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制度設計中哪個制度最成功
漢武帝的財政制度。
到現在它們依然深刻影響中國社會。
我們現在只要看到兩國開戰，就習慣性地通過對比戰爭雙方的綜合國力，來預判勝負。
實際上，戰爭的成敗，取決於統治者將國家資源集中起來，轉化爲暴力的能力，不見得誰綜合國力強、紙面力量優，誰贏面就大。
比如宋朝，論綜合國力，科技水平，怎麼都比周邊的少數民族強，但爲什麼愣是被打得找不到北呢？
就是因爲趙宋官家失去了對國家資源的掌控，人口雖衆，物資雖豐，但財政能力低下，無法把經濟資源集中起來轉化爲軍隊的戰鬥力。
相反的例子是漢武帝統治時期的漢朝，同樣作爲中原漢人建立的政權，漢軍四面出擊，「雖遠必誅」，北面打匈奴，南面平百越，東面搞定東甌並跨過渤海打服朝鮮，西面開通西域又幾番遠征樓蘭、車師。
爲什麼漢武帝可以這樣連續不斷地打大仗？
首先肯定是有足夠強的社會控制力，不然老百姓憑什麼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過，替他上戰場賣命？
其次是有足夠強大的財政，因爲打仗是個燒錢的項目，「大炮一響，黃金萬兩」，從戰前的動員準備，到戰時的物資補充和轉運，再到戰後的封賞和安置，每一步燒掉的錢，都是天文數字。
而且漢武帝不光打仗燒錢，這位老兄還是出了名的好大喜功，大興土木、周遊巡幸、封禪泰山等面子工程，一個都沒落下，錢更是燒了無數。
於是問題就來了：
1）漢武帝是怎樣做到「集中力量幹大事」的？
2）他又是如何搞錢的，以至於年年都有錢燒？
3）他的財政制度到底是怎麼設計的，何至於到現在依然深刻影響中國社會？
古今中外，所有的統治者都最關心兩件事：
1）打造一個控制力強的政府，可以調動最多的資源，幹最想幹的事；
2）建立一套可靠的財政系統，來維持這個政府的運行。
漢武帝最想幹的大事，無疑是「雖遠必誅」——
把匈奴徹底打服，建立萬世景仰的不朽功業！
從周朝開始，遊牧民族就一直是中原政權的夢魘，千萬不要以爲他們所製造的麻煩僅僅是掠奪邊境，對於漢朝這樣剛剛完成大一統的王朝來說，「匈奴帝國」作爲最強的一股「境外勢力」，他們還是王朝內部分裂分子的倚仗，不管是漢初韓王·信、燕王盧綰的叛亂……還是後來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都有匈奴人的參與甚至煽動。
因此，打爆匈奴，既有外部安全的要求，也有內部穩定的考量。
漢朝剛建立那會兒，高祖劉邦就打過一次，結果鬧了個「白登之圍」，差點回不來。
高祖死後，惠帝繼位，呂后掌權。
呂后做夢都想打匈奴，不光因爲她老公被欺負過，她自己也被匈奴人欺負慘了。
冒頓單于曾給她發過消息，語氣輕慢地說：「我想到你家玩玩，既然你單身，我也單身，咋倆湊合過得了……」
這可真是奇恥大辱，「雖遠必誅」固然解恨，但建國之初的大漢，國力衰微，民生凋敝，皇宮甚至窮得連四匹相同顏色的馬都湊不齊，大臣也只有牛車可供代步……貿然和全勝時期的匈奴硬剛，無異於以卵擊石。
呂后終究不是慈禧，幹不出「向列強宣戰」的蠢事，選擇了忍氣吞聲、委曲求全。
但這股怒氣算攢下了。
後來的文帝和景帝，延續了漢初「無爲而治」、「休養生息」的基本國策，漢朝國力暴漲：
隨着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漢朝內部的分裂勢力也被按到了地上，可以說，漢武帝接盤大漢政權的時候，局面是前所未有的好。
那是不是就可以打匈奴了呢？
遠遠不夠！
一是諸侯王們雖然搞不動分裂了，但中央卻未必能指揮得動他們。
這些人開府建衙，在地方搞自治，雖然軍事上被削了又削，但仍然擁有獨立的行政班子和財政體系。
