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迷失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的四川諾蘇人
前言
《我的涼山兄弟》這本醫療民族誌，由任職於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一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的劉紹華所撰寫。
本書前四章敘述了整個大中國的歷史背景與現代化進程如何交織影響著在共產黨全面執政以前仍遺世獨立的諾蘇人——四川省涼山州昭覺縣利姆鄉——涼山彞族。「彞族」是在1950年代的民族識別計畫下的整合命名，諾蘇人與雲南、貴州等較接近的族群，一同整合劃分為「彝族」，成為一個由國家創造的新興民族。
而很諷刺的是，在中國政府藉由中英計畫介入利姆鄉之前，當地諾蘇人並不歧視愛滋病患，反而因為透過不斷反歧視的斗大標語如「遠離毒品」、「預防愛滋病」、「潔身自好」等，令諾蘇族群對此疾病開始產生了負面詮釋與恐懼，才開始出現了污名化現象。
《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作者：劉紹華
出版社：群學
出版日期：2013/01/21
大事記
〔鴉片戰爭〕1840年
〔清廷禁鴉片〕1906年
〔民族識別計畫——整併彝族〕1950年代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
〔改革開放〕1978年（從而使得諾蘇新一代青年對世界的想像空間一瞬間擴大）
〔利姆傳出首例因毒品注射不當而引發的愛滋感染〕1997年
〔組織無疆界醫師〕1998-2000年（中國政府展開對利姆的愛滋調查與介入）
〔中英項目〕2001-2006年（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合作，成立疾病防治計畫點）
〔利姆田野調查〕2002-2011年
一、研究背景與書籍介紹
劉紹華在進入田野之初的研究議題為：當地人如何對抗海洛因和愛滋的過程。而在實際進入田野後，則擴大了研究分析的範圍：將個體經驗放在「青春世代」、「諾蘇社會」和「國家政治經濟改革」等三方的關係中來理解。
本書為劉紹華在二〇一一年於美國史丹佛大學出版社發行的 Passage to Manhood :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改寫而成，該本英文書同時被收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叢書系列，而為了讓更多華人社會的讀者了解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如何不利於邊緣的獨特性吸毒者、愛滋感染者的生命無奈與尊嚴需求，以及再邊緣的年輕生命也有追求燦爛的渴望，作者便將以出版的英文書譯寫成中文，讓讀者明白諾蘇人是如何走到今日看似日益「文明」的漢化之途。
本書有四大主要的研究問題：
1.為什麼諾蘇人，尤其是利姆鄉的諾蘇人，在海洛因和愛滋問題面前顯得特別脆弱？
2.當地人的生活如何隨著毒品開展？
3.對於海洛因和愛滋這兩個如孿生的流行病，當地人又是如何因應？
4.政府部門在當地的疾病介入計畫，究竟引發什麼樣的合作或衝突？
二、涼山彞族背景介紹
「彞族」是在1950年代的民族識別計畫下的整合命名，諾蘇人與雲南、貴州等較接近的族群，整合劃分為一個由國家創造的新興民族——彝族。
漢人和諾蘇人都有編纂族譜以紀錄歷代祖先的文化習慣，然而漢人子孫只會記得近代先人，諾蘇人卻在四到六歲時，就會被嚴格要求背誦二十代，乃至三十代的系譜，這樣的家庭教育讓孩童從小明白，他們無法獨立於父母的家支（漢文化中「宗族」的意思）之外生活。簡言之，親屬關係準則主導諾蘇的道德規範、宇宙信仰、權利義務、社會階級，甚至婚姻與居住地點。而作者田野調查的所在地利姆，是典型的諾蘇社群，其擁有強勢的親屬組織及嚴格界定的社會階層。
傳統的諾蘇文化施行奴隸制度，其社會分為四個階層，分別為土司（統治者）、黑彞（貴族）、白彞（平民）、奴隸（其又分「安家娃子/鍋庄娃子」兩種等級），而在一九五〇年代之前的奴隸可能有兩類來源，一類是被黑彞或白彞擄獲為奴的漢民，另一類便是奴隸的後代。
諾蘇人的傳統生計是農牧並行、人畜共住，主要有蕎麥、玉米、馬鈴薯。綿羊、山羊是不可或缺的儀式食物與皮革來源，又以「以物易物」為最重要的傳統交易型態。
過去涼山內地不曾有過「固定市集」，少數諾蘇人（例如富有土司、黑彞及其家奴）可能曾有在涼山夷漢邊界與漢人交易鴉片的經驗，直至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施行，中國政府為了增加地方稅收，鼓勵鄉鎮村自創小規模產業，由此，利姆鄉便發展出了兩種產業，呈現出當地居民擁抱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初始過程。第一是「定期市集」、第二是「水泥工廠」，定期市集是利姆第一個正式資本主義市場，不僅有助於商品流通，更強化了貨幣的重要性。
