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主任離開後的第三週。
我收到了他的 LINE 訊息。
不是文字——是一張照片。照片裡是一杯咖啡。
拿鐵。白色的杯子。拉花是一片葉子的形狀——不是很精緻,但看得出來是手沖的、用心倒的。
咖啡旁邊有一本書。封面朝上。書名我看不太清楚——好像是一本日文翻譯的散文集。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窗戶。
照片的右半邊是一扇窗戶。窗外是陽光。不是那種刺眼的正午陽光,是下午三點左右、斜斜灑進來的、溫暖的、帶著金黃色的光。
光線打在咖啡杯上,在桌面留下一個淡淡的影子。
很安靜的一張照片。
配文只有一行:
「今天準時下班,接了小孩去公園。回來泡了杯咖啡。原來正常生活長這樣。」
我盯著這張照片看了很久。
不是因為構圖好看或者咖啡誘人。
是因為那道光。
下午三點的陽光——我已經很久沒看過了。
我的下午三點在哪裡?在辦公室。在舊大樓四樓那個窗簾永遠拉著的辦公區裡。
不是因為外面沒有陽光。是因為——螢幕反光。
嚴副總說過:「窗簾拉開螢幕會反光,影響工作效率。」
所以窗簾永遠是拉著的。我們在白天的辦公室裡使用日光燈。一種慘白的、均勻的、沒有方向感的光。
下午三點和凌晨三點在辦公室裡看起來是一樣的。
你永遠不知道外面是什麼天氣。除非你去上廁所——廁所的窗戶沒有窗簾。
許主任的照片裡有陽光。
那道陽光像一條分界線。線的這邊是正常生活。線的那邊是——我現在的日子。
我把手機放下。
然後拿起來。又放下。又拿起來。
想回點什麼。
打了幾個字。刪掉。又打了幾個字。又刪掉。
最後我回了:
「看起來很不錯。」
四個字。
因為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說「真好」?聽起來像敷衍。說「我很羨慕」?聽起來像自憐。說「你做了對的選擇」?聽起來像我在承認自己做了錯的選擇。
許主任秒回。
「你也值得這樣的下午。」
我看著這行字。
然後——
手機震動。群組通知。
嚴副總:「今晚 8:00 產品 review。v3.2 的 release candidate 要在這週五前凍結。各位確認一下自己負責的模組狀態。」
八點。
我看了一眼時間。下午三點十二分。
距離八點還有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後我會坐在會議室裡,聽嚴副總逐條追問每個模組的 Bug 清單。然後十點散會。然後改 Bug。然後十一點。十二點。不確定幾點回家。
許主任的照片還開在手機上。那杯咖啡。那道光。那本書。
「原來正常生活長這樣。」
我把照片關掉了。
不是不想看。是——看了之後更難繼續坐在這裡。
那天的 review 開到十點半。
嚴副總的狀態比前幾週好了一些——不知道是因為營收有了什麼好消息,還是因為他已經學會在恐懼裡維持日常。
他逐一點名。
「哲遠,VLAN tagging 模組的狀態。」
「目前還有兩個 open issue。一個是 VLAN trunk 在特定 switch 上的相容性問題,另一個是 VLAN priority 的 QoS mapping 在高流量下偶爾會 mismark。」
「什麼時候能關掉?」
「第一個預計週三。第二個⋯⋯需要用客戶的 switch 實測,要協調時間。」
「週五之前。」
「⋯⋯我盡量。」
「不要盡量。要做到。」
他的眼神掃過我。停了半秒。然後移到下一個人。
以前許主任在的時候,這種場面他會接過去:「這個問題我跟哲遠在 pre-review 已經討論過了,第二個 issue 的瓶頸在客戶端的 switch 配置,不是我們的 code 問題。我會去協調。」
一段話。三十秒。把壓力消化掉七成。
現在沒有人接。
嚴副總的問題直接落在我身上。我自己回答。自己承受。自己消化。
review 結束後,我在座位上坐了一會。
打開手機。
許主任的照片還在聊天記錄裡。
我又看了一眼那杯咖啡。
下午三點的陽光。
現在是晚上十點四十分。
那個星期裡,我不自覺地開始注意時間。
不是「現在幾點」的那種注意——是「此刻別人在做什麼」的注意。
下午三點。辦公室裡。
我在 debug 一個 firmware 的 memory leak。console 上的 log 不停往上滾。free memory 的數值一直在掉——每隔三十秒少幾 KB。
我盯著數字。
然後想到——
許主任現在大概在泡咖啡。或者在公園陪小孩。或者在看書。