漢武帝要對強大的匈奴發動國戰，就必須要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不可避免會對諸侯國進行徵發，諸侯王們固然沒有明着拒絕詔令的膽子，但消極應付或藉機搜刮的膽子，不光有，還很大。
所以光是軍事上讓諸侯服帖還不夠，必須要收回他們的自治權，最好是奪其國抄其家，直接將諸侯封地納入中央的控制範圍。
二是漢初的「無爲而治」，給帝國財政留下了巨大隱患！
漢武帝接手初期的大漢王朝，乍看上去，綜合國力很強，但其實內部問題很多，貧富分化嚴重。
「無爲而治」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場」思維，非常符合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特徵
，尤其是漢文帝，這位千古帝王的典範，道德聖君的楷模，把輕徭薄賦、寬厚節儉發揚到了極致，他不僅開創性地把土地稅由十五稅一減到三十稅一，甚至有十三年是直接免收土地稅的，這不能不說是仁政吧？
仁嗎？
看你站誰的立場，如果你是地主土豪，政府免你的地產稅，你當然覺得是仁政。
但政府是不創造財富的，必須收稅，不然就運轉不了。
而所有的稅，從大類上分，都是兩種：
1）財產稅；
2）人頭稅。
有人說：「不對，還有商業稅！」
商業稅比如消費稅、關稅，最終都會納入價格，由消費者承擔，歸根結底還是人頭稅。
財產稅具有累進性，所以好處很明顯，那就是公平、公平，還是™的公平。
又由於財產稅是富人稅（富人才有財產），所以壞處也很明顯——徵收難度大！
一方面是在古代財產評估難、確權難。
要徵土地稅，得先知道田地的面積多大，產出多少，主人是誰，對吧？
但漢朝那會兒，識字的都沒幾個，又有幾個人具備丈量土地這樣的高級技能呢？要知道田地的形狀可不規則，而且還有熟地和貧地的區別，以及不同作物，不同經濟效益的區別，總之就是複雜得一匹。
但最主要的，還是田連阡陌的大地主會對抗徵稅，他們和地方官僚同氣連枝，或隱匿財產，或阻礙中央核田，在「小政府」的狀態下，中央幾乎拿他們沒辦法。
漢文帝之所以一再減免田賦，除了他是仁君，我更願意相信是他默認了無法徵收土地稅的現實。
再說了，三十稅一具體要怎麼執行？你怎麼知道趙地主家今年打了多少糧食，該交多少稅？
佔有土地不用交稅，還可以躺着收租，如果你是先富起來的人，你會不會搞土地兼併？
肯定會嘛！
就像現在的房子，由於沒有持有成本，誰還不想多買幾套用來收穫穩穩的幸福呢？
更嚴重的是，漢朝的土地一開始就分配不均！
高祖打下江山後，根據二十級軍功爵位從高到低，依次分給手下人土地和宅地，爵位最高的是列侯，原則上可以分到的宅地是105（宅），田地則是沒有限制，爵位最低的叫公士，也會有宅地1.5（宅），大約是2500平，田地1.5頃，也就是1500畝。
高祖是不是很慷慨？分配是不是很公平？
就因爲太慷慨了，把餅畫得太大，大到整個國家都盛不下！
因爲整個國家都沒有那麼多地，就只能有些人分，有些人不分。
哪些人分呢？自然是官大的人！
哪些人不分？必然是沒有政治話語權的人！
「嘮點歷史」在《帝國財政》這一節中，舉過這麼一個例子：
你問爲什麼可以這麼幹？
因爲地就歸他來分，他肯定先分給自己家和親戚家，人之常情吧？
而且人家還是按高祖的規定辦事的，你能說什麼？你敢說什麼？
官僚有特權，本就容易聚斂財富，還在一開局就多分田地，buff疊滿了屬於是，再加上土地的持有成本之低和「無爲而治
」
，大漢朝廷的一系列操作，就相當於支了個喇叭，鼓勵權貴們搞土地兼併。
財產稅收不上來，公共開支、官僚薪俸以及宗室消費，就全靠人頭稅。
人頭稅的好處是徵收方便。
舉個例子，通過商業活動徵收的
