬現實裡，沒有屬於他們爭口氣的機會。

看清了社會正義總是遲到，這些小人物不期待繁華的世界某天終能降臨，只是努力卑微地求活，因為求活已經足夠困難。即便盡本分、避出頭，仍有無數因為無意間阻擋上層的貪婪而出現的危機，「沒有背景就別求作弊」已是對現實社會最深的無能為力。

也許是光譜上看似毫不相干的兩端硬是被擠壓在同一個世界中，觀影的過程容易產生一種古怪的不適感。可回過頭來看，我們確實浸泡在如此諷刺的社會結構裡，也沒有資格迴避這鮮血淋漓的現實，唯一慶幸的只能是，我們仍擁有電影中揭開創口的背後，那雙無盡溫柔的手和洞悉一切的眼。

《大佛普拉斯》看似簡單地乘著近年的本土潮流，卻因其中細膩的社會觀察和豐富的人文關懷令人耳目一新。壓在胸口的沉重情節將觀眾狠狠推入尖銳悲傷的社會角落，剛好溫柔的黑色幽默如同點睛之筆，適時拉開電影世界和我們的距離，卻不想跳脫後撲面而來的落寞與唏噓最是盤據於心，久久無法散去。

參考資料：《大佛普拉斯》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