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惟喆分享了秦暉教授講明治維新的影片，片長1個多小時，演講旨趣之一，日本明治時期（明治維新），以強大的外部力量，對中國文化帶來的影響，儘管中國的研究者不太願意談這段歷史。我認為秦暉不愧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他謙稱自己並非日本史的研究者，又不諳日本語（依憑細讀現今中國所有論述明治維新的論著及中譯本），但他仍然將明治時期的政治變革（回遡幕府晚期文人的思想狀況）以及清季以日本為師的思想現實融合得恰到好處。這種深入淺出的比較思想史的講題，加深了我對明治維新史的探索。
眾所周知，關於明治維新史的研究與論著，雖然不用汗牛充棟來形容，基本上只要你財力足夠，少則都能購上數百冊，作為研究的起點。不過，如果借用艾瑞克．霍布邦斯的說法，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英文專著就有一千餘冊。這個數量之大，令人容易打退堂鼓。換句話說，要做這方面的研究，你得先滿足這些客觀條件，了解前行者的學術成果，才有「資格」進入這個領域，拿到話語權。坦白說，我對於日本史的閱讀，僅僅停留在通史階段，從來不刻意聚焦在斷代史上，有些時候，我之所以把明治維新這個時期納入評述的範圍，只是出於對「翻譯與近代日本」互為文本的寫作需求。
這麼說，我並非要否定明治維新的研究者的成果，而是想提出另一種看法。任何有能力通讀日本史的研究者，他們都有各自的明治維新史觀，以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敘述策略來撰作「明治維新史」，直言之，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明治維新史觀（版本）。學者成書之後，就會尋求出版的機會。有些人天生運途不佳，又沒有人脈和裙帶關係可攀，被大型出版社拒絕（如黃仁宇《萬歷十五年》出書遇挫一樣）並不奇怪。其實，遇到這種情形，另覓小出版社或自費出版，這個問題都獲得解決的。
在我看來，與其糾結於自己的專書能否獲得著名出版社的青睞，不如致力於利他主義的史學論述，撇開個人的名利之心，多些對現實世界的關懷，將飽含感情的筆尖指向古今對照的歷史介入。我認為這種論述才有歷史的溫度可言，更有視病如親般的現實感。我進而大膽地推想：設若我們在讀史與讀書之間都能愉悅地找到這種溫情脈脈的流動，嚴寒之冬來臨時，或許就不會手腳冰冷了。（2024年9月25日）
延伸閱讀：
姜尚中《維新の影----近代日本一五○年、思索の旅》（集英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