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數字與看不見的人性｜從信號論談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北部的計算文化（五之五）

雖然北義大利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視覺藝術對現今的藝術家仍有重大的影響，但是這整個地區在十四、十五世紀的政治局勢其實是非常動盪不安的。這一方面意味著文化學者、經濟學者、政治學者對這段期間的北義大利歷史的評價會有非常大的歧異，也意味著當時的社會結構其實是非常不穩定的。

到底，當時北義大利在十四、十五世紀時的政治局勢有多複雜呢？

由於在十二、十三世紀就已經有不少人文主義者在北義大利登場，所以西歐學者在這方面掌握的相關資料頗多，論述也多，在此試以體制特性來觀察其局勢發展。

關於體制對政治決策的影響其實是個需要好好論述的題目、不過當時的北義大利除了威尼斯共和國發展較為平穩外，其餘的城邦國家的政治體制多有各種發育和運作不良的問題，無法透過政治機制好好解決各種社會問題。

在此，由於篇幅和網路讀者的耐心所限，我們先挑出佛羅倫斯的政治體制上和其他城邦發展最為不同的地方，加以討論，也讓本系列的探討有一個初步性的結論。

就如同其他中世紀的北義大利城鎮一般，佛羅倫斯的鬥爭是環繞著敵對家族領導下展開，而根據歷史學者布魯克（G.A.Brucker) 的研究，這些集團雖然被稱作parties (政黨），組織卻非常鬆散而無目的，而且人事不斷在變化當中。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種鬆散的組織方式會在北義大利流行，多少折射出當時這個地區缺乏強大的政治權威，加以商貿活動發達，促成市民組織起來爭取各種權利並且反抗統治權威。

當然說到這，就不得不提到西塞羅這位在羅馬共和時期與凱撒爭鋒相對的雄辯家，佛羅倫斯在對抗封建貴族統治的階段，也曾經將西塞羅也被早期的佛羅倫斯人選為（佛羅倫斯）共和主義的象徵，並尊其為國父。

不過，了解羅馬共和到羅馬帝國的歷史讀者就應當明白，羅馬帝國政治體制的基本藍圖是由凱撒（Julius Caesar）所設計的，而雄辯滔滔的西塞羅（Cicero) 對羅馬共和政治體制所出現的問題其實沒有什麼概念，所以，早期的佛羅倫斯政府在設計政府體制時，就像興建聖母百花大教堂時一樣，雖然大膽有新意，但其實也為後來的管理者設下了重重難題。

(下圖為凱撒（左）和西塞羅（右）的半身像。）

其中，最早出現的紛爭當屬親教皇派（即圭爾夫派）和親皇帝派（即吉柏林派）之爭。

佛羅倫斯雖然基本上是親教皇國的城市，但其對宗教信仰的看法相當多元，而且市民對致富相當渴求，所以連帶地很重視商業權力。在這種情況下，封建大家族的成員經常被視為豪門，是一般工商業者所不喜的對象。

兩派相爭至西元1282年有了新的轉折，這時親皇帝的吉柏林派被擊敗、權利被剝奪，平民（popolo，又稱波波洛）政府再度掌權。這個政府由兼具政治、軍事功能的同業協會代表所構成，其中以大商人、匯兌業、醫生和草藥商協會、絲綢業、毛織品、皮毛商、律師和公證人等七大協會為核心，在各自的協會中推選委員，並且為了防止獨裁所以任期都很短（基本上只有兩個月），主旨在讓所有平民都有機會擔任政府職務。

不過，這種過度反抗統治權威以及害怕強人獨裁的心態，最後卻造成佛羅倫斯在憲法上依舊強調共和，現實中卻頻頻爆發各種暴力事件。

當然，佛羅倫斯是當時義大利最有影響力的文化中心，不僅出產藝術家、也是許多詩人、散文家、政治理論家與歷史學家的故鄉，自然會有人意識到這種政治架構的缺陷，也會有人想設法解決這種局面，只可惜像這樣的設計問題，就像本系列第二篇中所提到的聖母百花大教堂一樣，除了需要一個願意潛心思考的腦袋，提出一個解決方案，還要獲得充分授權，而以當時佛羅倫斯的狀況，要滿足各種不同「小圈圈」的權力慾，並不容易。

在這種情況下，佛羅倫斯開始出現非常獨特的「圭爾夫必勝信念」（Guelph triumphalism），並且出現了「圭爾夫黨」。圭爾夫黨雖然和協會、行會一樣也是半自治的組織，卻已經與現代國家政黨的形式很像，有一定的意識形態，不過其不主張藉由政黨輪替，而是主張藉由公共權力來控制選民。

