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賦予最後時刻不成比例的意義，把它看得比先前的互動更重。我有一個病人的太太是跟他講話講到一半時驟逝，他們當時正為他沒分擔洗衣家務起爭執。「她死的時候正在生我的氣，覺得我擺爛。」其實他們兩個一直很恩愛，婚姻生活人人欽羨。這種口角要是發生在平日，他們會一笑置之，但因為這是他們最後的對話，便成了難以釋懷的傷痕。

在最後的日子，茱莉更常在晤談時睡著。如果說在此之前，這像是讓時間靜止在我們共處的時刻；它現在則像預演死亡，「體驗」沉入寂靜但不懼孤獨的感覺。

「最過不去的總是差一點，是不是？」她有一天下午說：「差一點就得到什麼。差一點就有孩子。差一點就照不出東西。差一點就沒有癌症。」幾乎達到目標卻失之交臂，比一開始就不放手一搏更令人難受。我在想有多少人因此卻步，沒去追求人生中真正想要的東西？

和茱莉最後一次晤談那天，我們沒有上演感人肺腑的「大結局」。她最後跟我說的是牛排：「天哪，現在要是能吃牛排，我什麼都幹。」她的聲音虛弱得幾乎聽不見：「不知道我會去哪裡，但那裡最好有牛排。」然後她睡著了。

——摘自 蘿蕊．葛利布 Lori Gottlieb 《也許你該找人聊聊》