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涼山兄弟 》這本醫療民族誌 ,由任職於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一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的劉紹華 所撰寫。
本書前四章敘述了整個大中國的歷史背景 與現代化進程 如何交織影響著在共產黨全面執政以前仍遺世獨立 的諾蘇人 ——四川省涼山州昭覺縣利姆鄉——涼山彞族。「彞族」是在1950年代的民族識別計畫下的整合命名,諾蘇人與雲南、貴州等較接近的族群,一同整合劃分為「彝族」,成為一個由國家創造 的新興民族。
而很諷刺的是,在中國政府藉由中英計畫 介入利姆鄉之前,當地諾蘇人並不歧視愛滋病患,反而因為透過不斷反歧視 的斗大標語如「遠離毒品」、「預防愛滋病」、「潔身自好」等,令諾蘇族群對此疾病開始產生了負面詮釋與恐懼,才開始出現了污名化現象。
《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作者:劉紹華
出版社:群學
出版日期:2013/01/21
大事記
〔鴉片戰爭〕 1840年
〔清廷禁鴉片〕 1906年
〔民族識別計畫——整併彝族〕 1950年代
〔文化大革命〕 1966-1976年
〔改革開放〕 1978年(從而使得諾蘇新一代青年對世界的想像空間一瞬間擴大)
〔利姆傳出首例因毒品注射不當而引發的愛滋感染〕 1997年
〔組織無疆界醫師〕 1998-2000年(中國政府展開對利姆的愛滋調查與介入)
〔中英項目〕 2001-2006年(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合作,成立疾病防治計畫點)
〔利姆田野調查〕 2002-2011年
一、研究背景與書籍介紹
劉紹華在進入田野之初的研究議題為:當地人如何對抗海洛因和愛滋的過程。 而在實際進入田野後,則擴大了研究分析的範圍:將個體經驗放在「青春世代」、「諾蘇社會」和「國家政治經濟改革」等三方的關係中來理解。
本書為劉紹華 在二〇一一年於美國史丹佛大學出版社發行的 Passage to Manhood :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改寫而成,該本英文書同時被收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叢書系列,而為了讓更多華人社會的讀者了解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如何不利於邊緣的獨特性吸毒者、愛滋感染者的生命無奈與尊嚴需求,以及再邊緣的年輕生命也有追求燦爛的渴望,作者便將以出版的英文書譯寫成中文,讓讀者明白諾蘇人是如何走到今日看似日益「文明」的漢化之途。
本書有四大主要的研究問題:
1.為什麼諾蘇人,尤其是利姆鄉的諾蘇人,在海洛因和愛滋問題面前顯得特別脆弱?
2.當地人的生活如何隨著毒品開展?
3.對於海洛因和愛滋這兩個如孿生的流行病,當地人又是如何因應?
4.政府部門在當地的疾病介入計畫,究竟引發什麼樣的合作或衝突?
二、涼山彞族背景介紹
「彞族」是在1950年代的民族識別計畫下的整合命名,諾蘇人與雲南、貴州等較接近的族群,整合劃分為一個由國家創造的新興民族——彝族。
漢人和諾蘇人都有編纂族譜以紀錄歷代祖先的文化習慣,然而漢人子孫只會記得近代先人,諾蘇人卻在四到六歲時,就會被嚴格要求背誦二十代,乃至三十代的系譜,這樣的家庭教育讓孩童從小明白,他們無法獨立於父母的家支(漢文化中「宗族」的意思)之外生活。簡言之,親屬關係準則主導諾蘇的道德規範、宇宙信仰、權利義務、社會階級,甚至婚姻與居住地點。而作者田野調查的所在地利姆,是典型的諾蘇社群,其擁有強勢的親屬組織及嚴格界定的社會階層。
傳統的諾蘇文化施行奴隸制度,其社會分為四個階層,分別為土司(統治者)、黑彞(貴族)、白彞(平民)、奴隸(其又分「安家娃子/鍋庄娃子」兩種等級),而在一九五〇年代之前的奴隸可能有兩類來源,一類是被黑彞或白彞擄獲為奴的漢民,另一類便是奴隸的後代。
諾蘇人的傳統生計是農牧並行、人畜共住,主要有蕎麥、玉米、馬鈴薯。綿羊、山羊是不可或缺的儀式食物與皮革來源,又以「以物易物」為最重要的傳統交易型態。
過去涼山內地不曾有過「固定市集」,少數諾蘇人(例如富有土司、黑彞及其家奴)可能曾有在涼山夷漢邊界與漢人交易鴉片的經驗,直至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施行,中國政府為了增加地方稅收,鼓勵鄉鎮村自創小規模產業,由此,利姆鄉便發展出了兩種產業,呈現出當地居民擁抱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初始過程。第一是「定期市集」、第二是「水泥工廠」,定期市集是利姆第一個正式資本主義市場,不僅有助於商品流通,更強化了貨幣的重要性。
