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學習雜記③：「史乃冊」

在漢字圈的歷史初期，還沒有所謂「寫字」的那個時代，有什麼跟現代人的寫字或作文意涵比較類似的用法？《尚書》裡面，有「作冊」或「作書」這樣的用法。

 「作」、「冊」、「書」這些字，很早就有了。「作」、「冊」是殷商的甲骨文，「書」是西周早期或中期的金文。甲骨文跟金文的寫法如下：

左邊是作(乍)，右上是冊，右下是書。出處：小學堂

現在當然不知道當時的「冊」、「書」到底長什麼樣子，連尺寸材料也很難確定，總之不會是在紙上表格上寫字這樣的景象。3000多年前的人類，是動手做出什麼類似土著圖騰的東西來也說不一定。

為什麼完成「冊」、「書」這樣的東西，是用「作」，而不是用寫？不妨換個方式來理解，以英文為例：

1. To keep a diary
2. To execute an (legal) instrument

白話講，(1)是寫日記/日誌，(2)是寫借據、契據之類的法律文書，這些動作簡單看都是在紙上寫字、簽字，不過因為寫的東西本身才是內涵所在，所以寫字又不只是寫字而已，像日記/日誌是為了某種個人或事務目的規律記錄，所以用保持keep，法律文書則會構成債務之類的各種複雜關係，所以用簽訂/執行execute。

時人習慣還有認為怎麼表達、傳達語意才清楚是一回事，但較書面、文言的理解上，這兩個英語用法可以歸類在「作(文)」這樣的動詞(動作)，譬如說作成法律文書、作成日誌。 

從這角度來看（如果沒錯的話），「冊」或「書」在殷商、西周當時，很可能是一項別有意義的「文書作業」項目，雖說此「文書」作業非現代的文書，可能是作一塊木板/泥板/獸皮？作一件手作、圖騰或裝置藝術似的大型工藝品？

雖說現在很難想像是什麼，不過《尚書》的〈金滕〉篇，有一段「史乃冊」的典故，倒是可以讓現在的人對「作冊」或「作書」的上古情境，稍微多點感覺。

故事是這樣的。

周武王打敗紂王後，好景不長，過兩年就破病，而且好不了了。於是，弟弟周公主張開壇向祖先三王：太王、王季、文王拜拜，問事情要怎麼辦。

問的事情有若干重點，像是「以旦[周公]代某[周武王]之身」，說的是武王破病若是祖先們因為有「責于天」而要武王這個長孫上路，其實武王並不像周公自己那麼「能事鬼神」，不妨讓周公來替長孫武王擔，讓他來擔對國運、祖先都更好；另外還跟祖先下願，「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讓我們用卜龜結果來決定我怎樣就怎樣，或要不要事情交代給我。

結果「卜三龜，一習吉」，周公禮成奏樂（「啟籥」），趕緊宣布散會以免變卦、被翻盤，並把結果「見書」，說「王其罔害」，王這樣不是災，而且「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年幼的成王會重新獲得祖先加護，但「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而這要時間，這之前得要交代給一個人。這一個人當然是周公自己了。

一行人開壇拜拜問事情時，在場跟著周公一起拜拜的「史」，也把這些祈求的話作成「冊」這個東西，就是「史乃冊」。周公將「冊」收藏起來，備查。

武王不殃民地歸西了，成王繼位，攝政的周公，跟其他弟弟起了矛盾，還被說其實他是擋了成王的福祉，成王怎麼會好？成王也不好做人。終於，周公不得不說，「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摸摸鼻子閃人。

果然，那一年收成、天氣出問題，大家難免想，真是周公擋路的關係？後來成王跟屬下把收藏在廳堂的資料找出來看，才知道周公當初開壇（關係人大會）現場都有跟祖先、上帝問清楚、講清楚，看了當時開壇大會的議事紀錄便知，叔姪才化解了矛盾。 

有意思的是，如果當時沒有這些「冊」的紀錄可供備查，周公會怎樣？成王跟屬下會信他嗎？事情會好辦嗎？有「作冊」、「見書」這樣的手續到底有什麼差別？這方面，不妨以前幾年新聞鬧很大的2018年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事件為例，為了釐清校長選舉的爭議：

2018年2月9日，為釐清遴選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教育部第7次行文臺大：要求臺大敘明「提會討論事項」的議決方式，例如多數決、共識決或其他方式？有無經委員書面或電郵確認？

會議紀錄對於組織治理的重要性可見一班。

當時的「史」在某些方面可能跟後來的法人/組織的書記、公司秘書 (corporate secretary) 角色可以類比。書記、公司秘書這樣的角色在組織團體裡面，一方面是替治理者做事，一方面也有些公共的地位，像是負責替組織團體保管跟執行大家開會作成的會議記錄之類，如此一來，視組織的章程辦法，組織團體當中的各人做事有個底，治理高層做起事來也可以安心點，並不是什麼組織的行為都是董事長、理事長之類的治理者角色一張嘴說了算的。

從「史乃冊」典故來看，周人的「史」最早可能也有發揮一點類似的職能：替周公這樣的實際治理者辦事，同時也是替宗法/宗廟這樣的組織，作成及管理某些具公共性質和效力的「文書」紀錄。

根據這樣的詮釋（如果不是超譯的話），一方面，都說周人「制禮作樂」，重視典章，是跟三不五時就捉龜來剝甲求卜、捉奴來砍頭人祭的迷信商人的一大差異，從西周有「作冊」或「作書」這樣的用法，確實更能看出一些這方面的演進。

另一方面，周人的「史」發揮了類似現在組織/團體法人秘書的職能，可見類似的「現代概念」早出現在歷史的最初期，如今則是接續、連續的發展。都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這樣的事或許合情合理，也要有《尚書》這麼早的文本才多了些實感。

《尚書，金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