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碼頭工人的靜寂與繁榮：從魏明毅老師的觀察談起

看完魏明毅老師的靜寂工人之後，讓我深入了解當時基隆碼頭工人當時的情景，在這本書上看到我親戚的影子，我親戚是在跑貨運的司機，長時間得在車內，往返宜蘭縣各個地方，我小時候因為家人沒有時間開車在我出去玩，親戚看我無聊就帶著我，展開跟車生活，開車的過程當中，有幾項東西吸引我注意，擋風玻璃前有從檳榔攤買來的七星香菸、幼仔檳榔、兩罐鐵鋁罐的伯朗咖啡、兩個塑膠杯，裡面還有檳榔汁，還有在開車之前已經打開的車內收音機，頻道會固定在地方電台，電台的內容相當有趣，會播放台語歌，偶爾還會有賣鍋子、賣保肝丸的廣告。那時候的我來說，窗外的風景總是能讓我在車程中不睡著，但是對我親戚來說，他每天經過的路、擋風玻璃外的風景千篇一律，難免會覺得無聊，甚至想睡，上述提到的那些不起眼的物品，檳榔、香菸、伯朗咖啡等，或許不只是為了提神，更是與長時間在外的孤獨有關。對比書中的李正德，同樣是職業貨車駕駛，李正德車內也有香菸、檳榔、青草茶，檳榔汁放一半的塑膠杯等，前方掛著無線電的對講機，在開車之前會將電源打開，調頻在固定的頻道上，對李正德來說，在車內的孤獨感和疲憊感，就作者的觀察，這些物品不單只是提神而已，更與長時間需要在碼頭等待貨櫃下來有關。

從日治時期到1990年代，台灣經濟發展快速，當時候的台灣經濟相當好，有一句台灣俗語是這樣說的：「台灣錢，淹腳目」，讓許多年輕人想要出去外面闖盪看看，只要努力，就一定會賺錢。書中的李正德、林清水也跟這群年輕人一樣，年輕時在基隆碼頭打拼，貨物進出碼頭相當頻繁，貨主為了求自家貨物能獲得優先處理，致使在商船和倉庫之間裝、卸、搬的工人、貨運司機，多少能拿到小費、外快、獎金等，這些不同來源的額外收入經常高於本薪，有一位工人這樣說：「民國六十二年的時候，錢有多大，我才國中畢業沒多久，有一個月領三萬多。」而且在身處國際港的基隆，相較於其他島上住民，應該最先看到國外來的舶來品、稀奇商品等，在碼頭管理不嚴格的時代，許多工人家裡展示櫃上或多或少陳列著來自船上的商品，或許能夠代表當時他們在碼頭上的繁榮世界，同時也代表年輕力壯的他們與外面資本主義和經濟繁榮的意象。

當基隆港經濟繁榮時，碼頭工人充滿了豐厚的薪水，間接改變了當時候基隆港周邊店家，開始出現小吃店、茶店、卡拉ok等行業興起，每當這些工人下工之後，便會到小吃店、茶店吃飯、應酬、找小姐等，每天的夜生活相當精采，小費、餐費、酒水費的錢花的如水一樣，對碼頭工人來說，這些錢隔天透過貨主給的小費就能賺回來，也絲毫不在乎了。當時在基隆的飲食娛樂產業，在市街小吃攤通常是由當地女性或碼頭工人所組成，茶店和卡拉ok的從業者，多半是由經濟困難的外地女性組成，源自於配偶或自身的債務，或者階級複製，隻身攜帶的小孩進入到陌生的港都。