小芳呢?她離職之後去了一家台北的外商。她的下午三點可能在一個有落地窗的辦公室裡開會。有陽光。有咖啡機。有準時下班的同事。
老鄭呢?聽說他去了一家做工業電腦的公司。薪水高了兩成。加班少了一半。他的下午三點可能在寫他喜歡的韌體,不用擔心有人因為一篇 FB 貼文來找他麻煩。
小凱呢?他離職之後考上了公務員。他的下午三點可能已經在準備五點下班了。
每一個離開的人,都有了自己的下午三點。
而我的下午三點——
永遠在舊大樓裡。窗簾拉著。日光燈亮著。console 上的 log 在跑。
free memory 還在掉。
星期四。
午休的時候我去了茶水間。
小張在裡面。一個人。站在飲水機旁邊。
他手裡拿著一個紙杯。杯子裡是即溶咖啡——茶水間那種三合一的。
「你也來泡咖啡?」他看了我一眼。
「嗯。」
我拿了一包三合一。撕開。倒進紙杯。加熱水。
三合一咖啡的味道——甜膩的、人工的、帶著一股奶精的化學感。
我想到許主任照片裡的那杯拿鐵。手沖的。有拉花的。
小張好像看穿了我的表情。
「怎麼了?」
「⋯⋯沒什麼。在想一杯咖啡。」
「茶水間的咖啡能想什麼?」
「不是這杯。是⋯⋯許主任傳給我的一張照片。」
「那張下午三點的?」小張說,「他也傳給我了。」
我看了他一眼。
「你什麼感覺?」
他喝了一口三合一。臉皺了一下——不知道是太燙還是太難喝。
「你知道嗎,」他把紙杯放在飲水機旁邊,「我看到那張照片的第一個反應不是羨慕。」
「那是什麼?」
「是生氣。」
「生氣?」
「對。生氣。不是對老許生氣——是對自己。」他靠在牆上。「我生氣的是,為什麼他能走我不能。為什麼他能在下午三點泡咖啡,我只能在茶水間喝三合一。然後我又生氣自己在生氣——因為這不是他的問題,是我自己的選擇。」
他停了一下。
「你看過那種 A/B testing 嗎?同一個 user base,一半人看到 A 版本,一半人看到 B 版本。我們跟老許就是 A/B test。同一批人。同一個起點。一半選了留下,一半選了離開。現在結果出來了——B 版本的 conversion rate 明顯比較高。」
他又喝了一口。
「但 A/B test 的問題是——你沒辦法 rollback。你選了 A,就是 A。除非你⋯⋯重新跑一次實驗。」
他看了我一眼。
「但要重新跑——你得先承認這次的結果是失敗的。」
回到座位。
我把許主任的照片又打開了一次。
咖啡。陽光。書。
然後我做了一件事——我把照片存到手機的相簿裡。
不是為了紀念。
是為了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正常生活長什麼樣。
因為在地獄事業部待得越久,你越容易忘記「正常」是什麼。
你會以為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是正常的。以為週末加班是正常的。以為老闆半夜傳訊息是正常的。以為妻子的沉默是正常的。以為兒子問「爸爸明天還要上班嗎」是正常的。
你的 baseline 被重新校準了。
就像一台溫度計。如果你長期把它放在四十度的環境裡——它會開始以為四十度是室溫。
許主任的照片是一個 reference signal。它告訴我——
二十五度才是室溫。
你以為的正常,其實是發燒。
那天晚上。
review 結束。十點十五分。
我在停車場發動車子。
打開手機。想了三秒。然後傳了一則訊息給許主任。
「老許,你那杯咖啡是用什麼豆子?」
他隔了十分鐘回。
「衣索比亞 耶加雪菲。淺焙。酸度比較高,但尾韻很乾淨。你有興趣可以來家裡喝。週末?」
我看著這則訊息。
週末。
嚴副總上週說了:「這幾週是衝刺期,週末可能需要到。」
「可能需要到」在嚴副總的字典裡等於「你要到」。
我回了:
「我看看。」
三個字。
跟我對太太說的「我盡量」一樣的重量。一樣的不確定。一樣的——大概率不會實現。
許主任沒有再回。
他懂。
他在這裡待了三年。他太懂了。
我開車上國一。
收音機裡主持人在放一首老歌。
我沒有在聽。
我在想那杯咖啡。
一杯咖啡的距離——
從地獄事業部到正常生活的距離。
看起來很近。只是一杯咖啡。一道陽光。一本書。一個準時下班的下午。
但實際上——
它很遠。
遠到我連「週末去喝杯咖啡」都沒辦法確定。
車窗外是新竹的夜。
冬天的風把路邊的樹吹得歪了一邊。
這座城市永遠在吹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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