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關係法〉與〈台北和約〉的綜合理解　■陳儀深

【Remark】

本 文是陳 教授2009.04.17在自由〈台灣關係法〉今昔-和平才是基調文章的修正，因作者感覺自由刊載之文經刪動且改了標題，略感失焦，特將原文重刊。

 

〈台灣關係法〉與〈台北和約〉的綜合理解　■陳儀深

    最近因為紀念台灣關係法三十週年，本土派政論家提出一些很重要的問題或觀點，例如雲程先生從一九四九、一九七九、二○○九的流變問：三十年的「政策節奏感」是巧合還是有影？賴怡忠先生則是批評卜睿哲對〈台灣關係法〉的詮釋，竟把法律條文視為隨時間而改變的政策，而且把台灣民主所帶來的認同與自決，視為干擾彼此關係的主因。

    另一方面，馬英九總統佔了便宜還賣乖，無視於明顯失衡的台美中關係，在紀念會上宣稱他上任後台灣不再是麻煩製造者，而是區域和平促進者，接著還推銷他堅持要簽署ECFA的理由。比較有理論對話意涵的，倒是馬政府的國史館在台北賓館重現「中日和約」（台北和約）簽約場景的展覽，國史館館長林滿紅宣稱，根據該項和約可為台灣追求最大利益、可作為確立台澎主權歸屬中華民國的基本論述。

    林館長的論述與傳統國民黨不同之處，在於承認戰後台澎地位未定，以及一九五二年中華民國取得台澎主權是新的開始，頗有中華民國（在台灣）獨立的味道。但是，她無法回答的是（一）〈台北和約〉的背景是當時舊金山和會未邀請中方代表，而韓戰發生之後美國有意不在〈舊金山和約〉講明台澎歸屬，〈台北和約〉只能根據而不能超出〈舊金山和約〉；（二）根據一九五一年日本國會議員與外務省官員的詢答，日本是以中華民國（政府）正統治台澎的現實為基礎來締結雙方種種關係，台澎主權歸屬則是同盟國間才能決定的問題；（三）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以後，〈台北和約〉已經失去意義。

    應知，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蔣介石）代表團被趕出聯合國之前，胥賴美國的支持才得以在聯合國代表中國，而美國畢竟在一九七八年與中華民國「斷交、廢約、撤軍」，從一九七九年開始以「台灣關係法」規範美台關係，這才是至今還活著的、關鍵性的文件，否則何不強調一九五四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更見中華民國的偉大？不過，〈台灣關係法〉制訂之際的首要任務是維護台灣安全免受中共威脅，連「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都會被美國嚴重關切，另一方面當時還是國民黨戒嚴高壓統治，所以該法強調「維護及促進所有台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如今時移勢易，美國官方的主流意見認為「中國崛起」造成美中兩國「分享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加」，一九七九年尚未浮出檯面的「趨獨」主張在二○○○年以後竟逐漸被列入「和平及安全的威脅」。

    總之，〈臺灣關係法〉雖然不可能如陳前總統曾經誇大解讀那樣作為獨立的證據，但是它強調台灣前途必須以和平方式決定，實在是延續〈舊金山和約〉的「保護性的未定論」立場。吾人認為法律確實不應該淪為改來改去的政策，所謂美國利益除了短期的商業以及免於戰爭，更要包括長期的民主人權價值；而台灣人沒有悲觀的權利，說服美國之道應在於「從直覺抗議的草莽層次」提昇到政策管理層次，不論民進黨或台灣派社團皆應負起責任。（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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