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仿犯》菅田將暉帶你打開創作者的潘朵拉盒子：創作不夠寫實，那就親身體驗吧

《魔仿犯》的主角是由才正宣布與小松菜奈結婚的菅田將暉出演，他在電影裡飾演一位無名漫畫家山城圭吾，性格規矩忠厚，擁有一身畫功卻總是被嫌「創作不夠真實」：

一直被這樣批評的圭吾，就在某天替上司外出取材，描繪夜晚住家即景作為素材時，意外成為了一樁四人滅門慘案的第一目擊者。他撞見了血案現場，也看到了凶手的面孔。這讓圭吾的「靈感噴發」──殺人犯的模樣、犯案現場的實際經驗樣樣完備，提供了圭吾創作所欠缺的真實感。他如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一般，向警方聲稱沒有看到凶手，在事後以此案為原型，畫出了一部暢銷的連續殺人犯漫畫《34》。

而原本滅門案的凶手兩角（深瀨慧/ Fukase 飾演）看到漫畫後非常興奮，發現《34》的主角竟然與自己極為相似，以為有人能了解自己的心聲。他便跟著後續漫畫的情節，「模仿」主角匕首，在相似的地點，用同樣的殺人手法重現《34》裡的幾樁殺人案。

這部犯罪驚悚電影，有它劇情血脈賁張的刺激；但在類型電影的包裝下，裡頭揭露的是人性與對創作的深層叩問：創作，一定要是經驗的延伸嗎？沒有實際經驗，能不能創造出附有真實感的劇情／角色？

喜愛小說、電影、戲劇的人肯定非常在意每一個角色的細節，從穿的衣服、說的話，到整部作品的劇情走向，都一定要符合角色的設定與個性。剛出社會的大學新鮮人、菜市場的攤販；性格剛烈抑或懦弱的人，他們在整部作品裡面的抉擇與作為，都不能脫離自身的身分太多（即便脫離，劇情也要給個說法）。

因此我們會看到許多的創作者說，他們常常從日常生活裡觀察人事物，作為創作的素材，或根本就是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致使他有靈感、想法，完成手上的作品。富有真實感的作品，才能引起讀者共鳴。

然而這便產生了一個問題：藝術創作者如果只能依照各自的生活經驗，將經驗「再現」成為作品才具有說服力，那麼所謂作者不就僅僅是經驗的奴隸？如同《魔仿犯》中的山城圭吾，因為沒有經歷過犯罪、殺人的場景，就無法創作出具有真實感的犯罪懸疑漫畫。這樣看來犯罪懸疑題材的漫畫家不是全都得去犯案，就是只能競逐彼此人生經歷的豐厚；沒有異於常人的人生，就沒有令人懾服的作品。

粗略地看整部電影似乎是對創作者的質疑：現實總比你的創作還要像小說。如果藝術創作只能「反映」社會（因為沒有經歷就無法讓人相信），那麼作品不就成為了現實世界的複製品。這樣我們似乎就不需要小說、電影與戲劇了，直接去閱覽現實世界的歷史、新聞資料就好，因為那才是所謂的「真跡」。

但當電影《魔仿犯》的劇情來到警方發現所有破案的線索全都斷掉時，電影情節悄悄推翻了上述「創作只能是現實的贗品」的疑慮──山城圭吾「創作」的漫畫竟成為了尋找凶手身分的關鍵。

漫畫《34》的第一樁殺人案是圭吾親眼見證才能畫出來的滅門慘案沒錯，但後續的第二樁深山殺人事件，則是圭吾基於自己蒐集的歷史犯罪檔案，所創造出來的情節，然而殺人犯兩角卻也同樣「完美重現」了這本該虛構的犯罪場景。這時小栗旬飾演的清田警官覺得事有蹊蹺：這明明是一個沒什麼人住的偏遠深山，為何犯人卻如此熟悉這個地點？為何犯人知道漫畫中毫不起眼的站牌在山路的哪裡，能選在這犯案還成功逃逸？