但定期市集並非由民間社會自發建立，而是由上而下的經濟政策，目的是為了強化農村貿易，迫使過去一直以來為封閉社會的諾蘇人須再次適應新的經濟體制，劇烈的變動深深影響了諾蘇人的道德觀、理性思考及自我認同。
諾蘇人在短短半世紀間，經歷了三種迥異的社會生活型態，包括：一九五六年之前以氏族為基礎的獨立自主部落狀態、一九七八年之後逐漸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改革開放時期、一九五零年代開始，原本不受國家管轄，且未發展貨幣制度的諾蘇社會，被納入中國社會主義治理，接受「文明」改造，成為官方認定的少數民族之一。集體公社制徹底地將諾蘇人納入由上而下的計劃經濟之中。到了市場改革時代，新一波的現代化計畫主要目標是開發沿海省份及都會地區，以貧窮內地少數民族為主的「文明化」工程不再是重點。「文明」轉型未竟其功的諾蘇再度被貶到邊緣位置。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建國大業中，諾蘇人承受著雙重痛苦，既是「不文明」、有著奴隸制度污名的少數民族，更是「落後」的鄉民鄉巴佬。（頁：50）
三、愛滋污名
在政府介入之前，當地諾蘇人並不歧視愛滋病患，然而，「中英項目」的官員不了解當地情況，機械性地把在世界其他地區的防治計畫，橫向移植到利姆：
（一）反歧視標語反映出介入治理的規劃者自身對愛滋歧視的概念
（二）政府不明就裡擬定解決的方案顯示對諾蘇文化一貫的漠視
結果很諷刺的，原先對愛滋病沒有歧視污名的諾蘇族群，反而透過不斷強調反歧視的計畫，對此疾病產生了負面詮釋與恐懼，才開始出現了污名化現象。
後記
作為一位進入田野的人類學者，劉紹華很幸運的在研究之初便以「見鬼」一事聞名遐邇，成功取得了與當地住民隨意攀談的入場票，黃應貴在《反景入森林》中提及：「若研究者不了解當地人的信仰體系，就可能以自己的宗教分類方式來詢問與歸類，以至於無法得到適切的回答，或者，即使得到問卷結果，也無法呈現當地人的信仰狀態」。
以此可以理解到，若劉紹華沒有與當地人建構信任、沒有徹底的了解當地人的生活系統、沒有以當地住民的文化為信仰，則無法寫出這麼好看的民族誌/報導文學，因為當作者將場域客體化時，便會如同中國官方指派的官員一般，全然的將靈異現象歸納為「封建、迷信」，而非從文化理解的角度去做出關懷理解，如此只會加劇人民的恐懼及排他性，不僅不利於官方所希望的組織化管理，更無法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最後諾蘇人迷失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衝突之中，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化下被犧牲的群體。
談到歧視不免要提到當代社會學大師高夫曼的《污名：管理受損身份的筆記》一書，污名（stigma）是一種烙印在「不正常」的人身上的印記，具有某種被社會定義為偏差的屬性。當一個人身上被發掘出具有社會所定義的偏差時，這個人所具有的完好的社會身份彷彿受到汙染，此時，原本預期的正常社會互動就會變得尷尬而難以進行。輕一點的污名有口吃、肥胖，嚴重一點的污名則包括本篇所提及的愛滋，還有其他像是精神病、殘障、癲癇、麻風。若提到歧視的群體則有同性戀、娼妓，但總的來說，「污名」也就是對身體亦或心理有缺陷的人加註標籤，而「污名化」則是往這類人身上加註標籤的過程。以需服藥來控制病情的疾病來說，在污名化的過程中，當事人在長期處於社會大眾的檢視下，其精神壓力早已遠遠大過於疾病本身對病患所帶來的風險。
發生在諾蘇族群身上的愛滋污名也同樣如此，整個社會的份圍叫他們不得不向外流動，然他們卻迷失在水泥叢林裡不得而出，儘管村落裡有許多可供借鑑的案例，始終阻擋不了諾蘇青年從大山項都會區流動的盼望，我覺得這也和當代移工議題所探討的「選擇權」類似，移工來台有薪工作前，就必須先支付一筆鉅額的代辦手續費，正式來台工作的這段時間，除了高工時勞動之外，只要發生一點小意外，不僅延長存到錢的時間，更會讓將自身的負債越滾越大，遑論若身為一位家庭看護工，他/她所要面臨的是二十四小時公、私領域模糊的工作環境，甚至可能飽受雇主在言語、肢體的傷害或侵犯，不過，他們有這麼多同鄉的經驗可供參考，為什麼每年還是有這麼多新移入的外籍工作者呢？或許是因為得以擁有「掌握人生選擇權」的自由！
向外流動的諾蘇青年與跨國工作的勞工，在現實生活所剩無幾的選擇中，他們只不過勇敢的選擇了「奪回支配人生的選擇權」，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向外流動好留一個念想。
We asked for workers. We got people instead.（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
白露未晞，四季予你。偷每天一點點的時光消磨，在時鐘的硯盤裡，把心血滴盡。
我是予晞，我們下段旅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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