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貓外交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臺灣能否善用熊貓魅力緩和緊張局勢

在全球的外交場合中，中國的大熊貓一直扮演著獨特且重要的角色。最近，美國國家動物園宣佈與中國大陸政府達成新協議，一對成年大熊貓「寶力」和「青寶」將於年底運抵華盛頓。這一消息不僅在中美兩國引起了廣泛關注，也再次讓人們聚焦於「熊貓外交」這一特殊的外交手段。今天，我將從大熊貓的發現與喜愛，到中國熊貓外交的歷史和現狀，深入探討這一現象的來龍去脈及其影響。

熊貓的發現與喜愛

大熊貓乃中國國寶，其憨態可掬、溫順可愛，廣受世人喜愛。其發現可追溯至二十世紀初期，因常跑至村民家中舔鍋上鹽分，被稱為“食鐵獸”。清末，一法國傳教士在四川農民家中發現熊貓皮，覺其獨特，遂購之寄回法國博物館。博物館人士驚為天物，稱從未見此物種，乃科學新發現。此舉引發西方世界熊貓熱潮。

1936年，紐約設計師哈克利斯在四川捕獲一熊貓幼崽，偷運出境，展於美國各大城市，無不轟動。熊貓至芝加哥動物園首日，即吸引5.3萬人次，門票收入足以支付全年支出。當時，美國尚處經濟大蕭條時期，人們為一睹熊貓風采，不惜掏錢。

我曾有幸前往成都雅安的熊貓保護區親眼目睹這些可愛的熊貓，並與熊貓合影留念，保育人員只讓我跟未滿一歲的大熊貓合影，怕成熟一點的大熊貓會攻擊人類，那時候才知道原來熊貓也是有脾氣的。那次經歷不僅讓我更加瞭解大熊貓的生活習性，也讓我深切感受到熊貓對人類的吸引力。

熊貓外交的起源

對日抗戰時期，距珍珠港事件爆發約一個月，蔣夫人為了答謝美國援華聯合會（United China Relief）對國民政府的協助，曾贈送兩隻大熊貓，從重慶搭飛機到馬尼拉，再乘船至夏威夷，再經過一段有可能遭遇日本潛艇攻擊的旅途後抵達舊金山，最後是安置在紐約市立Bronx 動物園。

而大陸的熊貓外交始於20世紀70年代。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時，中美雙方達成協議，中國大陸贈送了一對大熊貓給美國，這對大熊貓被安置在華盛頓國家動物園，開啟了中美「熊貓外交」的序幕。

此後，中國政府先後向多個國家贈送或租借大熊貓，這些國家包括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等。通過熊貓外交，中國不僅增進了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還在國際社會樹立了友好和開放的形象。

熊貓外交的變遷

1984年，中國加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該公約嚴格限制了大熊貓的贈送和貿易行為。此後，中國調整了熊貓外交政策，將大熊貓的贈送改為租借，並以“研究型租借”的形式進行合作。這一政策不僅符合國際保護瀕危物種的要求，也確保了大熊貓在國外的生活品質和繁育研究。

根據現行的熊貓租借政策，中國向外租借一對健康的大熊貓，租借期通常為10年，每年的租金為100萬美元。此外，租借方每年要另向中方支付50萬美元的贊助費；而租借期間出生的熊貓幼崽所有權歸中國，幼崽在4歲前必須返回中國參與繁育。這一政策既保證了大熊貓的種群延續，也為中國大熊貓的保護和研究工作提供了資金支持。

因為這個政策的原因，這幾年中國大陸在外的大熊貓密集地回歸中國。2023年總共回去了17隻，2024年也差不多是這個數字。2024年初，中國大陸在外的大熊貓總數不到60隻。接連兩年回來30多隻熊貓，難怪國際上有種大陸在召回熊貓的感覺。但這兩年特別多，主要是原本疫情時間租借期滿要回大陸的熊貓，因疫情耽擱沒有回去，直到疫情結束後的這兩年才大規模回去。

熊貓外交的影響

大熊貓的到來往往會在當地引發巨大的「熊貓熱」。以法國的博瓦勒野生動物園為例，自從2012年引入大熊貓後，該園的遊客數量從每年60萬人次激增至200萬人次。熊貓不僅為動物園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也促進了當地旅遊業、餐飲業和相關紀念品產業的發展。

此外，熊貓外交還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意義。熊貓作為中國的友誼使者，促進了中國與租借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民間友誼。近年來，隨著中美關係的起伏變化，熊貓外交再次成為中美關係的晴雨錶。此次中國重啟熊貓外交，將大熊貓再次送往美國，表明了中方希望通過這一柔性外交手段改善和穩定兩國關係的意願。

熊貓外交在臺灣

2008年，中國大陸向臺灣贈送了一對大熊貓“團團”和“圓圓”，它們成為了兩岸友誼的象徵。大熊貓在臺北市立動物園的到來引發了極大的關注，遊客絡繹不絕。這對大熊貓不僅是兩岸關係的象徵，也在臺灣民眾中引發了廣泛的熊貓熱。

然而，熊貓外交在臺灣也經歷了諸多波折。從最初的申請到最終的引入，經歷了多次討論和審查。這不僅涉及到保育和動物福利問題，也牽涉到複雜的政治背景。最後木柵動物園是依據中國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辦公室核發的「野生動植物進出口許可證明文件」來辦理，比照過去台灣引進中國珍稀中藥材採行的模式，另外台灣回贈給中國大陸一對台灣長鬃山羊與台灣梅花鹿。

總結

熊貓作為和平與友誼的象徵，具有獨特的魅力。或許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善用熊貓的親和力和象徵意義，在保持自身立場的同時，緩和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穩定發展：

首先，臺灣可以舉辦更多熊貓相關的文化和教育活動，例如熊貓展覽、講座和親子活動，讓更多臺灣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瞭解熊貓的生態習性和保護工作。通過這些活動，增進兩岸民眾的互動和理解，從而減少誤解和對立情緒。

其次，通過熊貓的科研合作，臺灣可以邀請大陸的熊貓專家來台進行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這樣的合作不僅能夠提升臺灣在瀕危物種保護方面的科研水準，也為兩岸學術界提供了一個交流和合作的平臺，促進雙方在其他領域的互動。

再次，臺灣可以利用熊貓作為旅遊資源，吸引更多大陸遊客來台。熊貓的到來不僅會帶動臺北市立動物園的參觀人次，還能促進周邊餐飲、住宿等旅遊相關產業的發展，增進兩岸的民間經濟交流。

最後，臺灣媒體可以通過報導熊貓在台生活的點滴，向兩岸民眾傳遞友好資訊，營造和諧氛圍。這些報導能夠説明兩岸民眾看到對方積極友好的一面，減少敵對情緒。

通過這些具體舉措，臺灣有機會在保持自身立場的同時，善用熊貓的親和力和象徵意義，緩和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穩定發展。這不僅有利於兩岸人民的福祉，也為未來的合作與交流創造了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