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論知識的不正義：《花漾女子》如何拆解社會對女性的惡意

《花漾女子》為艾莫芮德・芬諾（Emerald Fennell）首次編導的劇情長片，電影以輕鬆的喜劇風格包裝一則塵封已久的暗黑罪行。導演艾莫芮德・芬諾在介紹這部作品時表示，她希望觀眾「在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會為自己的笑聲產生罪惡感」。在這部雜揉了愧疚感與歡鬧情緒的電影裡，究竟講述了什麼樣的故事？

片中，曾被大家認為很有前途的女主角凱茜，因為過去發生的一場神秘事件，使其仍陷入當時的陰影中。她並沒有如他人所預期那般，走上順遂的人生，直到三十歲仍與父母同居，平日在咖啡廳裡做著兼職工作。每當夜晚來臨時，她便會換上一身性感的戰袍，到酒吧假裝成酒醉的女子，等待著意圖不軌的男子前來搭訕。

電影一開頭，凱茜醉倒在座位上，酒吧裡的男人們在一旁竊竊私語，意味深長地說道：「那女孩害自己陷入危險」。對於性侵者而言，這個世界實在是太過方便，因為即使罪行發生了，每個人都會幫助他檢討被害者。這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情景，彷彿在每個深夜裡都會上演的相同戲碼：喝到不省人事的女人、「撿屍」的男人，男人先是會上前假意關心，接著便連哄帶騙地將女人帶回自己的住處⋯⋯，即使不繼續敘述下去，觀眾都心知肚明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在面對酒醉性侵的段落中，片中設計了一個反套路的情節：當凱茜被帶回陌生男人的住處後，男人準備強行侵害她，這時凱茜卻正經地從床上坐起，嚴肅地說：「我問你在幹嘛？」在這個情節中，它翻轉了獵人與獵物之間的關係，看似是被男人們所覬覦著的獵物，實際上卻是掌控全局的獵人。

電影中除了呈現「狩獵男性」的復仇女人形象外，也展現了在社會上被認肯為「好男人」（nice guy）的多重樣貌。他會是在女人喝醉時，貼心地上前詢問是否需要幫忙的好人。雖然聲稱要將對方護送回家，實際上卻言行不一致地將女人送回自己住處。千篇一律的是，當這些人的意圖被發現後，他們都會辯稱自己是個「好男人」。整體社會也默許他披著羊皮的善意──將陌生女人帶回家，是因為擔心她的安危；強上陌生女人，是認為自己與對方都有感覺。

電影中呈現的另外一種好男人，是會在約會時尊重女性的身體界線，對待女友時用情專一，甚至擁抱被主流社會貶低的女孩流行文化──聽到芭黎絲・希爾頓（Paris Hilton）的歌曲時會一同高歌。這種好男人也會是在婚前結婚派對上，拒絕脫衣舞女郎的誘惑，維護著與未婚妻間的信任關係。但他們可能在年輕時犯了「一點過錯」──在大學派對上強迫喝醉的女孩發生性關係，又或是在犯罪現場中進行錄影取樂。這些好男人的出現，也警告了女性在這社會上所需承擔的隱性風險：他可能會是你枕邊最親密的好友，同時也會是犯罪者（共犯）。

導演艾莫芮德・芬諾認為，在這部電影中，並未出現真正的壞人。真正應該被批判的應是長久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結構。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在《知識不正義》（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一書中，將知識不正義分為兩者：第一是「證言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第二是「詮釋不正義」（hermeneutical injustice）。

首先就「證言不正義」的概念來說，聽者會因為考量到認知者的身份，而降低他話語的可信度。在哈波．李（Harper Lee）所著的《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中，黑人青年湯姆被誣指性侵白人女孩，而評審團基於對種族的偏見，最終判決湯姆有罪。

片中酒醉女孩的證言，同樣被視為是不可信的。負責處理性侵案件的律師坦言，只要在這些女孩的社交帳號上，找到一張在派對狂歡的照片，基本上就沒有人會相信她。於此，遭受到侵害的女人，若是想要他人採信於她，就必須當個完美的受害人。她必須沒有酒醉的歷史，不參加派對，同時還要衣著保守，不能引起他人的遐想。即使這項性侵案件曾通報給學校主管，院長卻坦言，每年這種案件多到不可勝數，而她不能讓這些事件影響到「年輕人的未來」。諷刺的是，這裡所指的「未來」，指的是「性侵者（男性）」的未來，「受害者（女性）」本身是沒有未來的。

第二種知識不正義，則為「詮釋不正義」，意指在現有知識體系的缺漏下，使得認知者難以言說自己所遭遇到的經驗。而當他嘗試要表述自己的遭遇時，也會因集體詮釋資源上的差距，使他人無法理解自己的處境。比方來說，在「性騷擾」的概念還未被提出時，社會缺乏理解發生在受害者身上的事，而受害者本身也難以解釋自己的遭遇。在片中，當凱茜一一拜訪曾參與過事件的人物時，多數人卻不把此當一回事。當集體社會漠視受害者的經歷時，她所受到的傷害是被大眾所忽視的。

《花漾女子》為一部別出心裁的女性復仇記，不同於以男性為主體的復仇電影，崇尚以最直接的暴力解決問題，該片透過籌劃一場縝密複雜的計謀來達成主角的目的。導演形容，這部電影會像是你遇到了一位很棒的約會對象，當他邀你到家裡作客時，進門的下一秒，他便會猝不及防地將門反鎖。

艾莫芮德・芬諾透過《花漾女子》開啟一場寧靜革命，電影要求觀眾必須要直視罪行，正視那些看似合理的不合理之處。只有當我們正視暴行，才能開始改變現況。最後，米蘭達．弗里克也提醒我們，在對抗知識不正義之時，需具備「反偏見的德行」（anti-prejudicial virtue），透過「反身性」（reflexive）的思考，藉以消解知識體系上的認知偏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