「間接人頭稅」
，由於含在商品價格中，披着買賣自由的外衣，相對於直接徵收的稅，老百姓的痛感要低得多。
直接徵收的人頭稅也比土地稅好收得多，編戶籍、數人頭就行，普通平民也沒法像地方豪強一樣抗稅。
但人頭稅的缺點也很明顯——因爲無差別徵收且沒有累進性，
所以人頭稅是窮人稅，或者說是勞動稅
，其結果就是加劇社會不平等，打擊勞動積極性。
漢朝的「人頭稅」名目繁多，包括口賦、更賦、徭役、兵役……有些要求出力，有些則要求出錢。
財產稅少收，人頭稅多收的結果，就是貧富分化擴大！
所以有理由相信，
高、呂、文、景之後的「天下大治」是有水分的——漢朝的GDP總量固然很可觀，但大多數平民階層應該是「被平均了
」。
文帝時期的名臣賈誼在其著作《時變》中寫道：
在《憂民》中寫道：
賈誼這號人要活到現在，「公知」的帽子是逃不掉的——別人都在歌頌盛世，他倒好，非得給「文景之治」抹黑。
啥意思呢？他前面是說，現在的國家出了問題，官僚和貴族想的不是先富帶動後富，而是大量兼併土地，這些人生活奢靡，用超出需求的財富互相攀比……社會風氣墮落到笑貧不笑娼，當官的要是不以權謀私的話，都會被人笑話……
後面是說，漢朝建國三十年，底層百姓還是窮得叮噹響，青黃不接的時候，如果不向富人借貸，就只能餓肚子，碰到天災的話，更是要變賣家業甚至賣兒賣女。不下雨，憂心收成，下雨，又憂心天災。
另一位治世名臣晁錯也給文帝上書說：
晁錯的話跟賈誼差不多，但意思更直接，大意是農業勞動者生活辛苦，收益卻很少，還要承擔賦稅，而富商大賈勾結貴族和官吏，囤積居奇，投機炒作，不事生產卻獲利豐厚，生活奢華，這是食利者在侵奪勞動者的生存空間啊！
總之，漢初經過休養生息，國家確實富了起來，但富得並不均勻，豪門貴族奢靡無度，平民百姓艱難求生，漢武帝看似拿着一手好牌，然而國力分散在權貴手中，他們自恃特權抗拒稅收，拒絕承擔國家義務。
也就是說，漢朝國力雖強，但無法被集中起來，如果不能對豪門貴族進行有效徵發的話，僅靠平民階層的人頭稅和勞動稅，不可能有足夠的人力物力來維持對外的長期戰爭。
要想對豪門貴族徵稅，就必須先廢掉他們的行政和財政特權，把一切權力收歸中央。
也就是說，漢武帝的首要任務，是集權！
集權，就要奪權。
奪權就意味着得罪人，搞得太激進，一時間得罪的人太多，他們就可能串聯起來另立一個皇帝，所以「溫水煮青蛙」、「拉一派打一派」，是必要的政治智慧。
如果你是漢武帝，你一看朝堂上不是宗藩外戚，就是功臣勳貴，這些人交相掌權，明面上對你三跪九叩，私下裏自恃根基深厚，把你說的話當放屁，而地方上更是一大堆六國遺脈和地頭豪強，你怎麼搞？
韜光養晦、逐個擊破，對吧？
漢武帝也是這麼想的，他首先下手的對象，是軍事上被打殘，但政治上仍有自治特權的諸侯王。
諸侯王屬於歷史遺留問題，因爲古代信息交通不便，統治者的權力觸角能夠延伸到的地方很有限，所以一開始採取的是
「分封制」
，即天子控制京畿，其他的土地分封給諸侯，一家管一塊。
這麼做的後遺症，歷史上都學過，就是諸侯會坐大，然後就誰也不服誰。
後來秦始皇一掃六合，用郡縣代替分封，試圖把中央的控制擴展到全境。
但事實證明他的控制並不嚴密，像張良這樣三世爲相的家族，竟然能在他眼皮底下策劃刺殺，而且事後還能逃之夭夭，項羽他們一家也在到處搞串聯……也就是說，秦國變秦朝後，推廣開來的郡縣制和保甲制，只是方案很理想化，在執行上則處處是漏洞。
果然，秦末一亂，六國貴族紛紛復起。
項羽打贏了滅秦之戰後，又回到了
「分封制」——
他自己當霸主，分封其他軍事骨幹和六國舊貴族爲諸侯。
難道他不想搞中央集權麼？並不是，是他知道集權不了。
一是他無法掌控更大的地方；二是舊貴族根基深厚，在地方擁有很強的統治慣性。