但定期市集並非由民間社會自發建立,而是由上而下的經濟政策,目的是為了強化農村貿易,迫使過去一直以來為封閉社會的諾蘇人 須再次適應新的經濟體制,劇烈的變動深深影響了諾蘇人的道德觀、理性思考及自我認同 。
諾蘇人在短短半世紀間,經歷了三種迥異的社會生活型態,包括:一九五六年之前以氏族為基礎的獨立自主部落狀態、一九七八年之後逐漸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改革開放時期、一九五零年代開始,原本不受國家管轄,且未發展貨幣制度的諾蘇社會,被納入中國社會主義治理,接受「文明」改造,成為官方認定的少數民族之一。集體公社制徹底地將諾蘇人納入由上而下的計劃經濟之中。到了市場改革時代,新一波的現代化計畫主要目標是開發沿海省份及都會地區,以貧窮內地少數民族為主的「文明化」工程不再是重點。「文明」轉型未竟其功的諾蘇再度被貶到邊緣位置。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建國大業中,諾蘇人承受著雙重痛苦,既是「不文明」、有著奴隸制度污名的少數民族,更是「落後」的鄉民鄉巴佬。(頁:50)
三、愛滋污名
在政府介入之前,當地諾蘇人並不歧視愛滋病患,然而,「中英項目」的官員不了解當地情況,機械性地把在世界其他地區的防治計畫,橫向移植到利姆:
(一)反歧視標語反映出介入治理的規劃者自身對愛滋歧視的概念
(二)政府不明就裡擬定解決的方案顯示對諾蘇文化一貫的漠視
結果很諷刺的,原先對愛滋病沒有歧視污名的諾蘇族群,反而透過不斷強調反歧視的計畫,對此疾病產生了負面詮釋與恐懼,才開始出現了污名化現象。
後記
作為一位進入田野的人類學者,劉紹華很幸運的在研究之初便以「見鬼」一事聞名遐邇,成功取得了與當地住民隨意攀談的入場票,黃應貴在《反景入森林》中提及:「若研究者不了解當地人的信仰體系,就可能以自己的宗教分類方式來詢問與歸類,以至於無法得到適切的回答,或者,即使得到問卷結果,也無法呈現當地人的信仰狀態 」。
以此可以理解到,若劉紹華沒有與當地人建構信任、沒有徹底的了解當地人的生活系統、沒有以當地住民的文化為信仰,則無法寫出這麼好看的民族誌/報導文學,因為當作者將場域客體化時,便會如同中國官方指派的官員一般,全然的將靈異現象歸納為「封建、迷信」,而非從文化理解的角度去做出關懷理解,如此只會加劇人民的恐懼及排他性,不僅不利於官方所希望的組織化管理,更無法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最後諾蘇人迷失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衝突之中,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化下被犧牲的群體。
談到歧視不免要提到當代社會學大師高夫曼的《污名:管理受損身份的筆記》一書,污名(stigma)是一種烙印在「不正常」的人身上的印記,具有某種被社會定義為偏差的屬性。當一個人身上被發掘出具有社會所定義的偏差時,這個人所具有的完好的社會身份彷彿受到汙染,此時,原本預期的正常社會互動就會變得尷尬而難以進行。輕一點的污名有口吃、肥胖,嚴重一點的污名則包括本篇所提及的愛滋,還有其他像是精神病、殘障、癲癇、麻風。若提到歧視的群體則有同性戀、娼妓,但總的來說,「污名」也就是對身體亦或心理有缺陷的人加註標籤,而「污名化」則是往這類人身上加註標籤的過程。以需服藥來控制病情的疾病來說,在污名化的過程中 ,當事人在長期處於社會大眾的檢視下,其精神壓力早已遠遠大過於疾病本身對病患所帶來的風險 。
發生在諾蘇族群身上的愛滋污名也同樣如此,整個社會的份圍叫他們不得不向外流動,然他們卻迷失在水泥叢林裡不得而出,儘管村落裡有許多可供借鑑的案例,始終阻擋不了諾蘇青年從大山項都會區流動的盼望,我覺得這也和當代移工議題所探討的「選擇權」類似,移工來台有薪工作前,就必須先支付一筆鉅額的代辦手續費,正式來台工作的這段時間,除了高工時勞動之外,只要發生一點小意外,不僅延長存到錢的時間,更會讓將自身的負債越滾越大,遑論若身為一位家庭看護工,他/她所要面臨的是二十四小時公、私領域模糊的工作環境,甚至可能飽受雇主在言語、肢體的傷害或侵犯,不過,他們有這麼多同鄉的經驗可供參考,為什麼每年還是有這麼多新移入的外籍工作者呢?或許是因為得以擁有「掌握人生選擇權」的自由!
向外流動的諾蘇青年與跨國工作的勞工,在現實生活所剩無幾的選擇中,他們只不過勇敢的選擇了「奪回支配人生的選擇權」,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向外流動好留一個念想。
We asked for workers. We got people instead.(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
白露未晞,四季予你。偷每天一點點的時光消磨,在時鐘的硯盤裡,把心血滴盡。
我是予晞,我們下段旅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