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間諜的時候，我們談論的是什麼？關於《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秘史》

有時會想起年少時很愛的系列電影，神鬼認證系列已經是超過十年的回憶了。因為無比貼近日常的邊緣，時而分岔拳腳在現實的邊際彈跳，所以讓人在想像力還不那麼世俗的時候願意相信傑森·包恩真的可能在現實中存在。多年後拾起書本，雜食並來者不拒，一觸及真人便知，間諜在後人的包裝中比起冰冷如斯，更多的是傳奇色彩甚至浮誇到讓人不禁懷疑是否只是出自內容農場。可用或讓人願意相信的竟屈指可數。也許是一直以來，能被記錄下來的，真的太少了。這可說是閱讀「間諜」這個類別的作品時最深刻的感慨，因為身份的特殊性以致能夠留下、與能被找到的東西分散在光譜的極端，可公開的檔案維持著冰冷的系統性，而遺落在關係者生命中的碎塊基本上又都殘破零星，這個符碼與生俱來的悲劇在於一種注定不能見光的孱弱，即便他們內斂或者強悍。

面對那尖銳的反差而陷入迷戀、沈浮於似有知識公信力的書本，那個歸根結底的疑問在於，究竟能不能在現實中找到電影裡的間諜、或反之亦然。在武斷予以否定之前，必不能忽略虛構創作勢必將要取材與借鑑自現實。而摸索途中的發現，往往是老生常談的、現實遠比想像來得崎嶇驚險。

當我們談論間諜的時候，我們談論的是什麼？遠離對於虛構敘事的拆解，一切終究要回到歷史的打撈裡。我確實《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歷史》裡找到了某種間諜的側影、再度將一片拼圖鑲進只有零星被拼出形象的集合裡。但這份「找到」的感覺，某方面來說也令人感到諷刺。試想本書每每以詳盡的考證與充實的資料量堆疊出冷戰時期冰冷繁忙的莫斯科街頭、間諜穿梭其間，與常人無異，以西方世界熟知的語言呈現出色調冷峻的鐵幕之內，以及潛伏在外交表面下暗潮洶湧的情報站對壘。字裡行間能夠明顯感受到作者大衛·霍夫曼（David E.hoffman）憑藉著報社編輯的身份在工作生涯中累積起豐沛的文字能量，平實而絲絲入扣，自然呈現出遠較影像語言更加深刻的臨場感與緊張感。

「臨場」與「緊張」。當看似更加適合用於形容被凌厲剪輯過的影像的詞彙覆蓋在強烈倚重讀者想像力的文字之上，不失為對作者寫作技巧的一種盛讚。但更多的來自於它的寫作奠基於紀錄，因為融會得足夠縝密與深刻，才能讓冷戰時期的間諜活動得以在另一種更加安靜的平台上重生。

本書以冷戰時期的美蘇諜報交手歷程為主體，卻也相對實際的將筆鋒聚焦在單一人物的行動上，以間諜托卡契夫十年左右的諜報活動為主，務實地揭開迷霧繚繞的冷戰蘇聯帷幕。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在僅以文字篇幅和成書厚度單純判斷他的份量之餘，不透過實際的文字閱讀，其實難以理解情報戰「現場」的複雜、如履薄冰。零碎流程在短暫的敘事時間裡被劇烈濃縮、卻又井井有條，轉眼瞬間可能依舊平靜的日常景緻下，局勢業已豬羊變色。何況必須在事後將那些緊湊繃緊到臨界點的當下加以梳理轉化，一如我們已經習慣了好萊塢鏡頭習於在極短時間內蠻橫地塞入過量的資訊與轉折，某方面來說，那竟巧合地與書中描述CIA探員如何在莫斯科街頭甩脫跟蹤的的氛圍相似。那些零碎緊湊的現場在當下環環相扣，本書跨越時空，純熟地串連文字完成了它，並不致使「瑣碎」造成的暈眩截斷閱讀當下的沈浸。

此處呈現的價值並不僅停留在表層的文字功力與資料考證得精細程度。冬夜、冰冷而降雪的莫斯科街頭，兩名CIA職員協同各自的妻子駕車在馬路上穿梭，他們在駐紮數年後摸熟對手—蘇聯KGB—的跟監模式而精心設計了這套甩脫追蹤的流程，每個步驟都至關重要、只有一瞬機會。利用莫斯科錯綜複雜的道路，汽車駛過轉角的霎那之間，一名在車上變裝過的探員迅速下車，偽裝成街上隨處可見的老人在雪夜裡沈默行走、混入下群，車上的妻子開啟事先準備好的假人道具、充氣娃娃在駕駛的操作下微微晃動。KGB汽車如常尾隨在後，另一邊、趁隙下車的探員消失在冬夜的街頭。