劉邦作爲漢朝的開國皇帝，擁有「存亡定危，救敗繼絕」的個人威望，他吸取了秦始皇和楚霸王的教訓，步步爲營地謀劃殺功臣、削諸侯，並定下《白馬之盟》，約定
「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
。
這就厲害了，相當於重新制定了一套權力分配方案——
最高統治權由老劉家壟斷，而地方治理權，則按「功績」進行分配。
功績由誰評定？官爵由誰來封許？
自然是皇帝！
這樣一來，國家的地方統治權，就逐漸從六國舊貴族，集中到了劉姓皇族手中。
但劉邦失算的是，同姓王跟異姓王一樣不靠譜。
漢文帝在位時，對地方充分放任，諸侯國趁機猥瑣發育，吳王劉濞就是個典型，他的封地礦產豐富，富得流油，他甚至可以通過減免稅收來邀買民心……時間一長，吳王就飄了——都姓劉，憑啥皇帝不能是他？
所以道理就是，諸侯只要坐大，甭管姓什麼，都會威脅中央。
於是在漢景帝時期，爆發了著名的「七國之亂」。
我們說，
暴力是一切權力的基礎
，任何權謀機變，都不如軍事懾服直接有效——隨着漢景帝武力平定諸侯王的叛亂，漢朝中央在軍事上形成了對諸侯國的碾壓格局，這爲後來的政治改革贏得了操作空間。
接棒的漢武帝則採取了「軟硬兼施」的兩招，
「軟」招叫「推恩」——以前諸侯王去世後會把爵位和封地傳給嫡長子，地盤和title都不變，但現在則要均分給各個孩子，爵位必須限制在侯及以下，這樣一來，客觀上就造成了諸侯國的「分裂」和「縮小」，從而變得更容易控制。
「硬」招，就是找藉口直接奪國——漢武帝曾以諸侯王所獻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兩不足爲由，廢掉了佔當時半數之多的106位列侯（《漢書·武帝紀》）。
至此，諸侯王問題就算落聽了，「廢分封，立郡縣」原本是秦國的制度創新，但直到漢武一朝才真正得到貫徹，自此之後，封國被郡縣代替，地方主官也不再是諸侯王的家臣，而是由中央選派的官員。
除了諸侯，地方上還有另外兩類人，他們霸佔經濟資源，隱匿人口，逃避稅收，對抗政府徵發。
這些人就是「門閥」和「遊俠」，用現在的話講，應該叫「鄉賢」和「黑惡團伙」。
《漢書》形容他們是「權行州域，力折公侯」。
他們的存在，必然是漢武帝所不能容忍的帝國效率的損失
。
對待樹大根深的豪強，漢武帝採取了嚴苛的強制遷徙令，迫使他們離開根基之地，且不得族居，也就是著名的「遷茂陵令」：
而對待流動性較大又一呼百應的「遊俠」，漢武帝就大量任用「酷吏」擔任地方官，以殘暴嚴酷的刑罰進行鎮壓。
此外，漢武一朝還發明瞭刺史制度，相當於中央巡視組，專門用來強化對地方官員的監督和掌控，如此，
中央便徹底實現了對地方的直接控制
，這可是連秦始皇都未竟的事業。
但還不夠，漢武帝想要的，是整個帝國他一個人說了算——他還要把行政權力向皇權集中，這樣纔可以政令通達，令帝國機器如臂指使。
從法理上講，漢朝中央政府的話事人，應該是宰相，也就是三公。
三公之下是九卿，即各部門管事的。
也就是說，皇帝是董事長，掌握着帝國的所有權，宰相是CEO，掌握着帝國的執政權，即主權在君，治權在相
。
皇帝雖然高高在上，卻並不是政府，宰相纔是政府（易中天《漢武的帝國》）。
理是這麼個理，但在精明強幹、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眼裏，宰相不是幫手，而是掣肘，他必須要削弱相權，把宰相變成皇帝詔令的執行者。
武帝奪權的辦法，是設立「內朝」，以壓制「外廷」的三公九卿。
具體地說，就是在皇權決策層周圍安插「自己人」，或重用內臣，或破格提拔私人顧問，單獨建立一套完全屬於自己的班底。
比如大司馬這一職位，一開始是武帝祕書處（尚書）的辦公室主任，由於親近皇帝，能隨時聽候召見，還能代擬聖旨，又信息靈通，外朝宰相根本無法抗衡。
