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的間，中俄的連

中蘇的間，中俄的連

【Comment】

俄羅斯方面也有類似看法：http://big5.tsrus.cn/pinglun/2013/07/09/25889.html

1969年開啟的間，在2013年似乎要以某種方式縫合，美國是兩國共同的興趣。

 

如何破解「中俄反美同盟」◎紐約時報（2013.07.09）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709/c09gelb/print/zh-hant/

萊斯利·H·蓋爾布, 德米特里·K·西梅斯

沒有俄羅斯和中國的合作，泄密者愛德華·J·斯諾登(Edward J. Snowden)是不可能於上月從香港飛往莫斯科的。這兩個國家在斯諾登事件上的行為表明，它們的態度愈發強硬，也更願意採取會有損美國利益的行動。

除了保護斯諾登，中俄兩國對敘利亞的政策也在過去兩年中束縛了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的手腳，使其無法發起國際聯合行動。中國對美國公司的黑客入侵以及俄羅斯對其鄰國進行的網絡攻擊也引起了華盛頓的擔憂。儘管莫斯科和北京大體上支持終結伊朗核武器計劃的國際行動，但很明顯，中俄兩國還是不準備像華盛頓那樣在此問題上竭盡所能，若中俄兩國經過協調轉變對伊朗的方針，這可能會立即破壞美國相關政策的核心，並危及美國的安全和能源利益。為了強調中俄雙方合作的新潛力，中國正在和俄羅斯開展其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

俄羅斯和中國似乎已經決定，為了更好地增強自身的利益，它們需要把華盛頓擊退一兩步。中俄雙方可能都不願意開始新一輪冷戰，更不必說兵戎相見，兩國在斯諾登一事中的行動就表明了這一點。中國允許斯諾登進入香港，但又溫和地敦促其離開，而俄羅斯在發表了一些挑釁言論後，如今似乎也緩和了語氣。

然而，中俄兩國都在尋求更強大的外交影響力，且兩國似乎都認為，它們只有通過遏制美國才能達成目標。要在國際事務上耀武揚威，最好的途徑就是明顯削減最強國的勢力。

在某種程度上，這一新途徑似乎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即兩國感到自己相對於美國的實力在增強，且兩國也愈發強調它們在敘利亞等問題上的異議。莫斯科和北京都從原則上反對干涉其他國家主權事務的國際行動，更不用說像2011年在利比亞那樣推翻他國政府。畢竟，國際干涉原則隨時可能掉轉頭來傷及這兩個國家。

它們也不願看到西方國家對和它們關係友好的領導人採取行動，如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當這種共同利益的想法得以確立，中俄加強合作將給美國和全世界帶來嚴重威脅。

中俄兩國的行為表明，它們發現挑戰美國的代價在減少，和美國合作的好處也在減少。這些考量來自兩個危險的觀點。

第一，它們認為美國的影響力在減小和衰落。在它們看來，美國站在歷史的對立面，堅守着和歐洲以及亞洲某些國家的同盟關係，卻不斷喪失其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經濟影響力和道德權威。美國未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取得勝利便已撤軍，這促使人們由此產生了這樣一個印象，即美國無可爭議的軍事優勢對在當地實現政策目標並無多大助益。

其二，很多俄羅斯和中國精英階層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在根本上有違他們的關鍵利益。這兩個群體都不認為美國對民主的宣揚反映了任何對自由的真正承諾；相反，他們認為美國宣揚民主是一場選擇性的運動，是為了削弱那些敵視美國的政府，或因實力太強而讓美國感到不適的政府。

與此同時，俄羅斯和中國的領導人都明確表示，幾乎在每一場和北京或莫斯科有關的爭端中，美國都對中俄兩國的鄰國表示支持，這與其說是對國際法的尊重，還不如說是某種形式的雙重遏制，是美國力圖遏制這兩個大國的地區和全球影響力。

美國人對格魯吉亞和其他前蘇聯中亞共和國的支持令俄羅斯不快。同樣地，中國視美國在中國領海爭端上對越南和菲律賓的支持為一種威脅。

因此，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的第一次出訪目的地是莫斯科，就不足為奇了。他在此次訪問中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V·普京(Vladimir V. Putin)表示，中俄應「堅定支持對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努力」，並承諾「密切」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協調配合。而普京則回應說，「俄中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不僅具有雙邊意義，同樣具有全球意義。」雖然外界因為這兩位領導人的言辭而產生了過分而不必要的共謀印象，但可以確信地說，他們十分清楚他們想釋放的信號。

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必須仔細考量中俄之間日益增長的友好關係，這對美國來說又意味着什麼。而忽視它的存在則是愚蠢的。

然而，歷史上的互不信任、相衝突的經濟利益和中國的領土野心同時也分裂着中俄兩國。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顧慮多過俄羅斯，而莫斯科在敘利亞問題上的賭注則要大過北京。在中亞地區，這兩國則是完全的競爭關係。另外，中國是一個上升中的超級大國，而俄羅斯卻正努力保住它在大型聯盟中的地位，這令它們在國際事務上持有不同的觀點。

然而，兩國在維護與美國和歐盟(European Union)的夥伴關係上都持有強烈的興趣，美國和歐盟是它們主要的貿易夥伴，而它們在美國和歐盟看管着的國際金融體系中又都佔有很大份額。這些都是和華盛頓保持良好合作關係的重要理由，但美國不應就此認為，北京和莫斯科會因此停止反美策略。這將是對歷史的一種危險的誤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很多人以為，相互牽扯的經濟利益和戰爭的巨大代價將會阻止主要歐洲強國之間的衝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共產主義的俄羅斯和納粹德國看上去怎麼也不會成為盟友，直到兩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項執行了兩年的條約令歐洲處於崩潰邊緣、造成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死亡。

奧巴馬總統既不應將中、俄視為敵人，也不應將它們視作朋友，而是應該將它們看作是重要強國，有它們各自的利益，這一點在斯諾登事件中已表露無疑。最初，奧巴馬公開斥責兩國，敦促它們遣返斯諾登，但並不奏效。只有當他軟化他的公開立場，而在私下裡強化他的主張時，北京和莫斯科才開始看到避免進一步衝突的益處。

華盛頓需要理解，沒有俄羅斯和中國的配合，世界上多數的安全威脅——從敘利亞到伊朗再到朝鮮——都無法得到平安和成功地解決。這種方法具體到敘利亞問題上，就是要尊重莫斯科與敘利亞阿拉維派領導人的淵源，以及俄羅斯對敘利亞基督教徒、特別是東正教徒命運的憂心。而在與北京打交道時，就意味着要在大力保護美國貿易利益的同時，理解中國領導人在處理他們自己的國內經濟問題上正面臨著嚴峻挑戰。

要想得到俄羅斯和中國的尊重，白宮必須首先證明，美國的領導力在解決世界上的關鍵問題時至關重要，這包括那些對中、俄極其重要的問題。美國不應被視作被動的一方。

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應被列入首要議事日程，但美國不應懼怕在一些問題上堅持其立場，或者在另外一些問題上，與這兩個國家進行合作，這兩個強國雖然奉行威權主義，但歸根結底卻是務實的。不這麼做將是一個歷史性的愚蠢錯誤。

萊斯利·H·蓋爾布(Leslie H. Gelb)曾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編輯和記者，現為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名譽主席。德米特里·K·西梅斯(Dmitri K. Simes)是國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主席以及它的雜誌《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出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