故事、或說那段不長不短的歷史安靜的開場了，偽裝成平民的探員身負重任，他必須找到那名潛伏在無線電工程研究所、已經失聯數回的間諜。記錄托卡契夫諜報活動歷程的本書，開局始於一套俐落流暢的現場實務，卻旋即在下一章將鏡頭轉向CIA在冷戰時期蘇聯所面對的重重挫敗。因為難以在大本營擺脫KGB無孔不入的監控體系，以致長期無法在當地佈下己方的情報網。這是本書在結構上「必須如此」的地方，比起單一人物的聚焦，更側重於記述複數人力與組織的合作如何讓美國在情報戰場上得以悄悄轉為優勢。花上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在交代托卡契夫執行間諜活動的時代背景、CIA在莫斯科街頭崎嶇顛簸的奮鬥歷程，如何艱辛的從蘇聯境內外吸收蘇聯間諜、獲取情報、並又在那些意料之外的時候眼睜睜的看著線人犧牲。雪上加霜地、CIA隨後面臨來自內部的困境，人事異動與業務凍結的危機讓情報網趨近停擺，現實遠比虛構曲折精彩的老生常談在本書中得到了近乎無情的應證，甚至令他們無心裡會轉機的萌芽。在此同時，托卡契夫也正鍥而不捨地謀求與CIA有所接觸，他的登場穿插在那些另人焦頭爛額的困境之間，起初反覆被遠在美國的高層指示忽略，然而、是關於體制的憎惡過於強烈？又或那只是命運？終究他以一種西方世界需要的姿態與無上價值，進入了歷史的揀選裡。

托卡契夫在單方面與CIA接觸兩年後才正式進入為美國效力的情報體系當中，並往後數年間，運用自身職權之便為CIA提供源源不絕、大量而價值連城的情報，襄助了美國得以在冷戰甚至更往後的軍事對壘上逐漸超越蘇聯，到後期甚至已經達成幾乎全面性的宰制。而隱藏在「提供情報」的表層之後，手法、技術與過程，三條主線交錯穿插，支撐起本書縝密緊湊的結構。似乎是窮盡一切所能找到的資料編織出這段隨時緊繃在臨界點的歲月，而他們僅能找到的、在那些細密漫長的篇幅裡、轉化成一種好似介於電影與紀錄片之間的語言。為CIA間諜的數年間，托卡契夫可說位處蘇聯軍事工業核心，他反覆取得情報、利用各種方法翻拍後再秘密地交接，一遍遍輪迴成為讀者閱讀到的、所謂間諜泰半的日常，承受難以想像的精神壓力、並仍要在現實中表現得若無其事，如今看來，這一切終究令人難以想像，無論是日常的或非日常的。

將過於隱密曲折的現實種入土壤，於是收穫了本書也有著小說般的刺激跌宕，閱讀當下確實讓人欲罷不能。但在此要認清的仍舊是「個人」自始至終的平凡與相似性，他們像是多人合力、各司其職與相互彌補才成就了一個電影中隨處可見的形象。一如卷首幾頁印刷了主角托卡契夫與及相關人士的數張照片，他們看起來都與路人一般平凡，走在路上甚至不會引起旁人抬眼一瞥。無論露出笑容或如常臉上就是一臉木訥的特質，當他們被各自安插在組織的分工下，這一切才踉蹌地在冷戰肅殺的時空中運作下去。到後世、我們對歷史的汲取變得過於表面、輕易與理想，在那些流暢的鏡頭之前，其實一切都走得跌跌撞撞。間諜相機的反覆改進與資料調閱將反覆令托卡契夫更加陷入險境的日常只是其一，書中反覆呈現交付情報的艱困，探員必須謹慎到近乎神經質能對信步走在街上的安全產生信任，其實找不到什麼能一言蔽之的形容。間諜間的溝通受限於敵方盤根錯節的監視體系而必須出盡奇招，若要賦予它一種較為平易近人的解釋，也許那就像沿著現實的邊界走鋼索一般，走或不走、真正跨步出去後的每一步，在實務上、進退或步驟執行、收手與否，每一個決定都關乎到最核心亦最基本的人身安危。