圭爾夫黨為了貫徹其主張，開始偏離了平民政府藉由頻繁的「職位輪替」來達到各種派系或小圈圈的共識的共和精神，並開始試圖操縱各個職位的候選人的名單。

那麼，圭爾夫黨又是如何操弄選舉的呢？

基本上，西元1282年形成的平民政府是由許多委員會組成的，而這種委員會在西元1343年之前都是由選舉產生的，但後來多改由抽籤所決定。至於，抽籤的方式也不複雜，就是針對每一個職位製作一個小袋子，裡頭存著有資格任職的市民的姓名牌，然後在良辰吉日時從中選出一個名字，賦予其職位。

雖然在概念上這個程序並不複雜，但在實務上卻因為非每個市民都適合所有職位，而有些市民卻可能同時適合許多不同的職位，因此政府不得不採取許多複雜的防範措施來確保名單可以順利產生。

很諷刺的，正是這些複雜的防範措施讓圭爾夫黨得以操控選舉的結果。他們發現，雖然無法控制抽籤的結果，但是透過嚴格的審查，他們可以控制通過審查的名單，確保袋中的名單都是自己人。

如果先不論圭爾夫黨這種作法的正當性，我們可以從圭爾夫黨的這種操作方式，發現當時的佛羅倫斯人已經對機率相當有概念了。

也正是這種操作方式，後來佛羅倫斯的各委員會成員都開始有了「圭爾夫地位」，都是「圭爾夫黨」認可的人選，也讓後來的柯西莫梅第奇有了全面掌控佛羅倫斯政府人事的機會。

在這種情形下，本系列第一篇所提出「為何柯西莫會在權力巔峰時被判流放」的問題也獲得了解答。儘管多數藝術史、經濟史學者都認可柯西莫梅第奇是位賢明的領導人才，帶領佛羅倫斯開創了和平而繁榮的年代，但是其（在十五世紀的）領導方式並不符合佛羅倫斯在十二、三世紀所主張的共和精神。

這也讓我們不得不面臨民意調查以及信號論的一個根本問題——雖然信號論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和民意調查有關的相關政治與社會問題，但卻無法真正幫助我們解決一些與政治體制相關的問題。

比如說，當一個「小圈圈」中的民眾對於某個議題的看法就像十三世紀時的教皇派（即圭爾夫派）和親皇帝派（即吉柏林派）一般呈兩極對立的態勢時怎麼辦？

按照一般的共和理念，讓意見不同的團體選出各自的代表，再讓代表們在大會中討論出方案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道。如「圭爾夫黨」般刻意排除不同意見者並不可取，但是，如果我們發現在一個選區中的政治局勢因為各種因素鬧到兩方難以取得共識的地步，「圭爾夫黨」的作法似乎又是不得已中的辦法。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認識到，在一個對立嚴重的小圈圈中，測量不同民意的支持度，並無法真正解決各種階級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所謂「少數服從多數」，只是暫時壓抑在選舉中落敗一方的不滿情緒罷了！

就如同蘋果公司創辦人史提夫賈伯斯所經常強調的，「消費者往往無法真正知道自己可以有什麼選擇」，而提供消費者更好的選擇既是企業的生存之道，也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同理，如果選民無法想像更好的選擇，提供選民更好的方案既是候選人的生存之道，也是候選人的社會責任吧！

（以下為創作部分。）

儘管拿特鴨要求伯納羊和臭屁牛為自己卜一份藥方，但結果卻令他大失所望。

「我是經過重重考試才取得卜藥資格的。」伯納羊表示：「除非是在特殊狀況下的義診，我不會輕易免費為民眾或官員卜藥。」

「這份藥方是供政府決策、研究之用。」拿特鴨表示。

「公文呢？」伯納羊很神氣地質問，

「我稍後補上。」拿特鴨也很有信心。

「等你把公文帶來時，我就為你卜藥。」伯納羊強調：「我一切依法辦理。」

拿特鴨嘆了口氣，對臭屁牛說：「我已經盡力了！」

「我也已經盡力了！」臭屁牛氣噗噗地宣布：「從現在開始，我不吃土豆了！」

「那怎麼行！」拿特鴨大驚失色：「這樣一來，會有很多機器不能運轉。」

「我不管！」臭屁牛表示：「總之，我需要休息一陣子，你去想辦法找合適的對象與我進行職位輪替吧！」

推薦參考書籍：

統治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 作者:Samuel E. Fi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