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東亞史第一講：近代史的結構

對於近代史的定義，我們往往因循西方學術界的普遍認知，認為「近代」的源自英國工業革命以及法國大革命。這樣的認知雖然因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而普遍適用於全世界，但對於非西方地區的人來說，這套歷史發展的過程不僅有時差性，甚至在近代的發展過程中也往往有別於西方地區的發展模式。因此，當我們在觀察非西方地區的「現代化」發展時，不能只是把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直接產物(如工業化、都市化、現代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度、帝國主義)視為可靠的指標，而應該回歸到每個地方特有的脈絡情境，藉以說明究竟是什麼分裂了我們視為「古代」或「傳統」的那個時代，並且持續的宰制的我們現代人的那個「宿命」。這裡我們不得不採用義大利哲學家貝尼德托‧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1866-1952)的歷史認識論中的粗淺看法，將一切歷史知識的建構都視作「當代性」的產物，也就是說，那些促使我們重新爬梳歷史並將歷史帶入內在理解的過程都是由當代人藉由當代經驗加以重新尋找、重新理解且重新論述的。當我們重這樣的歷史認識論出發時，便要如此問到，如今宰制著我們的現實宿命究竟為何?我們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去重新爬梳那些對我們來說充滿意義的過去事實?同時，有沒有一套有限但明確的架構可以幫助我們統整那些散亂在我們意識之內缺乏秩序和紀律的有關過去的知識?

要完成上述問題的定義，我們首先就要確認「我們」這一認知主體的範圍在哪。很明顯的，對於我們今天的這一堂講義的內容來說，我們的認知主體即是當代的台灣公民。然而，僅僅只說台灣公民或許會讓人誤以為是具有合法「中華民國」身分證的「國民」，卻忽略了在我們這一堂超越「純粹知」的課堂內，還具有認知主體的實踐意識對過去之知識有意義的組織和理解。因此，在這堂課程正式開始之前，我必須先為這一知識建構行動的基本「立場」作以下清晰的定義：我們這一「台灣人」的認知單位，不只是生活在台灣這塊地理上的人們，而是一群將台灣做為一追求獨立自治之共同體的理念而行動的人們所作出的各種知識層次上的行動主體。

有了對認知主體的清楚定義之後，我們就能更進一步通往對過去知識的統整、理解以及架構一有效認知範圍。正如同本課程的主題所揭示的，我們企圖從台灣人的角度來整理、理解及認識近代東亞的歷史知識和發展脈絡。如果從克羅齊的認識論出發，以及稍前我們對歷史認知主體的定義來做考量，那麼接著我們便要確認究竟近代東亞與當代台灣人(共同體的實踐)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現實與過去之連結。首先，我們要先意識到至今仍然困擾著台灣政治共同體實踐的乃是一種存在隨時將會覆滅的威脅，這一威脅則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以「至古以來之領土」宣稱擁有台灣之主權，並且以經濟和武力不斷侵擾著台灣人自日本殖民時代萌芽、中國國民黨獨裁時代明朗化乃至民主化以後逐漸奪取國家機器主權的「台灣民族共同體」。這樣一個從萌芽到漸漸成熟的民族共同體發展史同時也是我們做為實踐意義上的台灣人的「現代之宿命」。於是，這裡我們已經知道了台灣認知主體的「近代史之起點」，也就是從日本帝國殖民代台灣透過殖民地行政機器區分了「身為殖民者的日本人」以及「身為被殖民者的台灣人」開始，而對於台灣人來說在近代東亞中的「主要他者」則有日本帝國以及來自東亞大陸上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和中國共產黨政權，台、日、中成為台灣人的東亞近代史上的三大主角，而作為「經典現代性」(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直接產物)的西方諸國成為了這部英雄史詩背後若隱若現，卻又充滿決定性的眾神。台灣共同體在這樣的近代環境中不斷地與外部進行鬥爭與融合至今，而對於「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這樣的現實(當代)精神理念貫串了此一辯證過程，成為了台灣人認識近代東亞發展的「軸心」，並且成為了這場歷史知識建構立成背後的「終極因」，繼續主導著台灣共同體對此一信念的追求。

以上我們已經對近代東亞史這門學問所要處理的課題範圍和內容作了界定和描述，簡單總結，以台灣為中心的近代東亞歷史，其起源於日本帝國形成之時(約西元1860年代至1945年)，同時歷經了大清帝國的覆滅、中國國民黨崛起、中國共產黨取得東亞大陸政權、冷戰時代以及蘇聯政權倒台後的東亞新變局，而鎖定的焦點主要在台、日、中三「者」之間的互動，而其餘的國家、世界局勢或者「非政治性」之因素則作為補充觀察或者視詮釋之必要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