在過程中感受托卡契夫主動投身為CIA提供情報的動機，像是陷入一種掙扎的過程，選擇要認識他還是認識冰冷的時代，那同時牽動著結局的悲涼。本書在結構上相對側重於所謂「間諜實務的描述」，相機、底片、偽造的通行證與資料調閱記錄表，通信器與密碼本、秘密書寫、連絡暗號，還有當機立斷背後的每一次賭注，托卡契夫的間諜軌跡實際上也是一部美蘇冷戰的技術與科技演進史。而令人在意的地方，則是這一切之所以會發生的源頭，關於托卡契夫在「身為間諜之外」的面相，至少我們只能在後段的其中一個章節中才終於能讀到相對完整的敘述，與他對CIA在實務上的貢獻差距懸殊。

身份首先是一重無解的限制，也許從他踏上異議份子的路途開始，能留下的內容與形式，便被決定好了。然而我們能夠輕易的釋懷，受限於資料來源與身份的特殊性，某方面來說，光是知道這些對讀者而言就已是前所未有的豐收。大衛·霍夫曼必然是透過本書致敬這位對冷戰的終結有著卓絕貢獻的間諜，但作為一個個人、又是如何？這位在美國被號稱為「身價十億美元」的間諜，其肖像至今仍被懸掛在CIA總部，字裡行間感受到的，他實際行動上所處的地位，比起真正在暗中運籌帷幄的間諜，實際上更接近一味專注於提供情報的「線民」。他並不具備間諜的狡猾與靈活或訓練有素，甚至在性格上有著難以想像的頑固、無數次為了情報鋌而走險，以致時刻緊張焦慮，顯得有勇無謀，從一而終地貫徹自身意志，並在最早與CIA接觸前就已擘劃願景。當探員向他詢問動機，他卻對這一切只給出了「心裡頭就是個異議份子」，這樣明確又模糊的回覆。

「異議份子」，很早以前、或在現在，因應特定的時空，人人都有可能是異議份子，只是如今的我們已經對牽扯上家破人亡的痛苦，表面上日漸熟悉而已。也因為那些不曾發生在自己身上。托卡契夫在赫魯雪夫的時代結識妻子成婚，也約莫在其遭罷黜時生下了兒子，隨著孩子成長，蘇聯也在此同時逐步倒退回極權時代壓抑肅殺的氛圍裡。托卡契夫對時局的不滿似乎是跟著兒子的長成一同醞釀的，以致他在不滿漸生的初期並無明顯動作。他在寫給CIA的信中罕見流露浪漫地自稱屬於「曾經有過愛情的一代」，自由與愛情之間有些曖昧卻又無比熱烈的連結，到如今、對我們來說，其實已經既熟悉又陌生了。但對那時的他們而言，顯然、連帶綁定了對家庭與生活、未來無盡的希望。而後布拉格之春的鎮壓粉碎了對未來的期待，木訥的外表下，托卡契夫長年來積累的壓抑在心中隱隱爆發，成長在史達林時代似乎使他已經習慣忍耐與隱藏真實自我。綜合各方面的行動來說，他竟也像是蘇聯體制裡自然而然、又不經意地養成的間諜。個體對體制的反噬終於走向了無法回頭的道路，此後數年，他開始謀求與蘇聯最大的敵國合作的可能性，只意圖實踐這個他最終反思出的結果，在有能力的時候用最有效的方式打擊他厭惡的體制。

這樣的托卡契夫是否足以被抬高到「殉道者」的高度，答案令人有所保留。他並不極端為心中的理想國家行動、更非極端為了個人利益而叛國。比起理想，表面上、托卡契夫的行為更多時候像是出於一種情緒積累的宣洩，總和體制對自己多年來潛移默化的養成、化作行動，每次出手都體現出巨大的複雜性，彷彿他也在一次次的行動中試圖辯明著什麼一般。而更多時候，托卡契夫高度依賴CIA的協助才能在一次次的行動中獲取所需。無論是用CIA提供的器材翻拍資料、使用偽造通行證與掉包調閱紀錄讓自己暫時免於危機、或在那之外，因為反覆竊取資料而時刻處於緊張焦慮、害怕被捕後遭受刑求的肉身痛苦、甚至拖累家人而向CIA索取自殺藥丸。托卡契夫在行為背後的索求令人感到無比貼近「個人」，但不可否認，某方面來說，仍舊是難以想像的。比起光芒萬丈的愛國者，本書確實還原了間諜作為一個人的本質，一個朝九晚五、灰色的小人物。托卡契夫在從事間諜活動之餘反覆向CIA索取高額報酬、蘇聯境內難以取得的工具、生活用品、醫藥。以及關於那個「曾經有過愛情的一代」的終極延伸，如果說托卡契夫的行動在「身為異議份子」這樣一個略顯不實際的理由下存在著一點實在的東西，在此也不證自明了。懷著對兒子樸實而不輕易言說的情感—這點連在書中都鮮少提及—，托卡契夫向CIA索取繪圖工具、滿足其工作所需，乃至精神層面，比如來自西方世界的唱片和書本。某方面來說，就像只是為了讓生活過得更好，那似乎已經是鐵幕裡最平凡也最奢侈的希望。