    在課堂上「胡台麗-台灣農村小型工業發展及其經濟文化基礎」提到，1950年代，台灣進入進口替代的時期，以進口原物料的方式供應國內市場，接著到1960-1970年代，由進口替代轉變為出口替代，外銷導向的出口政策影響台中林厝地區的發展，因外在因素（政府政策轉變），使林厝地區出現許多小型工廠，同一時間，在基隆港的碼頭工人正是如此，因政府政策使得基隆港碼頭貨船、卡車不斷進出，整個港二十四小時不斷有貨物進出，使貨櫃車司機在那時能夠掙得相當不錯的薪資，到了1990年代，因為經濟不景氣的關係，基隆碼頭出口量下降，貨櫃車司機的薪水也因碼頭貨櫃減少的關係而變少，如同下段所說，因工作量減少的關係，在碼頭工作的男人會認為他們的面子掛不太住（可能是大男人主義的關係），以往他們會認為只要賺錢就可以養家，卻疏忽家庭間的關係，李正德就是其中一個經典例子。

當時候的碼頭工人們，認為養家這項工作，只要寄錢回家就盡到做為一家之主的責任，男人在外頭應酬打拼，對李正德來說是件在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是1990年代後，基隆港碼頭貨物進出狀況不理想，經濟狀況逐漸走下坡，小吃攤和茶店不再高朋滿座，李正德只好回到家裡，因為受到基隆港經濟狀況的影響，導致開契約車的他不再接到大量貨櫃，以往要跑到凌晨兩三點才能回到家的他，現在晚上五六點就回到家，與家人的互動冷落，回到家洗完澡之後與家人吃飯，餐桌上只出現零星父母評論新聞內容的聲音，與正與青春期的兒子互動幾乎是零，李正德回歸到缺席已久的家庭，無法在負擔請客費用、去茶店費用時，讓李正德落入失能、甚至無能的處境。年輕時的李正德，為了工作選擇在外打拼，賺了一大筆錢後，卻忽略了家人和兒子，連妻子因為李正德和茶店小姐選擇在一起而離婚。年輕的他和現在的他有著明顯對比，我覺得年輕的李正德有種我覺得自己很厲害的感覺，但是逐漸年老的過程當中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讓我想起做工的人這本書，裡面描寫的年輕小夥子、工人也是認為自己很厲害，但是在這背後其實是為了掩飾自己無知、虛偽的那一面。

  在文中可以看到，「像個男人」對於當時後碼頭工人相當重要，一種男子氣概的文化意象，簡單來說，是男生的理想狀態，督促男生自己如何成為有價值的男生，而工作賺錢可以形塑男人的意象，但因爲政治經濟結構變遷，像個男人的意象和社會關係逐漸鬆動，使得碼頭工人在面臨快速變遷的社會變動中顯得無比失落。

  我們可以思考，當一個人失業的時候，會用何種眼光看待他？以靜寂工人來說，會用責備的角度看他們嗎？當他們落入貧窮或底層社會時，當代社會可能會直接貼上「不夠努力、不夠上進」的標籤，永遠撕不開，作者也指出國家選擇向新自由主義懷抱轉變經濟政策的同時，把這些勞動者甩開離這個環境，甩開之後，制定各種輔導法規、措施，但不是因為碼頭工人無能而失業，而是國家在追求新自由主義的時刻，碼頭工人擁有的技術、技能被取代，以至於他們變成現今樣子。

基隆港的興起與沒落的過程也許太過於迅速，幾乎快到文中的年輕人還沒有理財意識，基隆港就已經逐漸沒落，作者以深描看見基隆碼頭工人的故事，作者透過工人生命故事，描繪出更大的意義結構，也可以從生命故事看見政治經濟結構，國際產業鏈巨大的變動之下，消失的不只是靠港船隻、工作，更是過去碼頭工人、攤販、茶店阿姨以情感聯繫的網絡，在新自由主義之下的席捲甩出人們的視線，成為不願再被提起的基隆，大環境進步之下，許多人看見世界繁榮的一面，但有許多城鎮卻因此衰微，可以思考為何大環境的進步我們一定得犧牲少數某些人，基隆港沒落的錯並不在本身，但這是誰的錯，無人曉得、無人說得清，我想作者深入調查基隆港之目的應該是想要提醒我們以基隆港之例子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