我們仔細觀察漢武帝的集權過程，會發現他有一條完整且清晰的邏輯脈絡：
1、先軍事後政治
。
暴力是一切權力的基礎，也是一切社會規則的元規則，只有在軍事懾服的前提下，改革者纔有從容調整權力分配的可能。
2、先地方後中央。
先集地方之權於中央，再集中央之權於皇帝。
這是「拉一派打一派」和「逐個擊破」的智慧運用，也是漢武帝給後世改革家所上的實用的一課。
現在漢武帝集地方和中央的軍事及行政大權於一身，是不是就可以孤注一擲馬踏匈奴了呢？
還不行，他還需要設計出一套財政系統，從而把抽血泵插進帝國的每一寸肌膚，最大限度地攫取經濟資源，來餵養帝國的征伐機器。
漢武帝一通操作之後，郡縣代替了分封，帝國官僚代替了世襲貴族，俸祿制代替了世卿世祿制。
也就是說，皇帝掌握了中央及郡縣官員的任免權，但同時也背上了給他們發工資的義務。
這就叫作「行政成本」，是集權所必須支付的代價。
前文提到，武帝時期，
土地兼併嚴重，一定程度上造成稅源枯竭
，再加之政府規模擴張，財政供養人員大增，而且還在持續性地對匈奴用兵，所以武帝所面臨的財政狀況其實相當困難。
爲了解決財政問題，漢武帝不得不進行財政擴張，問題是如何擴張？
翻譯翻譯就是，發工資、打仗，都要錢，錢從哪來？
古代官府搞錢的手段，整體上看，可分爲兩類：
一類是臨時性的舉措，包括但不限於勸捐、罰款，和賣官鬻爵；
另一類是制度性的舉措，包括但不限於收稅、印鈔、以及官營企業的利潤。
一般來說，臨時性舉措多是政府突然碰到亟需花錢的項目，比如戰爭、天災，不得已而採取的財政擴張手段。
漢朝對匈奴的戰爭，是典型的持久戰、消耗戰，國庫掏空了，漢武帝就把原本供皇室花銷的小金庫（少府）併入了國家財政體系，也就是把私房錢補貼給了國家。
武帝心想，他都帶頭捐款了，其他人該有樣學樣吧，於是就搞起了「勸捐」，這是一種很文明的徵收手段，不外乎就是對你宣傳「沒有國哪有家」，讓你心甘情願把錢掏出來。
有沒有人掏呢？
還真有，一個叫卜式的愛國商人，就把一半家產捐給了國家。
漢武帝立刻將之立爲典型，封官恩賞，不在話下，就差評他一個「感動大漢年度人物」了。
然而有覺悟的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都是不見兔子不撒鷹——並不想聽你唱「聽我說謝謝你」，他花了錢，就要換回點實在東西，比如特權、爵位……
於是漢武帝開發出了一套「武功爵」系統，明碼標價，童叟無欺，既可以曲線當官，也可以抵刑降罪，還可以轉賣，是不是覺得很有創意？
但爵位這個東西，如果批量銷售，就爛大街了，很快就賣不動了，而且賣官鬻爵，歷來就爲文人士大夫所不齒，動不動就被史書批評爲「亂政壞法」。
隨着漢匈漠北決戰時刻的到來，山東又突遭大水，貧民流徙，國用不足，武帝必須要想出新辦法搞到更多的錢。
從哪裏可以搞到錢呢？
自然是誰有錢又好欺負，就搞誰的錢！
誰有錢？
商人有錢！
在漢朝，商人有錢卻沒地位，大致相當於中世紀的猶太人，十足的冤種奶牛，政府但凡缺錢，就從宗教角度找個藉口，薅這些異教徒羊毛。
漢武帝這種霸道皇帝，自然不屑於找藉口，他直接頒佈法令，開徵財產稅，即著名的「算緡令」！
算是貨幣單位，1算=錢120文；
緡是串錢的繩子，一串即一貫，也就是1000錢。
算緡令規定，商人的財產，每兩緡抽稅一算;手工業者的財產，每四緡抽稅一算。
後來又開始收車船稅，規定除官吏、三老（掌教化的鄉賢）和戍邊騎兵外，凡有軺車的，一乘抽稅一算，商販的車翻倍；五丈以上的船抽稅一算。
你肯定會想：「這些商人會老老實實上報資產並交稅麼？」
當然不會，《史記·平準書》說：「富豪皆爭匿財」，所以必須要給點顏色看看。
朝廷破解的辦法叫「告緡」，即鼓勵羣衆對呈報不實的人進行舉報，一經查實，違規者罰放戍邊並沒收財產，告發者獲得抄沒財產的一半。