在書中，讀者必須透過那些「縫隙」才得以稍稍窺見那些隱藏在每次間諜活動背後的日常，那是記錄托卡契夫間諜活動的支流，蘇聯時代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時而閃現，市井人物默默隱忍著體制帶來的壓迫與不變、直至無感或終生噤口的生存態度，卻又自然而然地、在最基本的物質方面三不五時就對鐵幕之外產生需求與依賴，靠著黑市流通的物品懵懂地認識外面的世界。托卡契夫和一般大眾之間並無區別，即便當時他的月薪已經相對優渥許多。那也間接證實了這位間諜和過往CIA在蘇聯吸收的間諜在根本上有著出身與價值觀上的絕對差異。他並不像那些主動投向西方的前KGB或軍方人士、因為看透體制內部，從而謀求如偷渡出海或更高層次的報酬。托卡契夫作為一位冷戰時代間諜的特殊性，在於他從頭到尾都只代表著蘇聯最樸實的大眾，冒著巨大風險謀求打擊體制，認真問起來，似乎也只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但所謂「更好的生活」，對在那個時代體制底層掙扎著的人們來說又是什麼？對不曾踏出國門的托卡契夫來說、因為無從想像起，於是根本不在他索度的範圍內。托卡契夫在數度考慮後拒絕接受協助偷渡往美國，像是他終生迷惘，也像他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思考出了屬於自己的答案。最終他因為CIA內部探員洩密而落入KGB手中、並以叛國罪處死。對於故土的執著，如今我們早已無從得知他是否想明白了。而他所留下的，也就只有這些了。

最悲哀的、莫在此處，在托卡契夫為人所懷念歌頌的悲劇英雄形象背後，讀者之所以認識他，是因為他曾為某個政權貢獻卓絕，而非他曾經在某個時代用某種方式活過。這份曖昧的悲哀在末尾迴盪，那是「沙漠風暴行動」的第三天，美軍運用托卡契夫提供的情報宰制空戰，在阿拉伯上空擊落了蘇聯軍機米格-25和米格-29，像是為了讓被處決的間諜能在後世享盡哀榮，本書平實而毫不保留地，將功勞歸於托卡契夫，這位早在數年前就默默為美軍提供情報的蘇聯間諜，使他們能在軍事實力上暗中超越蘇聯，甚至讓冷戰局勢得以提早終結。

然而、比起英雄，字裡行間靜靜展現的，托卡契夫在人物形象上其實更代表了蘇聯時代沈默的大眾，是因為如今的我們也別無選擇的只能用近似於西方世界的語言和思維來認識這位為西方世界的英雄，他的定位才如此特殊。但隔著被一早被鐵幕禁絕的歷史、甚至真相卻是，也許我們永遠都沒有機會認識這一代人、知道他們真正的想法了，就像時代與政權輕描淡寫地就抹殺後、又包裝了他們。無論西方世界如何向同陣線的人們宣揚他們多麼渴望自由民主，或者相反地，鐵幕也向外反駁，這些人在牆內生活幸福美滿、萬眾一心。

但在更早之前，托卡契夫的人生早已靜靜在昏暗的鐵幕裡落幕，自始至終，這段不長不短的間諜生涯，最終仍舊嘎然而止在他與之合作的美國政府手中。一位沒有通過最終考核的CIA探員狹怨報復，輕描淡寫地出賣了他。托卡契夫或許至死都不知道令他落入深淵的人實則來自CIA內部，現在想來，也許這已然是生命終結之際最後一點撿到的幸運。而跨越時空、如今我也平靜的歲月裡淡淡疑惑著，這段似乎連自己都有些不明究理的年歲，到最後他有找到自己的答案嗎？而在那些他來不及看到的未來裡，政治角力與情報戰爭未曾有過一時停歇，甚或越演越烈，但一如那一代人從來無法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一般，他再也沒有機會去說些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