這時原來圭吾的漫畫從再現經驗，成為了「預言」。圭吾在畫完目睹的滅門慘案後，他總沒那麼好運再遇到另一個凶殺案讓他照抄吧？於是他便查閱歷史資料，發現了某個偏遠山區的小村落，因為村民信仰邪教，認為家庭要「四人」才完美，所以會棄養多餘的小孩。

圭吾便賦予凶手殺害四人家庭的動機：他假定凶手可能就是被丟棄的小孩，因此才會對幸福的四人家庭產生殺機，而第二起深山殺人事件的地點，就設立在這個山村附近。不料，出自漫畫家的假設，卻恰巧就是凶手兩角的背景──他真的出生自這個會棄養孩童的偏遠村落。因此當漫畫以山村為背景舞台，兩角一眼就認出第二起事件發生在自己出生的地方，便駕輕就熟地在現實裡重現這場殺人案。

劇情走到這便有趣了起來：究竟誰是模仿別人的「模仿犯」？漫畫家看見凶殺現場，「模仿」凶手的手法與樣貌，再現成作品；凶手與漫畫家創作的人物產生共鳴，「模仿」虛構世界裡的殺人場景。漫畫家與凶手的關係變得複雜，模仿與被模仿者彼此交織，成為故事與事件中的一體兩面，如同電影裡兩角對圭吾說的，漫畫與現實凶殺案的呼應，是他們的「共同創作」。

而且圭吾筆下的「角色」也真如平時小說家或演員說的，角色（物理意義地）「活了過來」。我們常常聽到演員或創作者接受訪談時，都會說有的時候為什麼要寫出這句對白、為什麼要多做一個不在劇本裡的動作？是因為他認為依照故事情節、角色背景，這個時候角色只能這麼做，是「角色」自己在說話──劇中的兩角，是圭吾筆下的角色，卻也是現實世界裡，活生生的殺人犯。

《魔仿犯》有趣的地方在於雖然是犯罪驚悚片，預期會看到犯罪手法的過程，抑或是如洋蔥般層層剝開的複雜動機，但情節卻意外上演著「創作者 vs. 角色」兩者是如何相互影響，甚至作者筆下的角色不受控制地溢出，在現實世界裡「生長」出來。

至於漫畫家圭吾的另一個潘朵拉盒子，則是當兩角找到他憧憬的圭吾老師時，對於後續凶殺案的手法、場景，給出了身為殺人犯的建議，而我們的漫畫家，竟也受到角色「真實想法」的誘惑，把兩角提供的情節畫了下來。

老實說作為一個犯罪驚悚片，《魔仿犯》有滿足視覺上對犯罪現場的震撼或要求，甚至音樂與情節的緊張刺激也搭配得很好。然而我覺得如果你是此類型的愛好者（又極為細心），可能會覺得手法、凶手的來龍去脈等等，好像可以再多說點什麼，因為電影就是點到為止而已（像是犯案為什麼都要把人綁起來？凶手停留在現場「享受」的理由或過程是什麼？他怎麼逃脫的？）。

但我覺得這部片反倒在很多細微的地方，都有一些有趣的、似乎能夠額外解釋的象徵意義。比如有人可能會直接地認為，結尾是漫畫家圭吾跟凶手彼此相互影響，導致原本忠厚單純的漫畫家「魔化」了。然而我認為結尾並非漫畫家的魔化，比較接近象徵層次的「殺掉自己創造的角色」，終結這蔓生的一切。這也與本部片的英文名稱「Character」頗有吻合。當然，電影最後他們兩個人疊在一起，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也代表漫畫家與凶手之間的關係，是一體兩面，彼此交織、複雜存在的體現。

《魔仿犯》還有一些如自我認同的議題，存在在圭吾與兩角身上。作為有夢想的創作者，圭吾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沒有才華的漫畫家，依靠兩角才大紅大紫，他可以肯定自己是有才能的嗎；作為被山村遺棄的小孩，兩角並沒有戶口，電影裡也留下伏筆，他是誰？他真的叫兩角嗎？這些問題也許是替後續留下伏筆，或每個人有不同答案，就留待大家去電影院自行體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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