本來漢朝就貧富分化嚴重，民間仇富風氣盛行，「奉旨舉報」的命令一下，羣衆熱情高漲，爭相告緡，中等以上的富人家庭，大部分都被告破產了，官方沒收了上億的財產和成千上萬的奴婢，查抄土地更是無數。
但罰沒收入即使再多，也都是臨時性的，然而對匈奴的戰爭卻是持續性的消耗，所以漢武帝必須要進行財政制度的結構性改革，以找到穩定的持續性財源。
漢武帝財政改革，大致分爲以下四類：
1）超發貨幣
2）鹽鐵官營
3）酒類專賣
4）均輸平準
一樣樣聊。
超發貨幣在紙幣時代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漢朝時還沒有紙幣，那時候的錢，不是金屬就是實物，沒有超量的礦產、穀物和布匹等物資，怎麼超發？
其實超發貨幣的本質，永遠都是幣值下降
。
比如以前五毛錢買一個包子，現在要兩塊五，就相當於幣值貶了80%。
在紙幣被髮明之前，古代官府超發貨幣的辦法，不是「鑄大錢」就是「鑄小錢」。
原理很簡單，就拿「鑄大錢」來說，假設現在市面流通的是「一銖錢」，朝廷收上來10枚一銖錢，融了，鑄成一枚「百銖錢」，官宣兌換比例爲1百銖錢=100一銖錢。
這就相當於超發了90錢。
「鑄小錢」也不復雜，就是收上來10枚一銖錢，融了，鑄出了20枚更小的錢，但也當一銖錢使，相當於超發了10錢。
剛開始，老百姓還不明所以，老老實實按官府要求的比例兌換，但時間一長，大家都知道新錢不如舊錢值錢，就會抵制新錢。
你拿着一枚百銖錢，想當100個一銖錢使，但商家不幹，人家只認可那玩意頂10個一銖錢，這就是古代的通貨膨脹，原來1個百銖錢可以買100個饅頭，現在只能買10個了。
但是政府發行新幣和羣衆發覺新幣變毛之間，有個時間差，所以這事對缺錢的官府還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副作用也很大：
首先，一旦有人發現10個一銖錢可以鑄成1個百銖錢，並能當100個一銖錢使時，900%的利潤會讓盜鑄者趨之若鶩，民間的投機商人就會大量回收舊幣，鑄成新幣，然後市場上就沒有舊的一銖錢了，全是名不副實的
百銖錢，這就叫「劣
幣驅逐良幣」。
其次，經濟會嚴重「脫實向虛」，
種地哪有鑄幣來錢快呀
，時間一長，種地的人就越來越少，國家根基便會動搖。
再次，貨幣失去了信用，百姓啥也不信，商業活動下降，宏觀經濟遭受打擊，照樣影響政府收入。
所以超發貨幣這種斂財行爲，確實能快速且輕易地搞到錢，但長期看，是自掘墳墓。
基於上述邏輯，漢武帝一開始的貨幣改革是非常失敗的，完全是爲了應付戰爭帶來的財政危機而進行的斂財性質的超發。
比如鹿皮幣，就是一種白鹿皮做的墊子，強制作價40萬錢；白金幣，是在銀裏面摻錫，也是作價奇高的「鑄大錢」行爲，以及同時期推行的更鑄三銖錢、新鑄五銖錢、赤仄五銖錢，都被玩成了「一次性」貨幣——只薅了一輪羊毛，就氾濫成災了。
漢武帝很頭疼，如果中央政府的錢不能通行全國，那他就無法通過發行貨幣來集中經濟資源，也無法長期徵收「通脹稅」。
事實證明，專業的事，還得由專業的人來幹。
公元前113年，史上最著名的財政大臣（沒有之一）桑弘羊上線，他主持了新一輪的貨幣改革：
一是鑄幣權徹底收歸中央，嚴禁民間和豪強私鑄；
二是改進了防僞技術，使得盜鑄成本變高
（假如造10萬假幣要花掉20萬，不就沒人願意造假了麼？）。
自此，西漢終於實現了貨幣穩定，隨之而來的經濟穩定，不僅給國家創造了源源不斷的稅收，也爲漢武帝其他的經濟改革，奠定了基礎。
漢武帝的改革還有哪些呢？
首當其衝的就是「鹽鐵官營」。
「鹽鐵官營」的歷史地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其在國家財政中的分量和運作方式，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土地財政」。
