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惟喆分享了秦暉教授講明治維新的影片,片長1個多小時,演講旨趣之一,日本明治時期(明治維新),以強大的外部力量,對中國文化帶來的影響,儘管中國的研究者不太願意談這段歷史。我認為秦暉不愧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他謙稱自己並非日本史的研究者,又不諳日本語(依憑細讀現今中國所有論述明治維新的論著及中譯本),但他仍然將明治時期的政治變革(回遡幕府晚期文人的思想狀況)以及清季以日本為師的思想現實融合得恰到好處。這種深入淺出的比較思想史的講題,加深了我對明治維新史的探索。
眾所周知,關於明治維新史的研究與論著,雖然不用汗牛充棟來形容,基本上只要你財力足夠,少則都能購上數百冊,作為研究的起點。不過,如果借用艾瑞克.霍布邦斯的說法,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英文專著就有一千餘冊。這個數量之大,令人容易打退堂鼓。換句話說,要做這方面的研究,你得先滿足這些客觀條件,了解前行者的學術成果,才有「資格」進入這個領域,拿到話語權。坦白說,我對於日本史的閱讀,僅僅停留在通史階段,從來不刻意聚焦在斷代史上,有些時候,我之所以把明治維新這個時期納入評述的範圍,只是出於對「翻譯與近代日本」互為文本的寫作需求。
這麼說,我並非要否定明治維新的研究者的成果,而是想提出另一種看法。任何有能力通讀日本史的研究者,他們都有各自的明治維新史觀,以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敘述策略來撰作「明治維新史」,直言之,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明治維新史觀(版本)。學者成書之後,就會尋求出版的機會。有些人天生運途不佳,又沒有人脈和裙帶關係可攀,被大型出版社拒絕(如黃仁宇《萬歷十五年》出書遇挫一樣)並不奇怪。其實,遇到這種情形,另覓小出版社或自費出版,這個問題都獲得解決的。
在我看來,與其糾結於自己的專書能否獲得著名出版社的青睞,不如致力於利他主義的史學論述,撇開個人的名利之心,多些對現實世界的關懷,將飽含感情的筆尖指向古今對照的歷史介入。我認為這種論述才有歷史的溫度可言,更有視病如親般的現實感。我進而大膽地推想:設若我們在讀史與讀書之間都能愉悅地找到這種溫情脈脈的流動,嚴寒之冬來臨時,或許就不會手腳冰冷了。(2024年9月25日)
延伸閱讀:
姜尚中《維新の影----近代日本一五○年、思索の旅》(集英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