因爲土地有債務創造的能力，而現代金融又有把債務變成貨幣的能力，所以土地財政更爲複雜，但實際上它就脫胎於「鹽鐵官營」。
首先，鹽是生活必需品，鐵不光是製造兵器的原材料，也是重要的生產資料，搞農業不能不使用鐵製農具吧？
因爲鹽鐵的需求剛性，即使漲價，老百姓的需求量也不會下降，所以一旦實現壟斷經營，其背後暴利，可想而知。
其次，鹽鐵的生產，需要開礦山，以及特定的生產場所，所以只要控制住這些地方，就能實現壟斷。
再次，把稅含在鹽鐵產品的售價中，屬於間接稅，百姓痛感更低，屬於「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
暴利+管理方便+間接稅，對於缺錢的漢武帝來說，哪還有比壟斷鹽鐵更好的搞錢方式呢？
於是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將鹽鐵官營進行了制度化貫徹，自此之後，「壟斷性收入」成爲了帝國財政拼圖中最重要的一個板塊。
基於「鹽鐵官營」的經驗，桑弘羊又在全國推行「酒類專營」和「均輸平準」。
酒類是成癮性高的商品，需求也很剛性，武帝自然不會放過。
「均輸」則是通過在各地設置均輸官，把諸侯國上貢給中央的各類產品，就地賣掉，或者運到外地賣掉，這種無本萬利的買賣，民營商販根本無法與之競爭。
「平準」就相當於現在的中央收儲制度，比如豬週期，爲了穩定價格，國家會在豬肉價格低的時候，收儲凍豬肉，會在價格貴的時候，投放凍豬肉。
以上，漢武帝爲了滿足了帝國擴張和「大政府」的財政需要，也爲了彌補漢初「不收財產稅，只收人頭稅」的財政缺陷，開創性地使用了一系列財政工具，即使在今天，我們依然能看到這些工具的影子。
結語：
現在回到文章開頭所提的問題——
爲什麼漢武帝可以「集中力量幹大事」？
我認爲核心原因並不在於其制度設計有多麼巧妙，因爲這些政策既不是漢武帝的原創，後世也不少政權「抄作業」，但都沒有取得這麼好的效果。
漢武帝之所以能夠成功改革行政和財政，最大的因素在於他完成了個人的集權。
集權的前提，是對軍事的絕對掌握，這也要歸功於漢景帝對諸侯國的武力征服，到漢武帝時，就可以直接任用酷吏來鎮壓地方豪強，而絲毫不用擔心遭到反叛。
另外就是他利用軍功貴族和官僚貴族打壓並取代了世襲貴族，進行了權力的再分配，這也是經典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智慧運用。
權力結構和經濟結構的重新洗牌，意味着社會各階層的充分流動，這是一個國家欣欣向榮的表徵，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一個人都能看到希望，都認爲自己只要努力表現，就有機會獲得軍功，或是被「舉賢良」，從而進入帝國中樞，分享特權。
漢武帝的統治，顯然經歷過一段人人有希望、人人奮進的高潮階段，不然馬踏匈奴的功績和萬國來朝的偉業也實現不了。
然而帝國的經濟資源是有限的，民力終究有被榨乾的一天。
當帝國機器運轉失速，漢武帝再回頭一看，好傢伙，
百姓已然不堪重負了。
而當初用來向世襲貴族奪權的官僚，也已成長爲了新的特權階層，他們勾結商人地主，利用手中的壟斷權力，快速擴張家族財富。
官僚，取代了當年的諸侯和豪強，成爲了新的「帝國效率的損失」。
本篇完，下一篇爲《官僚是帝國的癌症》，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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